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唐太宗李世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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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唐太宗李世民

书法与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599－649），为唐朝开国皇帝，史称“唐太宗”。

在旧史家笔下，他不仅善于“武功文治”，而且善于“讷谏”和“任

人唯贤”等，故有所谓“英主”、“贤君”之誉。

尢其所谓“贞观之

治”，更为旧史家所传颂。

“英主”或“贤君”等之美誉，其实如

何？

不易考实。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个人爱好即是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与个人爱好分不开。

而所谓个人爱好，通常又与维

持和巩固其统治关系极其密切。

以所谓“个人爱好”为幌子，

运用行政权力，将书法拔高为国家级的文化科目和科举工具，

李世民是始作俑者，而虞世南则是大帮凶。

[转自铁血社区

]据《唐朝叙书录》一文记称，贞观“十四年（640年）四月二十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

⋯⋯并尝谓群臣曰：

‘书学小道，⋯⋯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精专耳。

’”又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

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

”“书学”一词，发端于隋朝，原泛指经、史、子和文字等文科科目，其具体内容各朝有所不同。

但李世民口中的“书学”一词，却泛指“书法”，与所谓“书”、“法

书”或“书道”相同均，是“散卓”活动和“散卓”作品的概称这。

里，

既将手迹亲示于群臣，又将“书学”称之为“小道”又，谆谆善诱

地训示臣下对“书学”要心力“精专”，才能“未有学而不得者”，

可见李世民对书法的亲自“推销”，格外地卖劲。

在中国，帝

王手迹本来就“价值连城”，何况是所谓帝王“法书”呢！

这里，李世民俨然已是一位“帝王书法家”，无怪乎后世将其称之为“帝王书家第一人”了。

这个称谓，其实也不无反映了以前的

帝王都与“书法”毫无关系。

一个身具“九五之尊”的帝王，竟然当着众臣面前，时而自我展示“草书”，时而又即席炮制所谓“飞白书”一，再示范，以身作则，既言传又身教，不遗余力，这就充分说明了李世民之对于书法，几乎到了“忽然”狂热的地步，决不是所谓“爱好”那么简单了。

以上两则记载，不仅充分地说明唐朝初期，尢其贞观年间，朝廷上大多数官员对

于所谓“书法”或“书学”的认识，几乎完全处于“陌生”的阶段，而且说明了作为一个开国帝王，李世民如此狂热地鼓吹和宣扬书法，当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玄机。

而将身教言传地宣

扬“草书”和“飞白书”的地点，选在“金銮殿”上和“玄武门”上，则不无蕴藏着另一种意味。

即是说，金銮殿是王权象征，玄

武门则是杀兄弟、逼父位夺父权之地，故意味深长。

“书学”一词原来泛指经、史、子、集等“文科”之学。

李世民首将“书法”称之为“书学”意，味着将“书法”升级为“国学”科目之一，这就为稍后之“弘文馆”更名为“书学馆”，科举科目增加所谓“明书”科，同时“易笔”作业等，提供了思想依据。

此外，据称李世民不仅下诏重金求购王羲之手迹，而且亲自为其撰写传记，遭致十八家旧《晋书》一并俱废。

王羲之手迹是书法的乱字

经典之一。

李世民如此赏识，可见已深知此中玄机。

史料显示，李世民在即帝位之前，与书法毫无联系，更谈不上所谓“爱好”。

据《旧唐书.高祖诸子》记载，唐高祖李渊生子计二十二人，仅其中二人与“书法”有些瓜葛，即第七子汉王李元

昌“少好学，善隶书”，与第十九子鲁王李灵夔“好学，工草隶”。

而其余二十子，包含秦王李世民在内，均不存在与“书法”相

关的任何记载。

据此可知，李世民与“散卓”活动也即“书法”活动扯上关系，当在即帝位之后，尢其有了所谓“书法老师”

虞世南并与之“略商”、“论书”了一个阶段之后，时间约在“贞观”前期。

李世民与虞世南彼此之间，关系十分特殊。

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师生”关系。

据《唐朝叙书录》记称，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

‘虞世南死后，无人可

与论书⋯⋯’.《”旧又唐书.虞世南传》记称：

“太宗尝谓侍臣曰：

‘朕因暇日，与虞世南略商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

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说明了虞世南不仅是“书法老师”，而且是重要谏臣之一。

继之又“手敕魏王泰曰：

‘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

’”故虞世南一死，李世民竟“哭之甚恸”。

由此可见，李世民与虞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比。

虞世南既然如此重要，就值得一叙了。

[转自铁血社区]虞世南（558－636年），唐朝初职为秘书监。

隋朝末曾任窦建德政权的“伪黄门侍郎”，后投靠李

世民任“秦府参军”。

其谋略远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

贞观之初为何能博得李世民如此敬重呢？

这可能与其成为

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和重要谏臣，不无关系。

虞世南的书法活动无可详考。

相传隋朝间曾与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的书法活动，有过一些联系，既得二王之法，又深知书法之发生。

其所著《书旨述》一文，不仅可窥见书法的历史渊源、现实功用等，而且折射了李唐王朝的基本的文字政策走向，简直

是一篇鼓吹和宣扬以书法统制汉字，也即以书法立字的“唐字宣言”。

兹录全文于下。

.唐·虞世南《书旨述》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为余知书启之发源，审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

以知之？

今率以闻见，随纪年代，考究兴亡，其可为元龟者

举而叙之。

古者画卦立象，造字设教，爰阗（“门”作“宀“”置，”之异体字）形象，肇乎苍史仰观俯察鸟迹，垂文至于唐虞焕乎文章，畅于夏殷，备乎秦汉。

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书，

采苍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号曰“籀文”或，谓“大篆”。

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适时简要，号曰“小篆”，善而行之。

其苍颉象形，传诸典策，世绝其迹，无得其称。

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来，犹或参用，未之废黜，或刻于符玺，或铭于鼎钟，或书之旌钺，往往人间时有见者。

夫言：

“篆者，

传也；书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

字者，孳也，孳乳寝（“丬”作“氵”）多者也。

而根之所由，其来远矣。

”先生曰：

“古文、籀篆，曲尽而知之，愧无隐焉，隶、草攸止，今则未闻，愿以发明，用去昏惑。

”曰：

“至若程邈隶体，因之罪隶以明，

其书朴略，微而历祀，增损亟以湮渝，而淳善之流，亦称传习，首变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绝。

史游制于急就，创立草藁，而不之能。

崔、杜析理，虽则丰妍，润色之中失于简约。

伯英重以省饰繁之，铦利加之，奋逸时言草圣，首出常伦，钟太傅师资，德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妍。

而前辈数贤，递相矛盾。

事则恭守无舍，仪则尚有瑕疵，失之断割。

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揆其理，俯于众美，会滋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

”先生曰：

“于戏三才审位，日月烛明，固资异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无相夺伦，父子联镳，轨范后昆。

”先生曰：

“书法玄微，其难品绘。

今之优劣，神用无方，小学疑迷，惕然将寤。

而旨述之义，其可闻乎？

”曰：

“无让繁词，敢以终序。

”转自[铁血社区].（本文据之万有文库本《法书要录》，断句与标号为笔者所加。

此外，“沿”原文作“氵公”，“析原”文作“木片”，均据今字一并纠正。

其次，文末三行文字，文

句似存讹误，暂存疑。

）.粗略地说，虞文重点讲了几件事。

其一，标榜和鼓吹文字是统治者为“设教”即“教化”而造出来。

其二，编造苍颉所造的文字是设置“象形”的神话。

其三，为

秦篆的反文字倾向作辩护，提出对秦篆“传也”的明确概念，

作为书法的所谓“奥旨”。

其四，斥责由秦末“罪隶”（用古硬笔）

创制出来的“隶体”也即“卓”字，过于“朴略”简约而便民“历祀”

和“传习”，有违于官意。

其五，阐述了自东汉以来历经了少

数几个士大夫的探索尝试，惨淡经营，终于“制成今体，乃穷奥旨”。

所谓“今体”，即“书法体”，也就是用软笔以“提按”方法

炮制而成的“八分”（后又称“隶书”、）“真楷”和“行书”、“草书”之类。

其六，将“书法字”混同于常态字，让人误以为古人造

字，一开始就用了软笔，从而一举抹杀了古硬笔几千年来的历史贡献，为颠覆硬笔文化铺路。

《书旨述》基本上重复了《四体书势》的基调，不堪一驳。

人所尽知，文字创制之时，“帝王”尚未出现。

“苍颉”其人是否是“黄帝之史”，本属疑问；古时造字者不止一人，已为当今考古成果所证明。

苍颉即使

果真造字了，也仅是其中之一人，其文字为了“世以纪事”（《论衡》），并非纯粹为了所谓帝王之“设教”。

说苍颉造字“仰观俯察鸟迹”，说苍颉之字“象形”，则纯属胡编乱造。

考古资料显示，古今文字之形，与“鸟迹”并无多少联系，春秋战国之时出现的“鸟篆”，也仅是古硬笔写字中的美术写式之一，现实

生活里有其相应的常态文字。

而所谓“象形”，“六书”中仅占其一，远不足以一代五，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至于所谓“大篆”，世上本无其字，只不过是后世御用文人为替秦篆作辩护而凭

空生造出来的虚托之词。

说李斯“省改”籀文为“小篆”也，是一种为其作“解脱”之托词。

事实上，“小篆”比籀文要难写得多。

小篆的出台，不仅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充当了反文字的宣言和活样板，而且反映了秦王朝反文明、反理性、反实用的

反动的思想文化的政策立场。

陈胜的“张楚”政权用“隶人”创制的“便于末俗”的“卓”字一，举取代了秦篆，使其永世不复。

正因为如此，“便于末俗”的硬笔“卓”字，自东汉、三国魏、晋以来，一直遭到专制统治者的歧视，或时而诬其“失真”，不合

所谓“苍颉之法”；或时而鼓吹恢复使用秦篆。

更有甚者，则

叫嚷要“散卓”，要“解散隶体”和“损隶之规矩”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一个以“解散”卓（隶）字为目的的文化阴

谋，经历了长期尝试和准备之后，终于在唐初得逞。

而“篆者，传也”，不仅充分地暴露了“书法”的发生缘由，而且说明“书法”的功用，在于与秦篆的一致性，也即“乱字”、“反字”。

关于以

上问题，后面另有专题作初步驳正，这里不再详叙。

[转自

铁血社区]将书法与帝王的家天下也即旧中国专制政权的所谓“兴亡”联系在一起,首次见于《书旨述》；明确地提出“篆者，传也”，首次见于《书旨述》；明确地提出所谓“苍颉象形”之说，首次见于《书旨述》；用书法字取代硬笔字也即所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也是首次见于

《书旨述》，还有其他等等。

所谓“奥旨”“，书旨”其，实即是“散卓”之旨，也就是最终以“书法字”取代硬笔卓字之旨；也就是乱字阻用之旨；也就是愚化民智之旨；也就是维护和延续专

制统治之旨。

这无疑是对《四体书势》所谓“机微要妙”的重要阐发。

如果说，卫恒《四体书势》是一篇“书法宣言”，而《卫夫人笔阵图》和《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是书法理

论纲领，那么，虞世南《书旨述》即无疑是一篇试图以书法

立字的“唐字宣言”。

所谓“唐字”，即指将书法字“升级”为国级字形时在唐朝，故称“唐字”。

虞世南是李世民的谋臣和书法

老师。

书法的由来与功用，李世民应当比谁都心知肚明。

由此可见，李世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群臣鼓吹和宣扬书法，

尢其是意有所重地示范所谓“草书”与“飞白书”，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当与虞世南的直接“发蒙”和“教唆”不无关系。

而虞世南之所以受到李世民的特别敬重，深知书法的“奥旨”，应是其原因之一。

李世民是一个道地的功利主义者，为了一

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争夺帝位，他发动政变，将胞

兄太子李建成、胞弟齐王李元吉诱杀于玄武门，同时逼父让

位。

为了制造舆论，稳固权位，欺骗后人，他敕贞观史臣在

编写《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时，篡改史实，不仅贬低

高祖的作用，而且抹杀太子的贡献。

甚至隐瞒了胡人的血统

关系。

为了博取所谓“贤君”之名，他竟拿死囚作秀，为宋朝

欧阳修等后人所抨击和诟病。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为王

羲之等亲写传记，他竟敕令史官别修《晋书》，从而废弃十

八家旧《晋书》。

为了满足其个人淫乐，他坐拥众多妻妾、

宫女不算，还“霸占”其弟媳（齐王元吉之妃）杨妃为妃，又

强选其已故大臣武士镬之十四岁女儿作“武才人”（后来之武

则天）。

为了所谓“长生不老”，他竟一味痴迷于国内外方士的

丹药，结果成为被所谓“长生不老药”直接毒害致死的第一位

中国皇帝。

此外，还有诸如为了发泄个人情绪，竟然亲自砸

烂魏征的墓碑等“烂事”发生。

一方面，是“英主”、“贤君”之美誉载史以流芳百世；另一方面，则是品性卑劣，作恶作邪，

反复无常，手段残忍、荒淫无耻，虚伪、独断和无所不用其极。

由此看来，李世民之所以“爱好”书法，决不是为书法而书法，而是为了李唐王朝的家天下延续千秋万代而“奉行”书法。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个人爱好即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与个人爱好分不开。

而所谓个人爱好，通常又与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关系极其密切。

作为一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如此狂热

地鼓吹和倡导书法，不仅为“书法绑科举”也即“书法绑仕途”提供了行政决策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一箭多鸟：

既

兴“散卓”之笔，废弃古硬笔写字，改变了书写工具，同时又改变了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平行”书写方法，改变了汉字的写线型笔划，改变了汉字的形貌。

换言之，以所谓“个人爱好”为幌子，运用行政权力，将书法拔高为国家级的文化科目和科举工具，这就从一个国家的政策层面上，一举推行了用软

笔取代硬笔，用“提按法”取代“平行法”用，“书法字”也即“唐字”取代汉字等重大文化变革。

而所有这一切重大演变，李世民

是始作俑者，虞世南则是帮凶。

由此可以说，以书法立字，由书法去统制汉字、包办汉字，起于唐朝；用书法包办古今文字史和汉文字学等，起于唐朝；将书法拔高为所谓书学、国学等，也是起于唐朝。

书法是对秦篆的一种变相传承。

李

唐王朝认同“书法”和“书法字”，无异于等于认同第二次造“篆”。

在这个意义上讲，书法承于秦篆，异于秦篆，但超越于秦篆，

比秦篆更富于迷惑性和欺骗性。

也即是说，秦篆是赤裸裸地

举起“乱字”的旗帜，而书法字虽发源于“乱字”，但富于欺骗性

和迷惑性，因之比之秦篆更具有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