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杨度 杨度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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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杨度杨度传

【清季杨度】杨度传

杨度乃清末民初一位奇人，也是-一生欲做帝师而不得的国士。

被袁世凯目为“旷代逸才”，因组织拥戴袁氏称帝的“筹安会”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座上客时，却私助南方的国民党，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解救被俘的李大钊；国民党当政后遭冷遇，屈居上海滩青帮首领杜月笙门下，以杜公馆清客身份出入豪门之间，实则是周恩来直接批准入党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真实身份至死未曾披露，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极少数人知情。

近年，杨氏的传奇身世已渐为人知，但其“出道”前的履历仍鲜见报端，本文所记的，便是清代末期的杨度。

湘绮门下悟帝道

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18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皙子。

他早年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有几段说的便是自家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

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

或死或生无一居。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

至洪杨起事，杨度祖父杨礼堂人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

杨度伯父杨瑞生，15岁起即随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

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

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

年方9岁时，因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数年后伯父奉命移驻关外朝阳府（今辽宁省朝阳市），杨氏兄妹回籍。

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杨度”。

有趣的是，至杨度一代，虽弃武从文，但步人中年后的他却曾意外成为军中大佬，担任过张宗昌的安国军副总司令部的总参议。

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年十八游京甸，

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

学剑学书相杂半。

还是那首《湖南少年歌》。

18岁那年，杨度赴京游学。

“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

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

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

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各地在京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曾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

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杨氏兄妹三人被本省硕儒王闽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皙子遇上王�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

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公认的国学大师，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代清而未遂。

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晚年改号齐白石）。

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

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

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

转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23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这一年，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与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身首异处。

好友的从政经历，无疑会给杨度以深刻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开始支持新政。

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合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

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

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皙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

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舂，杨氏27岁。

东洋踏上“经济”途

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五个月结业后，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

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撰写的《叙》，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

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

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有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

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清廷已痛感人才之匮乏，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乃“经世济民”之意，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特别考试。

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进京直接参加“殿试”

。

于是，1903年7月9日，28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的i86位“拔尖人才”，在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

成绩发榜，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

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横时，听说此次通过考试者有“新党”。

这个老瞿，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

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举报杨度等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

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土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

老太后勃然大怒，传谕查办。

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皆沦为通缉犯。

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

再度赴日的杨度，因清廷缉捕而名声大噪，长达246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刊》上的。

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

杨氏以韵旬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

尤其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界，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晚年寓居乌拉圭时，曾回忆说，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一曲《黄河》动天下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却不易流传。

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杨皙子”的大名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就在杨度留学日本那一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

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

于是，中国第一代音乐教材应运而生。

此为杨度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

祖国的边关之危，让杨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

此歌词在梁启超的《新民丛刊》发表后，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所谱最为悦耳。

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爱国歌曲。

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16年之后，1921年，“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最终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又过了70多年，上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且排名第一。

“金铁主义”救中国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里，自“泰西”传来的各种主义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

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

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

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

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

等清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

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人。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

“民族”连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

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

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中，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文化概念。

峻拒孙文“勿相妨”

就在杨度风头正健之时，清廷通缉的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找上门来，拉这个立志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60年后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

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

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孙大炮”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杨度，他很认真地告诉孙文：

度服先生高论。

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鞋随公，窃愧未能。

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

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日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中山喜。

是杨度促成了孙、黄相识。

此时的杨度，已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

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

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

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杨度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

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

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

而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高票当选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

倡言宪政第一人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

光绪三十一年岁末（1906年1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

当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此时正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为该团随员，他见到杨度，请其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

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

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文章。

当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养心殿里那位老妇人之心。

9月1日，清廷即颁旨：

“预备仿行宪政”。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杨度不惜“纳赀”（花钱买官），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

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人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属官家认可的合法行为。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便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

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

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返回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

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市民名义发起人京请愿运动。

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显然，老妇人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前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军机处的大臣领衔。

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人手具体办事。

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

“行走”虽非专任官位，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

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AN,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得意忘形纳雏妓

人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

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的。

寓身京华，名满天下，杨度虽早有家室，却纵容自己于八大胡同，且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购回作妾。

中国传统社会，允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假戏真做娶妓为妾者。

况且杨度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文化的暴发户一样，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呢?

这简直就是蹂躏人权!

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

一时间，议论汹汹。

纳雏妓为妾的丑闻曝光后，杨度吓出一身冷汗，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

忍痛割爱后，杨度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

皇族内阁做局长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

不过，却是“皇族内阁”。

自大清人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八月，杨度竞出任了内阁统计局局长。

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

非常时期，36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坐火车到了河南，找他所佩服的下台老干部袁世凯去也。

擅自南下佐项城

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的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

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隔天而逝，主持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竟将老袁“开缺回籍养疴”。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

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他送行――官场上下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汽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

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

“二君厚爱我，良感!

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

”严副部长说：

“聚久别速，岂忍无言?

”杨局长则回答：

“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这是上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

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助的亲笔信，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

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

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在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是正二品的高官。

杨度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南北双方说和――他主动给黄兴发电报，敦促南北停火，促成清室逊位。

12月9日，杨度收到黄兴回电：

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

袁氏闻此言，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清廷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项城，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之夙愿的因素。

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