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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碑
一、御碑
一、御碑
在我国的碑刻中，规格最高、最尊贵的要数御碑。
所谓御碑，指的是碑文由皇帝亲自撰写的碑。
这些碑往往建有碑亭加以保护，因此，御碑亭成为一道十分重要的景观。
现存御碑有多少，还没人统计。
在我国历史上三百多位皇帝中，撰写碑文较多的有两位，即清代的康熙和乾隆。
主要原因是年代较近，保留下来的自然就多，还有个原因是在位时间长，撰写碑文的机会自然就多。
也有时代较晚近而在位时间也较长，如明代万历皇帝在位48年，留下的碑文却极少。
现存御碑较早的有唐太宗的《温泉铭碑》，在西安华清池;《雁塔圣教序碑》，在西安;唐高宗有《大唐纪功碑》，在河南荥阳县，《万年宫铭碑》，在陕西麟游县，《明征君碑》，在南京栖霞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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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在礼泉县等;武则天有《述圣记碑》，在乾陵，《升仙太子碑》，在河南偃师;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碑》，在西安。
唐太宗《晋祠之铭并序碑》在山西太原的晋祠，是御碑中的名碑。
晋祠的历史很悠久。
它原是祭祀唐叔虞的祠庙。
唐叔虞是周武王第二个儿子，被封在唐，即今天太原一带。
太原是晋水的发源地。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就把唐改为晋。
于是，人们就把祭祀叔虞的唐叔虞祠改称晋祠了。
宋代以后，晋祠供奉和祭祀的主要是唐叔虞和后来的周成王的母亲邑姜。
这位邑姜是姜太公的女儿，她也是周武王的妻子。
在晋祠中，供奉邑姜的圣母殿成为主体建筑，而叔虞祠反居次要位置了。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在太原起兵，此前，有一段小小插曲就发生在晋祠。
起兵之前，李渊开始秘密集结军队，招致隋将王威、高君雅的怀疑，猜到李渊可能谋反。
于是，请李渊到晋祠祈雨，企图加害于李渊。
可是早有人向李渊通风报信。
于是李渊来个将计就计。
在晋祠与王威和高君雅共同议祈雨事时，另使人来报军情，说有突厥来犯。
李渊当即宣布这是王威和高君雅引狼入室，于是，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杀掉了。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以后，为酬谢唐叔虞的神恩，铭文歌颂宗周的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策略，揭露和鞭笞隋王朝的昏暗，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以期巩固新生的政权，并把起兵、灭隋和建唐的功绩归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晋祠勒石树碑。
此碑的序文和铭文实际是唐太宗对自己的生平和思想的总结，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碑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序文中间四段，作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寄寓了一代帝王的治国思想。
碑额飞白体，为“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
铭文并序均为唐太宗李世民亲撰并书，碑阳行书28行，每行44字至50字不等。
是我国第一块行书碑。
碑文分序文和铭文两部分，序文为骈体，铭文是四言古体。
碑阴刻有唐初功臣长孙无忌、李道宗、马周等诸人的名衔。
全文1203字。
（图1-1）
唐太宗在碑文中把山水人格化、人性化，以优美动人的笔墨，对晋祠所在的悬瓮山和晋水作了尽情的描绘和赞颂，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悬瓮山的四种品格：
惠泽于世，施于人间和风雨露;至仁至善，鸟兽都与人亲近;刚节坚贞，治乱而不变态，寒暑而不改节;宽宏大量，可以育万物、资四方。
而“飞泉涌砌，激石分湍”的晋水，虽然烟迷雾绕，可是始终清澄见底，贞洁如英俊贤才;溪水河流有圆有方，则如圣贤能屈能伸;泉水源流涌注不绝，却从不泛滥成灾，春涧有冬冰之俏，寒岩有青苔之美;清澈的渭水尚且与混浊的泾水合流，碧海黄河也时有变化，都不像此泉这样永远甘泽，永不改变自己的节操。
唐太宗通过对晋祠山水的赞美，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他以“仁智”兴邦，以“惟贤是辅”、“惟德是依”的治国理念的形象反映。
唐太宗“略输文采”的帝王之笔，写出如此情文并茂的篇章，也真算难能可贵了。
《晋祠之铭并序碑》现在晋祠贞观宝翰亭内，书法秀劲挺拔，洒脱飘逸，骨架雄奇，轻重有度，颇有王羲之之笔意。
就在刻立《晋祠之铭并序碑》的那年正月，唐太宗把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交给太子。
这十二篇的目录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馋”、“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
并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
告诫太子以古代的圣贤为师，“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
并检讨自己说还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比如：
源源不断地搜罗金银珠宝，不断地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喜欢的宠物无论在多么远的地方也要搞到手，巡游全国，给地方和百姓添了许多麻烦，等等。
这些方面都不足取法，又总结说只是由于做的好事多，过失少，所以人们不怨恨;功业也才没有败落。
可是，距离尽善尽美还差得很远。
又对太子说：
你没有我这样的勤勉和功绩而继承了我创造的富贵，你努力做好，则国家仅仅得以安定;你如果骄堕奢纵，你的性命都难以保住。
况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成功很慢但失败很快;对于皇位来说，失去很容易而得到则很难。
怎能不加倍珍惜啊!
由于年代久远，唐太宗御碑上面的文字有些已经不甚清楚了。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复制了一通石碑，立在《晋祠之铭并序碑》的旁边。
杨宾《大瓢偶笔》说得好：
“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
”
图1-1《晋祠之铭并序碑》高1.95米，宽1.20米，厚0.27米;碑额高1.06米，方座螭首，碑文28行，行书。
1203字。
清人王佑有诗赞曰：
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
一时学士满瀛洲，虞褚欧柳都拜倒。
《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撰文刻立的。
升仙的太子是春秋时期周灵王（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在位）的太子，名晋，字子乔，后人称王子乔或王乔。
“升仙”是道教的概念，有羽化登仙或飞升仙境的意思。
史学界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126—144年）时代。
不过神仙之说早在先秦就有了。
《庄子·逍遥游》中就写道：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霜，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天地篇》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这就把何谓“仙”，“仙”是什么样子，如何生活，“升仙”之后又怎样，基本说明白了。
道教的宗旨是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
而王子乔“升仙”之说，显然是后人附会的，请看《列仙传》：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
好吹笙作凤凰鸣。
游伊（水）、洛（水）之间。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
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
”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得近。
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山）及嵩山。
这就是王子乔升仙的故事。
武则天为王子乔树碑，是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年），这一年是她登上皇位的第十六年，六年后的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了李唐王朝的政权。
《升仙太子碑》就竖立在缑山的山巅。
缑山之名来自传说中的西王母。
据说西王母姓缑，曾在此修炼成仙，故名缑氏山，简称缑山，在县城南40公里山下不远还有缑氏镇。
缑山虽然高仅海拔300米，不过是平原上一块凸起的台地，名气却大得很，被尊为道教“福地”，在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排行第六十。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曾“行幸缑山”，“寻仙人迹”;武则天于神功元年（697年）拨出专款派要员赴缑山督修升仙太子庙;圣历二年（699年）二月四日，武则天前往嵩山封禅，途中曾留宿缑山。
二月六日游览了刚刚竣工的升仙太子庙，整个建筑“梁栋边日月，曲阁乘九霄。
窗明云母，将曙景而同辉，户挂琉璃，共青天而合色”，“珠阙据缑峰之外，瑶坛接嵩峤之隈。
”其后于六月十九日，武则天在东都洛阳亲撰《升仙太子之碑》的碑文，详述周灵王太子乔升仙的故事。
神龙二年（706年），书法家钟绍京奉敕勒御书，用双勾法把武则天的碑文描摹在碑的正面;碑阴武则天的《游仙篇》则由书法家薛曜书写，全诗如下：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旆自凌霞。
碧落晨瓢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
周旋宇宙殊非远，窎远蓬壶停翠幰。
千龄一日未言映，亿岁婴孩谁谓晚。
逶迤凤舞时相向，变转鸾歌引清唱。
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
驻迥游天域，排空□憩息。
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
□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求秘之猷。
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此诗作于久视元年，即公元700年。
碑阴题名则出自钟绍京和薛稷之手，记载了武则天在位时的重臣和随李旦到缑山树碑的官员的职衔和姓名。
树碑建祠后的缑山名气更大起来。
唐代诗人宋之问有诗云：
侵星发洛城，城中歌吹声，
毕景至缑岭，岭上烟霞生。
草树饶野意，山川多古情。
大隐德所薄，归来可退耕。
（《奉使嵩山途径缑山》）
李白得罪杨贵妃后，与杜甫结伴来到偃师，曾同游缑山，李白在诗中写到：
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应寻缑氏山。
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公断不还。
（《凤笙曲》）
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考试的题目竟是《缑山月夜闻子晋吹笙赋》，同榜进士及第者就有大诗人杜牧。
对于《升仙太子碑》的书法艺术，评价是“此碑以行草入碑，点画圆转，粗细有度，草法规矩，结字严谨，章法疏朗，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结体自称，犹如章草之章法。
”（《书法鉴赏大辞典》）《偃师县志》载：
“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当代书法家王振东、徐英贤对武则天标新立异的“飞白书”赞不绝口，他们引用明代赵崡《石墨镌华》的评论道：
“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
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
”认为“笔画枯刷颇求飞动之意”，“不失为此中佳构，历来论飞白书者也多以它作为典范。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的书法艺术》）纵观碑文，行草相间，有飘逸寓沉着，婀娜寓雄健的豪迈气象。
想象不出是出自一个76岁老女人之手笔。
《升仙太子碑》现封于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碑楼中。
如今的碑楼前有铁栏杆和铁门，碑后面也有紧锁的护栏。
周遭有高墙。
均有铁将军把门。
美中不足的是把左后方的乾隆诗碑和右后方的宋碑撇在围墙之外一任风吹雨打。
碑的后面原升仙太子观仅存废墟。
正所谓“重峦绝磴，空留落景之晖;复庙连甍，徒见浮云之影。
”（《偃师风土》）
细看碑文中，使用了不少新造的字。
据说是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欲改国号“唐”为“周”时，特命她的表兄、凤阁侍郎宗秦客编造新字，武则天看到这些新字后十分高兴，又编造了一些新字，共19个，武则天以个人名义颁行天下。
碑文中用的新字个个神采飞扬，视觉效果与通用汉字毫无二致。
足见女皇书法功力之深。
无论写的是真字还是伪字，笔画的线条都能表达出书法固有的美感。
武则天当政时，有人说她的宠臣兼面首张昌宗是王子乔的转世后身。
这样讲的人，其用意可想而知。
据说武则天在缑山升仙太子庙立碑，名为王子乔，实为张昌宗。
究竟为的是谁，只好问武则天本人了。
其实，武则天为的是自己。
她的四个儿子，老大李弘被她毒死，老二李贤被废为庶人（后赐死），老三李显一度立为太子，又被废为庐陵王，再立四子李旦为帝，只一年就干脆自己粉墨登场出来当皇帝了。
执政期间共用了23个酷吏，杀死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等官吏数千人。
酷刑残忍，凡囚系者宁愿认罪，以求速死。
如此这般，武则天明白，成佛作祖是没有指望了，企望步王子乔后尘，以升仙求解脱倒不失为日后的选择。
所以，公元698年九月立李显为太子后，第二年就在嵩山营造三阳宫，其后多次“幸三阳宫”和“至自三阳宫”，最后驾崩的地方竟是“仙居殿”。
这就可见为王子乔树碑铭文的起因和动机了。
《明征君碑》在南京栖霞山栖霞寺山门外左前方。
有碑亭，三面砌砖，正面是木制隔扇门。
（图1—2）
明征君是南齐（479—502年）时代的隐士，姓明，名僧绍，字承烈，今山东省平原人。
“征君”是死后的谥号，意思是屡征而不来的君子，终其一生，甘居乡野，绝不做官。
他在南朝刘宋元嘉（424—453年）年间曾中过举，崇信佛教，一直隐居在栖霞山，舍宅建寺，成为栖霞寺的创始人。
图1-2《明征君碑》，高2.74米，厚0.36米，通高4.2米，重3吨。
碑阳93行，共约2400字;碑阴“栖霞”二字为唐高宗御笔。
我国古代盛产隐士，这些人中有先隐而后官者，如诸葛亮;有先官而后隐者，如陶渊明;有一隐到底的，如林和靖。
隐居的动机各有不同，可以归纳下列六种：
1.隐居以求其志;
2.曲避以求其道;
3.静己以镇其躁;
4.去危以图其安;
5.垢俗以动其概;
6.疵物以激其清。
其中第三项是以无为来克制世俗的情欲;第五项是藐视官场和权力，坚持自己的操守;第六项是以身外之物为疵，永葆个人清白。
明僧绍的隐居，这几种动机都不能排除。
南朝（420—589年）共170年。
前后四个朝代，即宋、齐、梁、陈。
“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实在难以让明僧绍这样的“明经有儒术”（《南齐书》本传）的知识分子有安全感，更遑论有所作为。
明僧绍平生六次辞官：
刘宋永光（465年）中，征其作功曹，不去上任，隐居崂山，招来一些学生办学;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征其为直通郎，不就。
升明中（477—479年），征为记室参军，不去。
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年）皇帝敕召明僧绍，“称疾不肯见”。
又下诏征为国子博士，“不就”。
除办学以外，住在山里，从来不去州城一次;啸傲林泉，游山玩水;或与山僧往来，住在佛寺。
皇帝邀见，均遭谢绝。
皇帝不理解，曾说：
想学习殷朝灭亡后的隐士伯夷叔齐的榜样，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总还得吃周朝的蕨菜吧?
古代就有人非议，今天难道就没有人非议吗?
难怪有位高士感慨地说：
明居士越隐居避世，名望越高，名声越大。
真正是宋、齐两代的大儒啊!
就是这样一位隐士的碑文，竟是唐高宗撰写，而且文体很特别，均为四六韵文，后面以十首铭词结束，很富文采。
书丹者是当时著名书法家高正臣。
《明征君碑》刻立于唐上元三年（676年），距明征君去世快200年了。
为什么200年后，为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碑，并且是“御碑”呢?
原来，这是一通由明征君第五代孙明崇俨从唐高宗李治那里争取来的“御碑”。
明崇俨原不过一介儒生，他的父亲曾任豫州刺史，明崇俨小的时候，随父亲在任所，有个小吏善长巫术，明崇俨拜其为师。
学得麻衣相法。
乾封年间（666—668年），曾被授为黄安县丞。
其上司刺史的女儿病重，明崇俨前往救治，歪打正着，一举治愈。
唐高宗李治晚年多病缠身，听说明崇俨法术高超，立即召进京师，与明崇俨一席畅谈，十分赏识，不久即授晋王府文学（官职），仪凤二年（677年）又升迁为正谏大夫，并特令入阁供奉，每次晋见皇帝，都借巫术神道陈述时政得失，深得高宗信任。
明崇俨为了标榜自己出身清高，是“术士”世家，向唐高宗提出要为五世祖明僧绍树碑立传，高宗满口答应，并亲撰碑文，盛加赞誉。
四年后，由于向高宗私奏章怀太子不堪继承皇位，被太子秘密杀死。
近年来《明征君碑》的石料引起许多专家的关注。
这是一块呈深灰黑色，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剥蚀的岩石。
碑身正面有许多豆粒状的色斑纹，很像朵朵含苞待放的梅花，俗称梅花石。
原来人们一直以为属于火成岩类的石英斑岩，经专家反复研究，发现梅花状斑纹是2.8亿年前浅海生长的动物海百合茎化石和中国孔珊瑚化石。
在碑身正面每100平方厘米范围内，可辨认出来的海百合茎化石就有六七十个。
碑身正面面积为3.4平方米，约有2.2万个海百合茎化石，背面也有。
专家认为在地层中，海百合茎是不易保存成为完整化石板的，可是，此碑却拥有这么多的浅海动物化石，而且形成这样大的化石标本，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仍保存完好，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
《明征君碑》不仅有文物价值，也有科学价值。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真宗留下的御碑中有两通值得一提。
一是《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在河南濮阳市内。
碑文系宋真宗的一首诗，由宰相寇准书丹，草体竖刻三行，每行四句。
字大如拳。
刻立时间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
（图1—3）
《回銮碑》是一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从此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御制诗碑。
签约之地在澶渊（今濮阳），春秋时称“澶州”，故称此次合约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在历史上是影响深远的事件。
当时北宋的北方是契丹建立的辽，执政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肖太后，皇帝是辽圣宗。
北宋皇帝是宋真宗。
达成的协议是：
结成兄弟之邦，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肖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以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向辽交纳;辽确保不再骚扰边境。
从此宋辽维持了117年（1005—1122年）的和平局面。
图1-3《回銮碑》亭和《御井甘泉碑》（图左），碑亭中立者为《回銮碑》，高2.3米。
原来，宋辽边境一直摩擦不断，北宋虽然是自卫反击，也常有斩获，总的形式不乐观。
1004年冬辽军大举南下，直取瀛州。
宋军奋力反击，杀伤契丹十余万众。
可是，辽军很快又卷土重来，兵临冀州城下。
北宋朝廷一片哗然。
前方告急的文书一夜发来五次。
宰相寇准一律扣压不予上报，别的大臣报告宋真宗，真宗大惊，询问寇准，寇准说转危为安的唯一办法是御驾亲征。
大臣们个个谈“辽”色变，不敢言战。
真宗也一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不得不请大臣们讨论对策。
由于京师开封离前线太近，一位家在江南的大臣建议真宗到南京躲一躲;而一位四川籍的大臣提出请真宗到四川最安全。
寇准坚决反对，他认为“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
如果逃离京师，势必“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江山必不可保。
真宗勉强同意到靠近前线的黄河边视察一下。
寇准认为皇帝如不过黄河深入前线，人心不稳，敌军气势也得不到威慑，必然不能取胜。
何况，前线有守军抵抗，援军不断开来，皇帝安全没有问题。
寇准为了争取支持，请一位将军表态。
那位将军慷慨陈词，表示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
并对真宗说，陛下不过黄河，前线军民如丧父母，人心涣散，怎能保卫国家!
又对那些反战的大臣说：
你们靠舞文弄墨取得高官，现在大军压境，还反对抗战，你们有本事为什么不写一首足以退敌的诗呢?
真宗不得已才决定亲征。
渡过黄河后，“远远望见御盖（皇帝的仪仗——引者），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
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行。
”
真宗把前线指挥大权交给寇准。
寇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
辽军数千骑围城，寇准沉着迎敌，指挥掩杀，“斩获大半”，辽军撤退。
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前线督军，同时安排人窥探寇准的行动。
当得知寇准与诸将一直严阵以待，伺机反击，这才安下心来。
相持十余日，辽军又来攻击。
寇准设下埋伏，用强弩射死辽军前敌总指挥，辽军不敢再战，提出议和。
寇准不答应，要求契丹必须向北宋称臣，并献出幽州等地。
可是，宋真宗厌战，又有人向他进谗言，说寇准拥兵自重，要真宗警惕。
寇准迫于压力，只好同意签订“澶渊之盟。
”
《回銮碑》的碑文就是宋真宗在班师回京时写下的。
全诗如下：
我为民忧切，戍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光。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清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
诗里说，自己怀着为民解忧的愿望御驾亲征，讨贼的大军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尽忠尽节的雄师劲旅，把敌人打得落荒北窜，如同坚冰压倒巨浪，春风吹来吉祥;边境和平，军民安康;正义自有天相，凯旋之师浩浩荡荡。
皇帝倒是志得意满，寇准却是接连遭殃。
先后被贬为通州司马、雷州司户参军和衡州司马，最后抑郁而死。
对于《回銮碑》一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一种认为北宋打了胜仗，却又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属于屈辱和约;1978年10月，濮阳县新立的《回銮碑》碑阴文字，反映的就是这一观点：
“辽乃遣使讲和，而赵恒（宋真宗）贪图苟安，竟岁输银绢签立屈辱和约”。
另一种认为是和平条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濮阳行政专员兼濮阳县县长丁树本复立的《契丹出境碑》的碑文中就这样认为：
“澶渊一役，实定宋中叶对外和战之局，中原赖以久安凡百余年。
”
《回銮碑》原在御井北边面南而立，清代当地一位举人，外号叫二聋子的王仲昆，认为古碑挡着他家大门，对风水不利。
便请知州大人允许将其移到御井的西边，面东而立，由北向南依次为乾隆七年（1742年）立的《御井甘泉碑》、《回銮碑》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丁树本复立的《回銮碑》。
“文革”中，三通碑全被红卫兵拉倒，后来，被县文化馆的人搬到文化馆院内。
1978年，由于上级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而《回銮碑》又是1963年省里批准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把古碑和“丁树本碑”立在了御井的北面，即清末以前的位置。
碑身的上半截是北宋时原物，下半截系用水泥、碎石浇铸而成。
现在碑亭中，《回銮碑》居中，右侧为“丁树本碑”，左侧为“濮阳新立碑”。
只有《御井甘泉碑》不知去向。
原来，县文化馆将此碑砌了台阶，已经损坏，找不到了。
1987年，县政府复制一块《御井甘泉碑》，立在御井西侧，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块。
御井西面原有“寇公祠”一座，早已毁圮。
据史书记载，这里曾经“碑碣林立，松柏参天，苍翠阴翳，景色清幽壮观，为州八景之一。
”现在的御井公园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
包括围墙、碑亭和大门等。
而今则满院蓬蒿，阒无人迹。
解放前，一直有当地政府安排的护碑人。
最后一任护碑人叫平进忠，1931年生人，90年代初已去世。
现在守碑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在大门前开一家小卖店，大门的钥匙就由她掌管。
大门的门庭成为附近村民消暑乘凉的地方。
《回銮碑》从此可以安度晚年了。
二是刻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玄圣文宣王赞并序碑》，现存曲阜孔庙（图1—4）。
系宋真宗御撰御书并篆额。
这是宋真宗赴泰山封禅，路过曲阜，拜谒孔庙，并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特树碑勒石，其碑阳的碑文写道：
……若夫捡玉介丘，回舆阙里。
缅怀于先圣，躬谒于严祠。
以为易俗化代，即仰师于彝训;崇儒重道，宜益峻于徽章。
增荐崇名，聿陈明祀，思形容于盛德，爰刻镂于斯文。
赞曰：
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
人伦之表，帝道之纲;阙功茂实，其用允藏。
升中即毕，盛典载扬;洪名有赫，懿范弥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
此碑身中上部横断为三截，纵向开裂为两半，原有碑头，毁于清雍正年间孔庙大火。
宋真宗御书字体硕大工整，一笔不苟，线条粗细均匀、浑厚，结体端正，气象庄严。
缺点是拘谨、呆板，毫无生气，是典型的庙堂文字。
图1-4《御制玄圣文宣王赞并序碑》，碑高1.86米，龟趺高0.53米，宽0.98米，楷书，11行，行24字。
图1-5《元祐党籍碑》高1.54米，宽0.83米。
宋徽宗有两通碑，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一通是《元佑党籍碑》（图1—5），另一通是《大观圣作之碑》（图1—6）。
“元祐”是北宋哲宗的年号，时间是1086—1094年。
所谓“元祐党”就是以司马光等为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朝臣。
图1-6河北赵县，原文庙内《大观圣作之碑》，通高5.6米，宽1.5米，厚0.55米，龟趺座，双龙碑额，碑文四周阴文线刻二方连续卷龙缠枝牡丹图案纹饰。
哲宗之前是神宗，王安石变法就是在神宗支持下进行的。
哲宗之后是徽宗。
宋徽宗即位后，企图以消除朋党之争求得政治稳定，有人对徽宗说：
前朝宰相韩琦，他的儿子反对新法，那是继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儿子，为什么反而不能继承父志继续新法呢?
徽宗“调和”不成，只好转而继承父志推行新法，于是，撤了韩琦的儿子的相位，启用蔡京为相。
蔡京早年追随变法派，元祐时，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的免役制，恢复差役制。
在开封做知府的蔡京雷厉风行，五天之内，全部在所属各县完成废复任务，司马光称赞蔡京：
如果各级官吏都像蔡京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呢?
到徽宗继位后恢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拥护新法。
竭力支持徽宗打击保守势力。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就开始打击所谓“元祐党人”，罢官、贬谪，并亲撰《元祐党籍碑》，刻立于端礼门外，接着下诏：
司马光等人子弟不得在京师做官;崇宁二年又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自进京;烧毁当年悬挂在景灵西宫的司马光等人画像;皇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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