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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
●序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
第一是材料问题：
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
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
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
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
第二是形式问题：
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
《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
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
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
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
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
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
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
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
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
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
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
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
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
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
这都是闹意气罢了！
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
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
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
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家等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
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
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约》，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蔡元培●再版自序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
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
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
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
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工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
这是我很抱歉的事。
（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里改正。
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
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
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
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
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专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五月三日胡适●第一篇导言哲学的定义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
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
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
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
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
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
（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
（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
（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
（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
（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
（宗教哲学）哲学史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
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
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
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
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
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
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
（一）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
（二）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
（三）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
（四）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
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
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
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
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
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
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
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
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
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
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
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
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
所谓人之非天乎？
”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
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
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
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
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
两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
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
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
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
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
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
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中国哲学史的区分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
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
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甲）中世第一时期。
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
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
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衷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乙）中世第二时期。
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
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
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
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ダ、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
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
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
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
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
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
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
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
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
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
一面是直接的。
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
一面是反动的。
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
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
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
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
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
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
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
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
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
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
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
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
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越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
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
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
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
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
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Po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
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
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
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
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
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哲学史的史料上文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
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
这个根本工夫，叫做述学。
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
为什么说“学说的真面目”呢？
因为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例如《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张仪说秦王的书。
又如《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决不是墨翟的书）；或把假书作为真书（如《管子》、《关尹子》、《晏子春秋》之类）；或把后人加入的篇章，作为原有的篇章（此弊诸子书皆不能免。
试举《庄子》为例，庄子书中伪篇最多。
世人竟有认《说剑》、《渔父》诸篇为真者。
其他诸篇，更无论矣）；或不懂得古人的学说，遂致埋没了（如《墨子·经上》诸篇）；或把古书解错了，遂失原意（如汉人用分野、爻辰、卦气说《易经》，宋人用太极图、先天卦位图说《易经》。
又如汉人附会《春秋》来说灾异，宋人颠倒《大学》任意补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已意解古书，闹得后来众说纷纷，糊涂混乱（如《大学》中“格物”两字，解者多至七十余家。
又如老庄之书，说者纷纷，无两家相同者）。
有此种种障碍，遂把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
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古人也最不留意。
老子可见杨朱；庄周可见鲁哀公；管子能说毛嫱、西施；墨子能见吴起之死和中山之灭；商鞅能知长平之战；韩非能说荆、齐、燕、魏之亡。
此类笑柄，不可胜数。
《史记》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或言二百余岁，又说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老子还不曾死。
那种神话，更不足论了。
哲学家的时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
最荒谬的是汉朝的刘歆、班固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王官；又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
看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七号）。
诸子既都出于王官与六经，还有什么别的渊源传授可说？
以上所说，可见“述学”之难。
述学的所以难，正为史料或不完备，或不可靠。
哲学史的史料，大概可分为两种：
一为原料，一为副料。
今分说于下：
一、原料哲学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
近世哲学史对于这一层，大概没有什么大困难。
因为近世哲学发生在印书术通行以后，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都有刻板流传；偶有散失埋没的书，终究不多。
但近世哲学史的史料，也不能完全没有疑窦。
如谢良佐的《上蔡语录》里，是否有江民表的书？
如朱熹的《家礼》是否可信为他自己的主张？
这都是可疑的问题。
又宋儒以来，各家都有语录，都是门弟子笔记的。
这些语录，是否无误记误解之处，也是一个疑问。
但是大致看来，近世哲学史料还不至有大困难。
到了中世哲学史，便有大困难了。
汉代的书，如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有后人增加的痕迹。
又如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
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
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
明是后人假造的。
此外重复的话极多。
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
又如仲长统的《昌言》，乃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有数的书，如今已失，仅存三篇魏晋人的书，散失更多。
《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所称各书，今所存的，不过几部书。
如《世说新语》说魏晋注《庄子》的有几十家，今但有郭象注完全存在。
《晋书》说鲁胜有《墨辩注》，今看其序，可见那注定极有价值，可惜现在不传了。
后人所编的汉魏六朝人的集子，大抵多系东抄西摘而成的，那原本的集子大半都散失了。
故中古哲学史料最不完全。
我们不能完全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最不幸的事。
到了古代哲学史，这个史料问题更困难了。
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
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
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
《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
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
称“子曰”或“孔子曰”的书极多，但是真可靠的实在不多。
《墨子》、《荀子》两部书里，很多后人杂凑伪造的文字，《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
《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
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诸书，是后人杂凑成的。
《关尹子》、《冠子》、《商君书》，是后人伪造的。
《邓析子》也是假书。
《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
《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
这是我们所有的原料。
更想到《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论篇》、《解蔽篇》所举它器、魏牟、陈仲（即孟子之陈仲子）、宋钅开（即孟子之宋■）、彭蒙、田骈、慎到（今所传《慎子》五篇是佚文）、惠施、申不害；和王充《论衡》所举的世硕、漆雕开、宓子贱、公孙尼子，都没有著作遗传下来。
更想到孔门一脉的儒家，所著书籍，何止大小戴《礼记》里所采的几篇？
如此一想，可知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
其余的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来。
古人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于今惠施的学说，只剩得一百多个字。
若依此比例，恐怕现存的古代史料，还没有十分之一二呢！
原著的书既散失了这许多，于今又无发见古书的希望，于是有一班学者，把古书所记各人的残章断句，一一搜集成书。
如汪继培或孙星衍的《尸子》，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这种书可名为“史料钩沉”，在哲学史上也极为重要。
如惠施的五车书都失掉了，幸亏有《庄子·天下篇》所记的十事，还可以考见他的学说的性质。
又如告子与宋钅开的书，都不传了，今幸亏有《孟子》的《告子篇》和《荀子》的《正论篇》，还可以考见他们的学说的大概。
又如各代历史的列传里，也往往保存了许多中古和近世的学说。
例如《后汉书》和《仲长统传》保存了三篇《昌言》；《梁书》的《范缜传》保存了他的《神灭论》。
这都是哲学史的原料的一部分。
二、副料原料之外，还有一些副料，也极重要。
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例如《礼记》中的《檀弓》，《论语》中的十八、十九两篇，《庄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正论篇》、《吕氏春秋》，《韩非子》的《显学篇》，《史记》中各哲学家的列传，皆属于此类。
近世文集里有许多传状序跋，也往往可供参考。
至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更为重要的哲学史副料。
若古代中世的哲学都有这一类的学案，我们今日编哲学史便不至如此困难了。
副料的重要，约有三端：
第一，各哲学家的年代、家世、事迹，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须靠这种副料，方才可以考见。
第二，各家哲学的学派系统、传授源流，几乎全靠这种副料作根据。
例如《庄子·天下篇》与《韩非子·显学篇》论墨家派别，为他书所无。
《天下篇》说墨家的后人，“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角奇>偶不亻午之辞相应”，可考证后世俗儒所分别的“名家”，原不过是墨家的一派。
不但“名家出于礼官之说”不能成立，还可证明古代本无所谓“名家”（说详见本书第八篇）。
第三，有许多学派的原著已失，全靠这种副料里面，论及这种散佚的学派，借此可以考见他们的学说大旨。
如《庄子·天下篇》所论宋钅开、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公孙龙、桓团及其他辩者的学说；如《荀子·正论篇》所称宋研的学说，都是此例。
上节所说的“史料钩沉”，也都全靠这些副料里所引的各家学说。
以上论哲学史料的是什么。
史料的审定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
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
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
孟子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对于孔子手定之书，还持怀疑态度。
何况我们生在今日，去古已远，岂可一味迷信古书，甘心受古代作伪之人的欺骗？
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
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
（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
（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
我且举《管子》一部书为例。
《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如《内业篇》，如《弟子职篇》）和一些道家的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
今定此书为假造的，证据甚多，单举三条：
（一）《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
管仲死于西历前６４３年。
《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亡时还在。
吴亡在西历前４７２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
此外如《形势解》说“五伯”，《七臣七主》说“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皆可见此书为后人伪作。
（二）《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立政九败解》说“兼爱”道：
“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
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
”这明指墨子的学说，远在管仲以后了（《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三）《左传》纪子产铸刑书（西历前５３６），叔向极力反对。
过了二十几年，晋国也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也极不赞成（西历前５１３）。
这都在管仲死后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时已有了那样完备的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
（或言孔子论晋铸刑鼎一段，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产书，决不是后人能假造的）何以子产答叔向书，也只能说“吾以救世而已”？
为什么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的法治学说？
这可见《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乃是战国末年的出产物，决不是管仲时代所能突然发生的。
全书的文法笔势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产生的。
即以论法治诸篇看来，如《法法篇》两次说“《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可见是后人伪作的了。
《管子》一书既不是真书，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
㈠管仲本无这些学说，今说他有，便是张冠李戴，便是无中生有。
㈡老子之前，忽然有《心术》、《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孟子、荀子之前数百年，忽然有《内业》那样深密的儒家心理学；法家之前数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
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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