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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教学案例
大学教师教学案例
一、破格直接走上大学讲台
大学毕业了，邱学华顺利地留校了。
本来，以邱学华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的背景，是不可能留校的。
留校这样的幸运，仍然是非常意外地落到邱学华的头上。
如果业务不好，邱学华肯定早就去边疆了。
因为，邱学华的家庭出身在那里，他的去向只能是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对邱学华的留校，当时，有很多人提出了否决意见。
邱学华的家庭出身，也使邱学华本人对能否留校没有了自信。
然而，总支书记张波力排众议，认为，邱学华一定要留校。
作为教育系的总支书记、后来担任华东师大组织部长的张波老师，在干部任用与人事工作方面，有着独特的眼光与敏锐，他在邱学华上大学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现邱学华这个同学将来会大有作为。
所以，张波老师竭力主张邱学华留校。
他说，邱学华的业务哪里还能用一个好字来评价？
邱学华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超，业务特别突出，他是我们华东师大这么多年来培养出来的最为出色的学生之一。
这样的学生不留校，还要留哪样的学生呢？
他在大学时代就编出了大学教材《小学算术教学法》，这是为华东师大创造的教育奇迹，也是我们华东师大的光荣。
至于说到出身，张波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邱学华就算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庭的成员，但是，大学四年，我们成功地将他改变为一个出色的大学生，不但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具有精深的教育教学水平。
这样的既红又专的同学，如果我们不把他留校，我们还要留什么样的学生呢？
”
这些埋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往事，邱学华后来每每想起，总是心怀无尽的感激。
但是，后来，张波因为邱学华留校这件事，还是在文革中受到了牵连。
张波的一大“罪状”就是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留校”。
红卫兵小将们责问张波：
“你要反省，你看看，你都留下了什么样的人！
”
张波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批斗、关押。
其后不久，他便随同上海知青，离开了上海，去到了黑龙江农场劳动。
文革结束后，才重又回到上海。
邱学华一直视张波为自己的伯乐，内心一直存着对张波的深深感激。
后来，邱学华离开华东师大，张波是在黑龙江听到邱学华离开华东师大的。
一听到这一消息，张波急了：
“邱学华不能放啊！
邱学华怎么好放啊！
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走啊！
天！
”焦急、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想见，年轻的邱学华，其才气与为人，是怎样地让华东师大的人们爱惜。
留校后的邱学华担任沈百英教授的助教。
恰恰在这个时候，沈百英教授病倒了，因而，他的小学算术教学法是无法开课了。
学校本来就有规定，助教当三年才能开课。
主要是协助教授了解学生情况和批改作业。
但现在，因为沈教授病了，无法支撑着上课，所以，教学法这门课，就只能破例让刚刚大学毕业的邱学华来执教了。
而且沈百英教授非常热情地推荐了邱学华：
“邱学华有能力教，就让他教好了！
”
这种情形绝无仅有，这也恰恰成了邱学华的机会。
然而，在没有经历三年助教的情形下，直接走上讲台，对邱学华而言，是一次挑战，但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非常幸运的是，教材是现成的。
就是邱学华当学生时主持编的《小学算术教学法讲义》。
这本书虽然没有公开发行，但在上海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使用，且一度非常抢手。
但是，情形并不十分乐观，大学生们其实并不看重教学法这门课程。
试想想吧，能够考进华东师大的学生，都是中学生中的佼佼者，又有几个学生会看得起小学数学教学呢？
不就是3+2=5再不就是2+4=6这样的东西吗？
有什么值得讲的？
又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呢？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教学法没有理论，心理学与教育学才有理论。
教学法这门学科，可学可不学。
因为邱学华当过小学教师，他便针对学生不重视小学数学教学以及小学数学很容易教的观点与倾向，邱学华想了一个办法“治”他们，邱学华让班上的学生推举出一个班级里公认的才子型学生，去华东师大附小一年级执教“9+2”……“9+8”“9+9”的9加几这堂课。
全班学生都觉得这太简单了，而那个最有才气的学生也认为，这不是什么难事。
大学生们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可是，到了课堂上，立即出现了问题。
一堂40分钟的课，这个才子只用了10分钟，就无法再上下去了，挂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同学们，焦急地向邱学华求救：
“邱老师，我讲完了，下面怎么办？
”
问题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这10分钟并没有让学生弄懂。
邱学华坐在教室后面，一看这情景，乐了，于是便对问孩子们，有没有搞懂这9以内的加法？
孩子们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于是，邱学华请来这个班级的原任老师来讲。
让原任课老师按原来的教学计划上课。
这时候，邱学华因势利导，告诉大学生们，这样一节课，我们可以定位为：
9加几的进位加法。
请同学们认真看原任老师的授课，然后我们回学校后继续讨论。
坦率说，这时候的大学生，没有一天站讲台的经验，他们只觉得原任老师讲得非常好，与学生互动得非常出色，但是，原任老师的教学思路，却需要邱学华这个做过小学老师现在又是大学老师的人指点给他们。
邱学华告诉同学们，学生学这一节内容的时候，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同时，现在看上去是上的加法课，却需要同学们运用减法的知识。
而这一个减法的知识的调动并不复杂，就是原数减去1是多少。
然后，我们学会用凑十法来解决正确进行9加几的口算、心算或笔算。
譬如，9+2=9+1+1，9+3=9+1+2……
因而，我们看到，原任老师在这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旧的知识的复习。
因为十以内的数减去1的知识孩子们已经全都搞懂了。
这时，进行旧知识的复习就是对新知识的接受。
此外，邱学华告诉同学们，因为孩子们还小，这时候，必要的教具与学具就不可或缺了。
可以让每一个孩子准备20根小棒棒。
而这些，孩子们的书包里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师只要调动得法，将孩子们的手与脑调动起来，一堂课便会上得水起风生、效果极佳。
说得大学生们连连点头称是。
这种情形下，邱学华展示了原任老师的第一教学环节。
老师讲课进入复习旧知识时，是这样安排的：
师：
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一些题，看谁能又快又准确的做完。
展示题目：
2=1+13=1+24=1+35=1+4……
9+1+1=9+1+2=9+1+3=9+1+4=……
谁做完了？
起来说说你的答案。
邱学华告诉大学生们，这里的几道题目，暗含了凑十法的方法与要求。
看似简单，实则隐藏了很多触发学生思考与推理能力培养的知识点与巧妙方法。
同时，告诉了学生们，千万别小看这个“1”，它对我们的教学推进有非常大的帮助。
接着，邱学华开始点评原任老师创设的凑十法教学环节。
邱学华要大学生们注意，老师在课堂上时，跟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一场体育比赛。
这一次的“数学运动会”，项目有赛跑、接力、滚球、投沙包、跳绳。
老师的要求是让学生们来计算参加赛跑的有多少人，参加跳绳的有多少人。
邱学华告诉大学生们，这时候，教具的作用与简笔画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简单的教具，在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而教师会一点简笔画，则是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学技艺。
虽然，它看上去与数学教学并无直接的有机的联系。
大家看看，“参加赛跑的有9，参加跳绳的有6人”便都是老师用简笔画勾勒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水到渠成地要求同学们将这两个数相加。
9+6=9+1+5。
教师通过这一道题，完成凑十法的教学方法的分析推理。
教室里鸦雀无声，针掉在地上听得见响。
邱学华明白，这时候，这些心高气傲的大学生，算是彻底服了。
他们已经真正的领悟到，小学数学教学，既是一门科学，但更是一门艺术。
它既要调动我们所学的教育学知识，也需要调动我们平时所学的心理学知识。
在大学，像邱学华这样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上课是很少见的。
这也是一种创新。
足见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都要搞出点新名堂、新花样。
当时，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后来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心理学会会长的郭亨杰先生曾说，听了邱先生的课后，才对教学法课产生了兴趣。
也正是大学教师的经历，让邱学华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明白了一个道理：
教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这句从他嘴里讲出来的话，原本是对大学生们讲的，但是，却在说话者自己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既然是一门科学，则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既然是一门艺术，则要求我们不断地精益求精，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才能抵达炉火纯青的美好境界。
后来，沈百英教授康复以后，沈百英教授仍然积极支持邱学华上课。
这又让邱学华得以在讲台上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进行尝试，不断向新的境界进发。
二、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大学教师除了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科学研究。
当时摆在邱学华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
一条关起门搞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作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或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第二条是深入学校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往往是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
在科研之路上，邱学华一直不想做这样的聪明人。
何况，邱学华觉得第一条路大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搞的是自己的东西，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
从古至今的伟大教育家从孔子直到陶行知，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学理论呢？
更何况，现在的政治大环境，特别提倡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经风雨见世面。
邱学华于是毅然决然走出大学校园，坚定地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路上。
几十年过去了，邱学华终于发现，这是一条最终引导他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道路。
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条必由之路。
可惜，现在有很多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的虽然明白，人也下到基层去了，心却始终没有下去。
搞教育实验必须有实验基地，有利条件是华东师大有附小。
于是，邱学华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示到附小搞实验研究。
这样，邱学华就一边在师大上课，一边到附小搞教学实验，为了工作方便，还兼任附小副教导主任。
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附小，邱学华干脆把铺盖搬到附小，就和附小教师住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
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3课时，所以，大部分时间邱学华都在附小了。
很多人都奇怪，弄不清邱学华究竟是大学教师还是附小教师。
就是在当大学教师的几年里，邱学华非常便利地以师大附小为基地，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研究，使得他的尝试教学法有了最初的实验成果。
因为邱学华在教育科研上的影响，很多学校都非常欢迎邱学华来校调研。
在这过程中，邱学华结识了沪上名人吴佩芳[1]。
吴佩芳带领一帮家庭妇女创办了建襄民办小学，成为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一面红旗。
现代戏《鸡毛飞上天》就是根据建襄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编写的。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1960年3月7日首演，还曾参加1960年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教育传奇。
然而，可以想象，吴佩芳只是一名家庭妇女，在办学过程中，她和她的那帮同样是家庭妇女出身的同事必然会遇到很多障碍。
1963年，吴佩芳校长遇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常书记关切地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诉说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很焦急。
常溪萍于是立即让教育系派邱学华去协助吴佩芳她们办学。
虽然已经是名震沪上，但建襄民办小学校舍仍然非常简陋，租用一幢民房，大部份教师是家庭妇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时候，甚至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
于是，邱学华就从怎样备课帮起，对学生从基本训练抓起，同时，试用他刚刚研究出来的一整套口算基本训练卡片，应用题基本训练卡片，课堂教学采用练习为主，先练后讲的办法。
经过一年的努力，数学成绩从全区最后一名奇迹般上升到全区第2名。
这个教学案例，使邱学华清楚地看出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最差的能变成最好的，这并不是梦想。
华东师大离建襄小学很远，一个在普陀区，一个在徐汇区，单是坐公交车就要一个多小时，每周或两周去一次，非但没有报酬，还要贴上车钱。
晚上帮她们备课太晚了，就睡在教室里，早晨起来，便帮她们生煤炉烧开水。
如留在那里吃晚饭，大都是包馄饨，一边包，一边吃，倒也其乐融融。
1999年，邱学华专程从常州到上海，参加吴佩式办学40周年纪念活动，大家在一起谈起往事，都觉得恍如隔世。
当两位教育前辈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段在患难中建立的友谊、真情和教育传奇，很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在建襄小学的教育实践，进一步让邱学华悟出了一个道理：
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对了。
从此，邱学华走上了一条对小学数学教学进行全方位研究的道路，便很快有了第一批成果，如：
口算表的系统整理、口算与笔算的相关研究、珠算熟练的心理学研究、珠算教学改革的研究、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研究、算术作业当堂处理研究等。
正是在华东师大附小兼职和协助建襄小学办学的这一段时间，也成为邱学华小学数学教学研究成果叠出的时期。
他的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海教育》、《福建教育》、《江苏教育》等杂志上，引起小学数学教育界的关注。
1961年，邱学华在《江苏教育》发表《改进珠算教学的几点意见》，在全国首先提出：
“口算、笔算、珠算密切结合起来”的观点，并主张对小学生不需要教珠算口诀，这些观点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促进了珠算教学改革，也为文革中的“三算结合教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进入红专班破格培训
邱学华的数学教学研究受到校、系两级领导重视。
1963年，华东师大为了重点培养一批知名教授，成立了“红专进修班”。
全校选拔了36人参加，出乎意料，邱学华也被选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30多名重点培养对象中，其他人都是讲师、副教授，而且声望素著，在海内外都非常有影响，只有他一个人是助教，而且，才刚刚大学毕业三年埋单。
当时刘佛年教授是教务长，亲自领导这个红专进修班，并担任“红专进修班”的班长。
华东师范大学在1963年决定成立一个由副教授以上的专家作为主体的“红专进修班”，旨在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像张耀翔、萧孝嵘、胡寄南这样的大师级教授。
邱学华再一次遭遇到好运：
他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三年的年轻助教，又一次被破例加入了这样一个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名师名教授的培训班。
“红专进修班”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与便利就是，只要你申报了课题或研究项目，就可以给出假期与经费，以帮助你完成研究项目。
这无疑对邱学华是一种极大的帮助。
正是在这个“红专进修班”上，邱学华结识了哲学家、教育家刘佛年老师[2]。
邱学华非常珍惜与刘佛年教授“同学”的机会，一有机会，就向刘佛年教授请教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学问。
而刘佛年对这位年轻人也非常欣赏，以诲人不倦的姿态，倾心相授。
从此，两人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我们现在知道了一点：
在华东师大，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刘佛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1978年至1984年，刘佛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正是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教育主张，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
在此之前，刘佛年于1958年创办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成为全国重点中学之一。
刘佛年一生都在关注着中小学教育，一生都在思考着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就是他，主张大学教授要经常深入到一线的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老师要做一点教育科学研究。
他认为，在西方，有两种教学流派与主张，一种是讲授法，以德国的赫尔巴特、捷克的夸美纽斯和前苏联的凯洛夫为代表，第二种是活动法，就是要让学生的求知过程安排在特定的活动中，让学生在活动中去学、去做，从而达到求知与形成能力的目的。
这一流派以美国的杜威为代表。
刘佛年对这两者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法。
他认为，做学问可以走一点极端，没有这种极端，不能形成流派与学派；但解决具体问题，做具体的事情，则要抓住两头，各有长短。
也是刘佛年，在文革疮痍犹存的时期，最早提出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
知识、能力、态度三者完全不可分割。
正是这些主张，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进程。
也是在刘佛年任校长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教育科学学院。
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一直关注着邱学华的进步与成长。
可以说，刘佛年先生是邱学华尝试教育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作为母校的校长，刘佛年等一大批优秀的教育理论家，为邱学华的尝试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
在“红专进修班”上，邱学华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学术课题：
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呢？
这得由邱学华读书的事情说起。
这么多年来，邱学华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里关于小学算术教学方面的书、教育学方面的书，差不多全都看完了。
这样，他就去到南京路人民广场附近的上海图书馆看书。
上海图书馆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
在上海图书馆里，邱学华偶然之间看到一本书：
《日本小学算术课本史》。
这一本书，真的是煌煌巨著啊！
比砖头还厚，全书差不多有90万字。
邱学华一看到这本书，内心既非常激动，又非常痛苦。
我泱泱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它一个小小的日本才有多少年的文明史？
可是，人家弄出了这样一本厚重的算术课本史，可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还无法拿出一本像样的算术课本史啊！
我们强大的祖国，社会主义新中国，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啊！
正是在这种伟大的使命感的驱策下，邱学华选择了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进行研究。
邱学华有邱学华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邱学华身上那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那种尝试的精神，再一次升腾起来。
邱学华觉得，这一件工作要赶紧做起来，否则，我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国小学算术教育教学方面的奠基人俞子夷还健在，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沈百英也健在。
他们是真正的学术瑰宝，是中国算术教学方面的宝贵财富。
如果这样的工作有他们指导，邱学华认为，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
邱学华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激动。
这是一桩“抢救遗产”性质的工作啊！
于是，他向“红专进修班”打了一个报告，申说了自己的想法，并拿出了详细的研究计划。
“班长”刘佛年非常重视邱学华的这一工作。
刘教授认为，邱学华的这一工作，将会成为这一届“红专进修班”的重要成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
现在，追怀起来，这一届“红专进修班”办得确实好，华东师大当时所选拔的人才，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与前瞻性。
仅以邱学华所在的教育系为例，当时，教育系派出了四名教师，他们是张瑞藩、瞿葆奎、朱曼殊和邱学华。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都成为各自领域里的执牛耳者：
张瑞藩教授，现在是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
瞿葆奎更是大名鼎鼎。
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积十年之功，汇集150位研究者的心血，共26卷，30册，总计1800万字。
这套《教育学文集》，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教育学资料丛书，也是建国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教育学资料基本建设工程。
教育系派出的第三位学者是心理学家朱曼殊。
朱曼殊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曼殊先生在国际心理学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2005年中国心理学会授予朱曼殊先生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
教育系派出的第四位学者，竟然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邱学华。
这时候的邱学华已经是教学法领域里的后起之秀了。
但是，与其他三位学人相比，邱学华当然还只能算是名不见经传。
但正因为如此，邱学华在“红专进修班”才格外引人注目。
现在，邱学华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了。
在沈百英教授的指导下，邱学华首先要找到一批建国前出版的各种算术课本。
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找到了10多套课本，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用照相技术记录成本又太昂贵，只能择要一一做出详细记录。
同时，邱学华又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等处发出求援信，却收获甚微。
后来，听沈百英教授说过以前上海中华书局有一批藏书。
根据这个线索，邱学华终于在中华书局印刷厂的资料室找到了建国前的20多套课本，邱学华如获至宝。
但人家不同意借出，那时又没有什么复印设备。
他只能整天在那里工作，给每套课本做了详细记录。
为了赶进度、出成效，邱学华常常是啃几个馒头当作午餐。
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比这更困难的是搜集活资料。
不少亲历者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紧搞这项研究，以后再搞就困难了。
这样更使邱学华下定决心，抱着抢救文化遗产的紧迫感着手这项研究工作。
经沈百英先生介绍，邱学华到杭州拜访被誉为一部算术教学“活字典”的俞子夷先生。
俞子夷先生[3]是著名的教育家，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早研究小学数学教育的学者，可以称为中国算术教学法的奠基人。
他曾当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被错划为右派后，俞子夷一直赋闲在家。
邱学华到俞先生家拜访时，俞子夷一听说邱学华要搞算术课本史，便十分高兴。
一老一少，连续谈了三天，内容涉及建国前后五十年小学算术教学的情况，俞子夷还答应邱学华，会把这些全都写出来。
他说：
“我从事小学算术教学五十多年，把自己的体会和经验写出来，给人参考，当块垫脚石。
将此身心奉献教育，是我终生的愿望啊！
”“活一天，我就要为小学教育写点东西，现在可能没用，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不久，俞子夷将他撰写的《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一文寄给沈百英先生。
这篇回忆录很有价值，但因为俞子夷是右派，他的文章是无法发表的。
邱学华从沈先生那儿借来专门抄了一份。
就这样，在沈百英教授的指导下，邱学华通过多方调查研究，基本理清了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的脉络，并按照年代排列，很快编写出《中国小学算术课本书目》。
正当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有了眉目，欢欣鼓舞的时候，政治运动接踵而来，1965年，邱学华被抽调去安徽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被迫停止。
《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没有完成，这是邱学华一生的遗憾。
现在再要搞这项研究，困难重重。
建国前出版的几十套课本已无法找到。
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的10多套课本，中华书局在上海一家印刷厂的资料室保存的20多套课本都在文革中散失了，实在可惜。
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但是，邱学华心心念念，一直未能忘怀于这一搁浅的课题。
他觉得，这必须是由他来完成的一桩伟大事业。
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在科研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形下，邱学华分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献出了自己的科研成果。
这就是《中国小学数学四十年》（198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小学数学教学五十周年的回顾》（《人民教育》1999年第10期）和《我国小学数学六十年的变迁——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争论》（《小学教学·数学版》2009年第10期）。
在《我国小学数学六十年的变迁——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争论》一文中，邱学华从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争论看六十年小学数学教学的变迁，从中总结出了很多经验与教训，有效地指导了小学数学教育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文中，邱学华指出：
六十年来经历了八次课程改革，国家正式颁发并实施了10份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国家和地方一共编写了100多套课本，发展之迅速，内容之丰富，争论问题之广泛是世界上罕见的。
这六十年，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大致可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由于受政治运动影响，教育工作极不稳定，左右摇摆，大起大落。
每一次变迁，大都受政治运动影响，由行政干预，而使得小学数学教育的前进受到了遏制；后三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大纲教材基本稳定，每一次变迁都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报刊也敢于刊登争论性文章。
特别是21世纪初实施新课改后，数学家和数学教师提出尖锐意见，引起极大的反响，出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邱学华进一步指出，在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小学数学教育大体有四个主要方面的论争：
一是教学程度之争，二、应用题教学之争，三、口算教学之争，四是珠算教学之争。
邱学华以一个小学数学教育家的高度，在分析了小学数学六十年的发展之后，深有感触地发现，六十年的变迁轨迹，清楚地看出前三十年因受政治运动影响，在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上左右摇摆，大起大落，有着惨痛的教训；后三十年，逐步趋向稳定，证明采用“程度不变、难度下降、适当渗透现代数学思想”的方针是正确的。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
目前我国小学数学的程度是适当的，绝大多数小学生是能够接受的。
同时也应该看到，同世界各国相比，这个程度已经是领先的。
除了这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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