初中现代小说的解读和教学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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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现代小说的解读和教学策略
初中现代小说的解读和教学策略
初中现代小说的解读和教学策略
专题讲座
初中现代小说解读与教学策略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姜峰
在西方，小说与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故事等一起被称为虚构作品（fiction），就传统意义上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散文（与诗的韵文相对而言）的形式讲述故事（叙事）。
小说是一种“集大成”的文体，它包含了诗歌的真挚和抒情，散文的洒脱和自由，戏剧的凝练和冲突……而它自身又具有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环境设置典型的审美特色，再加上精妙的语言、独特的构思，小说具有了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
读小说，就是读社会，读人生，读心灵。
我们在鉴赏小说的时候，既要“走进去”，融入感情的体验；又要“跳出来”，进行理性的分析。
因此，中学语文中的小说教学就不仅是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
一篇小说的解读是否有终点？
如何选用适当的设计才能实现小说课堂的有效教学？
这些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今天，我们从几个关键词入手，来探讨在新课标指导下小说教学应该关注的几个着力点。
人物与生活
叙事总是与人有关的，小说总是要写人的活动、思想与情感的。
尽管有的小说写的对象是某类动物或妖魔鬼怪，这样的小说叙述对象仍然是拟人化的，仍然可以视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小说主人公。
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真人，其生命是一种艺术生命，只存在于文学特殊的艺术空间之中。
作者往往是创造了一个关于真实的人的幻觉，这种人物的生命是作者用文字赋予的，作者通过他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一种认识。
或许小说中的人物是有其原型的，但原型不能于小说中的人物相等同。
象《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我”就不能看成是鲁迅本人，这是作者讲故事的一种技巧，营造出一种仿佛亲身经历的氛围。
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塑造是小说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技艺。
作家往往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一种是通过直接描写的办法写出这个人物的外貌特点甚至是心理特点。
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在小说开头介绍鲁镇的咸亨酒店时的第一句话中就表述出来了：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
一个落魄的穷书生形象用极少的语言极为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取名字这样的事情在小说创作中也是很有讲究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很有帮助。
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名字正蕴含着他生活和性格的某种特点，阿Q的无名与无姓其实是他在未庄这个世界上一种存在状态的反映。
言谈举止是塑造人物形象很有力的技巧，通过精心选择的字词句表达出来，以表现出这个人物内在的性格。
“窃书不算偷”、“多乎哉？
不多也”这两句话几乎就是孔乙己的代表，表现出的是这落魄穷书生的略显可笑的心理和他对“之乎者也”的近乎本能的迷恋。
人物行为及其后果构成事件，一个事件往往是小说中基本的一个叙述单位。
小说就由这些叙述单位构成完整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安排人物的活动。
《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由八个事件构成。
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就构成情节。
关于小说的情节，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一种含义是情节指对一系列事件的艺术性安排，它关涉到小说叙事中的艺术技巧。
相同的材料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孔乙己》中的八个事件都是围绕着“我”的所见所闻来编排的，真正要描写的主人公却是孔乙己。
另一种含义是情节也可以理解是按照艺术家选择的特定的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
英国作家福斯特曾对“故事”与“情节”作了这样的比较：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伤心而死”是情节。
两者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两个事件之间是没有逻辑的，而后者的两个事件之间有了“伤心而死”这一特定的带有情感评价的逻辑。
在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小说的编排方式基本上有两种：
或按内容散见于各专题性的单元中，或按文体构建完整的小说单元。
教材有不同的编排目的，学生有不同的学情，这些都会影响具体课文课堂学习目标的制定。
但是作为小说这一固定的文体，在教学上应该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连接小说和生活的联系。
小说是写人的，写人的遭遇和命运，心理和情感，写人的生存状态，而这个人的经历、情感、性格和命运都是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的。
也就是说小说通过塑造人物达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
那小说又是如何塑造人物的呢？
是借助于情节和描写。
我们分析小说中的情节和各种描写的手法，品味小说的语言，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而认识了小说中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认识了生活中的一类人；读懂了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就是看懂了社会的一个侧面。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七至九年级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各版本的教材编写者在小说单元的概说中纷纷通过文字向我们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
小说教学应该以人物为中心，借助人物形象去了解生活，探寻生活的本质。
从社会历史视角对人物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因为文学在本源上就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的情貌和精神。
文学作品与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作品中反映的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等都属于社会的范畴,都在社会历史的审视范围之内。
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感受和分析作品意蕴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规范和局限。
因此不能满足于一种视角、一种方法的运用,而应该多侧面,多纬度地分析出作品的更丰富的意蕴来。
现代解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由三种地位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文学活动的主体或对象——作者、文本、读者——构成的对话体系。
因此,除了社会历史视角,还可以从文化视角、心理视角、人类学视角等等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把握。
比如从文化视角看孔乙己,这个人物就不仅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意蕴,而且表现了对整个封建文化的批判意蕴。
不仅批判了旧文化,而且具有新文化的启蒙意义。
茅盾说“鲁迅写此文时,文化上的反动势力极为猖狂,但鲁迅不取那时当权有势的文化反动派作为典型,这又表现了鲁迅对于当时反动派的蔑视——预知其必无前途,并为他们的前途勾画出一张嘴脸,即孔乙己”。
叶圣陶作为一个教育改革家,他以其职业的敏感认识到这篇小说抨击旧式教育的意蕴。
他说,《孔乙己》是在“表现旧式教育的不易发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读书人的失意和姿态”。
而作者鲁迅则以其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家的特有内涵从中见出了呼唤人间温暖的意蕴，《孔乙己》“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人的凉薄”。
中学教材中的《百合花》,如果变换一下观照作品的角度，也可以领略到另一种意蕴。
在《百合花》特有的描绘人生的氛围中，随着“借被”冲突的巧妙淡化，随着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如姐弟般的相知，除了军民关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感到这是人生两个相近的阶段在靠拢和衔接。
“借被”成了一个契机，而纯净、挚爱、憧憬、甜美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不妨将之合称为人生的早期阶段。
小说后半部分面对小通讯员的死，新媳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惊愕、悲痛、压抑、悔疚、愤恨这一系列有层次的情绪发展背后，我们看见了新媳妇的心理历程。
在小说最后，新媳妇一反常态，近似粗暴地“劈手夺过被子”给小通讯员盖上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正是经过这一层层的变化发展，新媳妇不再是那个尽咬着嘴唇笑的沉浸在爱情之中的美神了。
战争给了她磨难，她在磨难中成长了，进入了人生的成熟阶段。
小说就这样，通过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性格相近的人物的互补，使我们感到人生的成长，人从竹林走向爱情，走向战火，在愈来愈不轻松的生活中，在欢笑和眼泪、希望和憾悔、挚爱和忿恨中，由早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成长。
据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百合花》除了前面所述的“时政习俗”意蕴和超越“时政习俗”意蕴之上的歌颂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情谊之外，还存在另一层次的意蕴，即，人生的成长。
它创作于1958年，放到那个时代看，属于最佳短篇小说。
它写“儿女情、身边事”，与当时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流文学思想既“合群”（否则这篇作品发表不了）又“疏离”（因为她痛感文艺界动辄搞大批判，人际关系很冷漠。
通过回顾战争年代人际关系，由此获得暖暖的慰藉），后来作家也因此遭受批判。
叙事与真实
生活中很多讲故事的人喜欢用这样的话开头：
“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这是典型的想在故事中营造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的例子。
许多小说也故意营造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甚至直接说明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地点。
在历史小说中，人物甚至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的批评家，一般而言，面对一篇说明了真实的场景与年代的小说，人们很难不去将小说与现实联系起来。
熟悉鲁迅生平的人都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找到他的故乡浙江绍兴这一城市与周围的城镇，他的许多小说发生的地点都名为S城。
拿《孔乙己》里写的鲁镇来说，喝的黄酒、吃的盐煮笋、茴香豆都很容易使人想到绍兴附近一个真实的镇。
其实，准确地讲，这种联想对理解小说的艺术性没有太大的帮助。
从绍兴现今的咸亨酒店那每日骆绎不绝的旅游者可看出，小说的读者乐于在现实中发现小说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场景。
这也是小说阅读的一种乐趣。
在现实生活中到达小说描写的环境一游，或者干脆认识小说作者描写的小说主人公的模型，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件有吸引力的事。
正因为如此，鲁迅和沈从文用自己小说的水乡世界和湘西世界，甚至为故乡的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确实，小说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和现实之间似真非真的关系。
叙事文的真实性在西方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术语来加以表述，即再现（摹仿）。
再现与希腊人古老的艺术理论——艺术摹仿现实——一脉相承，是西方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艺理论。
“再现”考察的不是故事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真实性的对应关系，而是故事内在的逻辑。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只猴子翻一个跟斗就能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你肯定是不相信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信服这种奇迹在这部小说中还不算什么，而且你觉得这种描述在整部小说中是真实的。
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不可能是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进行的。
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现实无关。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时代的作家在各自的小说中“再现”的现实是迥然有异的。
因此，叙事作为艺术，又总是与虚构、想象等人类的艺术行为有关，它的人物、事件、情节与场景总是被塑造与想象出来的。
我们并不怀疑一个当代的小说家能够写一本关于唐代的人的小说，也没有理由怀疑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能够写关于二战的小说。
在一些小说中，象历史小说，甚至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家确实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是，小说中真实的信息，并不象一本历史书中的信息，至少，它是次要的。
这恰如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看成是真实的历史，不能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看成是历史中的曹操一样。
1、从叙事学的角度打开小说教学的新视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它的本质特征是“叙述与虚构”。
有了“叙述与虚构”的意识，我们就会跳出小说的故事层面，进而关注到小说的叙述层面，关注小说中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结构等方面。
首先，关注叙事视角与叙述者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是作家在用语言讲故事，但小说中讲故事的人与作家本人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在一个叙事行为中，重要的不是故事内容，而是故事内容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即叙事的方式。
叙事方式取决于多种因素，叙述人的安排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叙述人的安排对于作家来说，往往是小说艺术的核心课题之一。
鲁迅在《孔乙己》中安排的叙述人“我”是一个儿童，这个儿童在小说中甚至比较冷漠。
显然，这个“我”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为了服从于小说所要表达的意旨而安排的。
小说通过对叙事人不同的安排形成不同的叙事视角。
比如阅读《祝福》，我们思考一下：
小说的叙述者为什么选中“我”?
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小说虚构的关键所在。
简单来说“我”作为叙述者的独特性在于“我”是一个生于鲁镇又离开了鲁镇的有着进步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
在这一出悲剧里“我”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在场者；“我”直接面对了祥林嫂最后的日子,见证了鲁镇众人对祥林嫂的嫌弃、排斥和冷漠；“我”的心理感受、自我反思考验着、提醒着读者的良知；“我”的软弱、动摇、妥协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在唤醒与救助底层民众方面的无奈和力不从心。
由叙述者“我”对祥林嫂的态度作为阅读的切入口,我们可以打开多层面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最终读出鲁迅先生的深刻用意。
如果我们联系鲁迅弃医从文中的“幻灯片事件”,联系到那个“看与被看”（日本同学、鲁迅、幻灯片里的看客以及被杀头的人等等）结构中的独特位置,联系到“看与被看”作为鲁迅小说中的一大原型，我们完全可以说,由《祝福》所开启的阅读还未完成。
在《孔乙己》的研究与教学中，人们早已注意到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的选择等叙事技法。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选材上具有唯“我”所用的优势，作者可以依据叙事写人与表情达意的需要，任意截选材料而不受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的限制。
《孔乙己》正是以“我”在咸亨酒店的见闻截取孔乙己的生活片段加以摹写的，这样有利于作品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同时也打破了小说叙事的传统结构形态，使其由“时间链”式变为“横截面”式。
小说围绕“我”的“笑”和“我”看到的“笑”来叙事，叙事的关键在于孔乙己在带给别人“欢笑”的同时却遭受别人“取笑”这一事实留给读者的思考。
这些“横截面”，“笑”出了科举制的毒害，“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作品丰富的主题。
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是孔乙己的“可鄙”与“可笑”。
“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鄙、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爱”，同时也看到了“掌柜主顾”们的“可鄙”与“可笑”——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
鲁迅意在集中笔墨摹写“掌柜主顾”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嘲讽与冷漠。
这样，在“看/被看”的二项对立中，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就使全作品形成了“看客”看孔乙己，“我”看“看客”，作者看作品一切的独特结构。
其次，重视叙事的细节描摹。
小说创作离不开细节描摹，小说教学也必须重视对细节的分析，引导学生从细节处品尝小说创作的艺术美。
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最初的介绍便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唯一”表明了孔乙己的“与众不同”，而一“站”一“穿”却揭示了他的本质特征：
穷酸——站着喝酒表明他“穷”，穿长衫表明他“酸”；他的“穷”导致了他的“酸”，他的“酸”更加剧了他的“穷”，正因“又穷又酸”他才是“唯一的人”。
这是白描，可刻画人物又这么细致入微。
又比如，人们习惯于把文中“好喝懒做”的叙述作为作者批评孔乙己的口实，从而借此评价主人公，却忽略了一个叙述细节：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这只是听说而已。
作者在文中实际要表达的是：
孔乙己有着与世俗评价不同的“从不拖欠”的“好”品行；这一方面是为后文叙事作铺垫，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对孔乙己的肯定与喜爱。
又如，《百合花》中“穿针引线”的叙述技巧；“我”的两次忆故乡在作品中各有什么用处；小通讯员的“忸怩”和新媳妇的“忸怩”，同一词出现于不同人物身上；小说中中秋节的、圆月的安排设计；也可以提问“为什么她坚持要补那个洞”？
这些教法建议都是从细节处品尝小说的美。
2、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小说叙述语言。
首先是言外之意。
小说是作者用叙述的方式所创造的“第二真实”,包括语言的真实、叙述的真实、人为的真实。
小说家的许多真实的意图往往就隐含在小说语言的言外之意中。
而言外之意恰恰是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比如小说《祝福》，在“我”的视角观察下,面对祥林嫂亡夫失子的痛苦,鲁镇的人们持何种态度呢?
教师要教会学生体会其言外之意。
例1：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
”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这是一种偏离语用规则的言外之意。
祥林嫂所说的是她日夜不忘的悲惨故事,在小说中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陈述事实,更多的是为了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哀、痛苦和自责。
对于这种言外之意,鲁镇人是接受的、理解的。
开始时,大家都陪着祥林嫂掉眼泪;；但当这个故事已被人咀嚼得毫无味道时,人们便不再给予其同情和共鸣,而是开始了例1中出现的抢白、打断。
这种“打断”违反的是语用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原则”,表达的言外之意也是很明显的——你不要再烦人了,讨厌死了。
这类句子在小说中大量出现,如柳妈的“祥林嫂,你又来了”等。
透过这类句子,我们可以体味到鲁镇民众那种缺乏尊重与同情、自私又冷漠、令人寒心的人际关系。
例2：
①祥林嫂,你放着罢！
我来摆。
②祥林嫂,你放着罢!
我来拿。
③你放着罢,祥林嫂!
“你放着罢!
”这是一个祈使句,传达的是一种使动、指令、企求的意义。
但在具体语境下,其言外的语用意义也很明显：
你的行为是伤风败俗的,不配干这活,“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第③句的变序倒装更添急迫、紧张、严厉斥责的意思,充分体现出四婶唯恐自己说晚了一步,让这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动了祭祀的东西,得罪了祖宗,给家里带来不幸的急迫心理。
正是这一声大喝,不啻致命的一击,彻底摧毁了祥林嫂的心灵救赎的希望与勇气,将她推向了无底的精神深渊。
因此,与其说祥林嫂之死有个外在的凶手,不如说她是死于精神的自戕,死于精神救赎希望的彻底毁灭。
而这些,只有通过揣摩小说语言的言外之意才能深刻地体会到。
其次，加强语言运用的细致分析。
小说就是印着文字语言的一本书，别无其它。
因此，分析作品就必须克服长期存在的小说语言艺术分析程式化、肤浅化的弊端，落实在具体的文字语言运用。
比如对动词的分析，在教学中细化对动词选用的分析能剖析出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使学生更爱上小说课，更爱读小说。
在《孔乙己》中，动词运用最为传神的应该是“排”与“摸”两个字。
作品中孔乙己有两次付酒账，前一次是“排出九文大钱”，后一次是“摸出四文大钱”，这一“排”一“摸”，分别摹写出了孔乙己不同境况下的不同心态。
可以用来表示付账的动词有很多，取、拿、掏、抛、扔、撂、抓、掼、扣、摆等，作者都没有选用。
为什么呢？
不妨分别加以分析。
孔乙己前一次付账的境况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为了向“短衣帮”显示这种“阔绰”，“排”字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取、拿、掏”则缺乏形象感，无法表现他付账时的动态与心态；用“抓”字则他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大钱；“抛、扔、撂”则与他爱钱的脾性不符，他很难有钱，有了钱也不可能这样潇洒；用“掼”字则他不可能有如此的豪气；“扣、摸”则明显与当时情境不符。
似乎“摆”字与“排”最接近了，但“摆”不能表明动作的结果或样态，“排”则既有“摆”之意，又形象地摹写了状态：
摆成一排——这就把孔乙己有了两个臭钱后摆阔的心理写活了。
由此，更见孔乙己的“可笑”与“可怜”。
孔乙己后一次付账的境况则是穷途末路，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因为没有现钱很久没有到咸亨酒店了，但为了了却临死前的“一口”，明知会遭到别人取笑，还是到了咸亨酒店，在“看客”们的嘲笑声中“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好长时间才攒够了“四文大钱”，并且放在“破衣袋里”，又坐在地上，囊中羞涩、行动不便，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这时显然没有了“排”的底气：
一个“摸”字摸出了他的尴尬与无奈。
还有很多小说理论和语用知识都可以进入中学的小说教学，创新教学内容，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地汲取、消化,使其融化成为一种血肉相连的意识与视野,从而“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在每一个小说文本的具体阅读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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