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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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黄仁宇先生耗时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元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知远，剖析了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引人遐想无限。

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

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

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

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

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

神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

皇职的缺位，加重了官集团的负荷。

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

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

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

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主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名义上，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泉国家的实际主人。

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

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贪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

皇权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

为此，官员之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进入私人派系，相互关照，各取所需。

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鲜明，称为“去皮见骨”。

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字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位越越高，辞句越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皇帝的消极怠工，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

这些问题到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

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

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

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

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

上层是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

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

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越凝固。

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

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

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

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自十几个府县。

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

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

还有务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

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

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

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

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

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

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

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

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

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

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

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

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

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就越多，行走在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

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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