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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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
顾朝林1，王恩儒2，石爱华3
（1.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2.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地理系, 西雅图;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最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又开始对经济地理学产生兴趣，“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应运而生。
首先介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 理论框架和方法，综述西方地理学家对所谓“新经济地理学”的评价，最后概述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以及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解。
关 键 词：
“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K90-06; F119.9
经济全球化使区域经济地理学重获新生。
过去10年人们目睹了对“新经济地理学”有趣的争论。
一方面，由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西方大经济学家（包括W. Brian Arthur, Masahisa Fujita, Anthony J. Venables, Michael Porter 等）开始对地理学 （空间） 的产生浓厚兴趣，并将其引入 （主流） 经济学，他们在“重新发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工作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来临[20]；另一方面，地理学家对最近经济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发展并不满意，认为经济地理学已经或将要陷入危机与困境之中[31, 2]。
很显然，当代的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心境一样，都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来拓展他们自己的学术空间[29, 7, 51]。
1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密切。
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发现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
例如，1826年杜能就在其名著《孤立国》中生动地描述了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
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杜能理论的基础上，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1929）、克里斯泰勒 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9]以及廖什的《区域经济学》[31]又复活了长期存在的德国区域理论学派。
作为德国区位理论学派真正的继承者，从70年代开始区域科学在区域科学家艾萨德的倡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其他的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36]和卡笛尔[20]也开始在空间联系方面研究经济学。
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比如在20世纪，经济地理学受到许多经济学说的影响，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极和区位理论 、凯恩斯的商务循环模型、米达尔的积累因果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
然而，经济学与地理学并不是建构在一个科学的系统之中。
长期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地理学采取抵制态度。
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经济学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而且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从来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家总是借助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试图在地理学之外来解决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学家似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与地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关系”[34]。
他们对地理学的一点点兴趣仅仅来自于少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如Myrdal和Kaldor）。
但从80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突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
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
此后，他又在《发展：
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26]、《自组织经济学》[27]和最近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1999） 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
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22]。
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波特也认为：
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39, 40]。
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Anthony Venables[51]、Masahisa Fujita[15, 16]、W. Brian Arthur[3]和Bruhart[6]也加入了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
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详见Dymski [12]；Ottaviano and Puga[37]；David[11]；Schmutzler[41]）。
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
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的经济学中来。
2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
根据马丁的观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2个重要主题，即：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34]。
在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3个基本的假设条件。
最近，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的兴趣又开始复兴 （如Buchanan and Yoon[8]），克鲁格曼[22]也参与了报酬递增理论框架的构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于决定贸易、集聚和专业化比报酬稳定和完全竞争更加重要。
事实上这2种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差异，相对而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
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据价格来决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去考虑其他代理商的行为决策。
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代理商的行为决策往往要考虑其他代理商的影响[12]。
“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空间集聚的并不是克鲁格曼，主要有马歇尔主义和钱伯林主义2种传统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资金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是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与“资本”这2种外在性要素之间长期存在着界线。
克鲁格曼认为：
在报酬稳定、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分界是无益和无效的[23]。
克鲁格曼更关注“资金外在性”（即市场规模效应），而不是“技术外在性”（公司之间研究成果的转移）。
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于扩散。
但从总体上说，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关键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主题是“新增长理论”[34]。
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
经验显示：
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34]。
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34]。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21, 22, 29]。
除上述2方面以外，克鲁格曼还对抽象并且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以此回应亚瑟关于复杂性和自组织概念对于描述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学是有用的讨论[12]。
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复杂系统经常表现出随机的自组织性：
始于无序的初始状态，向高度有序的状态发展，在统计学上表现出非常简单的规律性[25]。
与亚瑟不同，他建议用非线性动力模型来定义报酬递增，适用简单和规则的模型来描述与其相关的复杂系统。
在西方学术界，由克鲁格曼及其同事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
比如，Ottaviano和Puga[37]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Schmulzler[41]则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2个方面对经济学著作做出了贡献：
（1）“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
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
（2） 克鲁格曼 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3 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
虽然地理学家欢迎其他学科对区位和场所进行研究，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却持批评态度。
3.1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
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创建的。
对于克鲁格曼及其他倡导“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模型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代表。
克鲁格曼认为：
“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们利用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26, 4]。
克鲁格曼认为：
“新采用的‘新贸易’及‘新增长’理论模型技巧与传统的空间分析不同，它从个体的最大化中得到行为的集聚。
”[28]
但对地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创新成果。
在他们看来，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论规范，但它对模型的应用与60年代它的先驱 （经济地理学的孪生姐妹）———空间科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即都是源于理论假设和逻辑实证方法，更何况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 （空间） 模型应用已经相当熟练。
克鲁格曼的方法常开始于一个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来解决。
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及理论对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计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转而追求一种模糊的方法[35]。
很显然，虽然在研究空间集聚、区域增长与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地理关系时，许多经济地理学家与克鲁格曼及其他经济学家有着相似的兴趣，然而从方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过于形式的模型，而寻求更现实的方法，如不同类型区域的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等；而克鲁格曼仍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26, 35]。
地理学家过去由于注重数学模型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区位的忽视[35]，如在传统的空间集聚模型中，区域、区位和场所常常用来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历史、制度等对于决定经济过程和形成经济景观非常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
在区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在同时期的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中则普遍受到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决空间 （区域或地方的） 经济的概念以及空间经济与经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过于依赖抽象、简化的数学模型以外，普遍被认为缺乏实证研究[35, 10]。
虽然克鲁格曼和其他学者如亚瑟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了经验检验，但这些经验数据不足于使读者对模型的相信。
更何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来说，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内容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与赞赏。
例如，新区域集聚模型被批评为几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检验过、在本质上与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34]。
再如，“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忽略了许多要素，如国家行为和外在需求等[43]。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
从外部性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是资本外部性而不是技术外部性，这样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便没有得到重视。
恰恰相反，80年代后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开始研究技术对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如区域产业发展被认为是本土化的过程等。
而克鲁格曼将外在经济和区域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对产业地理学进行了一次不小的修正。
3.2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对立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其方法及理论框架在认识论上的局限之外，更致命的是他们对地理学不甚了解。
克鲁格曼在其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运动开始的名著《地理学与贸易》[21]一书的参考目录中仅引用了4条地理学的条目，其中的2条分别是1927年和1940年的[19]。
在最近的《发展：
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26]一书中，克鲁格曼仅仅参考了地理学家们的2项主要研究内容。
其他“新经济地理学”的作者如Arthur和Barro以及Sala-I-Martin根本就没有引用地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34]。
即使克鲁格曼引用地理学家的工作，也经常拼错他们的名字，在他1995年出版的《发展：
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希望将经济地理学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但对经济地理学却持轻视态度。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学派中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地理学家常常简单地反对模型，反对定量，反对明确”（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数学建模上的不足）[13]。
克鲁格曼对最近经济地理学放弃空间科学 （数学建模） 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的研究方式感到相当的迷惑不解，其他的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感觉[13]。
在他们看来，定量方法及数学模型是描述和表示经济世界的最佳方式，地理学家最近却放弃这个传统而寻求更加“模糊”的方法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当读到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克鲁格曼的著作时，许多地理学家对其中傲慢的词语和看法感到愤慨。
克鲁格曼和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大多数经济地理学家可能没有认识到“地理学”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当克鲁格曼开始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他就预言地理学家不会喜欢他对“地理学”术语的用法和他的模型。
克鲁格曼[28]声称：
“新经济地理学最明显的贡献是它帮助结束了主流经济学中不考虑空间结构问题的做法”，但地理学家事实上已经做了许多他们想要做的工作[34, 35]。
尽管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有密切关系，但绝非系统性的，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
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引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时，经济学家似乎不想与经济地理学家进行交流；今天，经济学家试图从理论上对地理学进行再定义，想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时，地理学家深感不安。
4 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
当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试图把经济地理学带回到主流经济学中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事实上，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 7]。
一般认为，在70年代之前，经济地理学习惯于运用空间科学及区位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
7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开始统治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经济地理学便从80年代中期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
在80年代后期，经济地理学似乎没有及时地抓住世界经济的迅速变化 （即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等等），仍习惯于用传统的理论 （如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描述经济发展，其发展过程被悲观地描述为“危机”和“不确定性”[30, 33, 14, 2]。
80年代以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等范畴都得到了明显扩充，其思想包括法国的规则理论、Schumpeteriran技术溢出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理念。
最近，经济地理学又转向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来寻求灵感[35]。
4.1 区域增长与新产业地理学
按照法国的规则理论，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组织已经经历了一次根本的过渡，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32]（见Amin[1]）。
前者以标准的批量生产为特征，后者则是更加具有弹性的生产方法，如“弹性专业化”（见Gertler[17]）。
加州学派[42, 46, 47]认为，这种产业组织向弹性专业化的转变将会产生许多新的产业区，从而又恢复了经济地理学有关空间集聚研究的重要意义。
Martin 和Sunley[35]认为：
经济地理学的新产业地理学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例如，新产业地理学将竞争的弹性专业化、产业区的集聚、技术和知识溢出、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劳动力市场和正规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成功的地方化的前提条件，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不完全竞争、地方上的集聚簇群、资本外部性、没有典型的技术溢出、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供应以及不存在正规的社会—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4.2 区域化与区域研究
80年代初期开始，一批社会学家，也包括地理学家重新开始研究区域。
他们认为，区域作为“后福特主义”、“弹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的生产体系的核心应该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对于区域化的机制和作用也同样存在着争论。
Storper[45, 44]将参与这次争论的学者划分为3个学派：
（1）“弹性专业化学派”。
他们对制度分析感兴趣，最初从70年代中期开始由意大利学者为代表，后来由讲英语国家的Piore和Sabel[38]为主体，他们关心的是制度和产业的划分，以通过研究由小型企业所控制的生产体制来确定弹性和专业化而著称。
（2）“加州外部经济学派”。
该学派主要研究产业组织和交易，以外部经济学研究为代表，他们“确定产业劳动分工的弹性，通过企业内相连接的交易成本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45]。
（3）“技术学派”。
该学派的学者主要关注知识、创新和技术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关系。
上述3大学派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将区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协调中的一个基本单元 （研究平台） 从事相关的研究。
尽管如此，Storper认为这3个学派都没有解决有关区域化的争论。
在他看来，区域并不是抽象的和可以普遍被理论化的，而是被描述为“非贸易依赖”的一个地点。
这些非贸易点的相互依赖，实际上是集聚的外部性，它形成了特定区域的物质与精神资产，这些都是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在生产中所缺乏的。
Storper还认为，既然经济过程是不确定性的和无法避免的，在解释区域发展时运用历史联系是很重要的。
在Storper的《区域的世界：
全球经济的区域发展》[45]一书以及他最近的文章，都强调社会转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他认为：
区域增长在本质上是偶然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域增长，有必要对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做出研究。
4.3 全球化与地方化研究
全球化尽管研究方法差异较大，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热点[49]。
由于经济地理学在处理地理空间尺度 （如“全球”或“地方”） 等概念得心应手，所以“全球化”一时充斥地理学的著作和期刊之中。
Thrift 和Amin[49]在研究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发现：
要解释全球化，不能回避解释“地方走向全球化”和“全球化走向地方”的2个趋势。
Swyngedouw[48]也认为，尽管“全球化”与“地方化”有些不确定性，或者仅仅是推论，但“全球”和“地方”2个概念对于从空间上描述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是非常有用的。
Herod[18] 通过对50年代美国2个工会之间冲突的研究发现，“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而是由全球化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
与此相反，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理空间尺度问题。
对克鲁格曼和他的“新经济地理学”来说，空间不是地理学中所说的一个存在论上的关系，相反它被定义为抽象的点或区域，空间的利用最多也只是作为理论建模和概括经济规则的工具。
4.4 新经济地理学前沿研究领域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常常不能把空间或位置放在恰当的关系中，而地理学家在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把空间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
我们引用Trift和Olds[50]的框架来描绘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
按照拓扑学上的4个前提条件———闭合区域、网络、流和位置看，将有4个主要研究领域统治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地理学家可能已经实践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实践。
第一个研究领域采用“非正统但却被广泛构建的方法，在流通中处理国家与州及多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竞争、国际政体、规则理论的第三次浪潮、管理体制等”。
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经济学的”。
第二个领域的工作与网络的前提相对应，关注于“社会的”决定因素，包括对网络化企业的自组织、知识区域、货币网络和种族之间的商业网络的研究等方面，该领域主要是以“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和种族地理等”方法为基础。
第三个领域的工作建立在流的前提条件下，主要关注“文化的”决定因素，研究“象团体、个人和需求以及身份和情感等问题”，其方法包括“符号学、对谈话的分析、肖像学和种族地理学”。
第四个领域的工作是赛伯空间地理学，主要包括后结构主义和一些“流”研究的方法。
5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学家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并不是地理学家所从事的经济地理学，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能替代经济地理学，也更谈不上经济地理学“回归”主流经济学的可能性。
从未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趋势看，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将很快开展多维空间的研究（甄峰，信息时代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2001），运用非正统的方法，如进化中的经济学方法等，丰富经济地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势在必行[45,5]。
经济地理学，虽然仍然保持某些经济学的特征，但它将比以往更加强调文化、社会和技术等因素的研究。
这种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会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都有所不同。
总之，我们期待的新经济地理学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关头，它的复杂性和多空间特性得到强化，它的发展路径及关系依赖的也变得扑朔迷离。
致谢:
感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地理系魏也华博士提供部分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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