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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

胡适《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

①可不是悄悄的走。

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

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

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

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

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

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睡。

志摩所以能使朋友之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

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

他是我们的连素,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

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

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

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

他才是和事老,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蹭的‘连索’。

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

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

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

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

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

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面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

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

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

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

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

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

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

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

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

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②,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

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

……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

……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

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

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忄宅傺以死,死为无名。

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

呜呼志摩,可无惧耶!

可无惧耶!

(12年1月2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

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

“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

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

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

人谁不安现成?

人谁不畏艰险?

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

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

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

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

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

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

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

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

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

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

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

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

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

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

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

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

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

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

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

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

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

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雾:

飞来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

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

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

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同时在北平《晨学园》发表)

①本文选自《新月》4卷1期。

胡适曾与徐志摩一起创办过《现代评论》周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两人有着浓厚的情谊。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所乘飞机失事遇难,12月3日,胡适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追悼文章。

②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苏雪林谈徐志摩的诗

民国十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兄弟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对于青年心理有很大影响。

北方唯一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

民国十一、二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

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词藻,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的用惊异的眼光看他。

有的心怀妒忌,恨不得趁这条巨蟒尚未完全蜕化为头角峥嵘的龙来争夺自己的地盘时,把它一拳打死;有的却暗暗欢喜说:

我们的真诗人出现了,我们渴望的艺术诞生了。

前辈文人如梁启超等对他特别赏识,甚至嫉视白话文学如寇仇的章士钊,也许之为“慧业文人”,死抱传统思想,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亦具有好感。

徐志摩这奇怪的人物,出马文阵不久,便征服了青年、中年、老年的心,跃登第一流作家的坛坫。

他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话虽成了反对党嘲笑的口实。

但我们若屏除任何成见,将他对于新诗坛努力的成绩,一一检查,则将承认这话并不算过分的恭维。

现在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研究一下:

徐志摩诗的形式

一、体制的讲求新诗自胡适时代至于郭沫若时代,都没有一定的格式。

郭沫若虽然采取西洋格式以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试作带上了美国诗人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的自由豪放作风,又趋于卤莽决裂之途。

他集中十分之九为自由诗,他对于新诗体制实无贡献。

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试笔《哀曼殊斐尔》便是有韵的。

民国十五年春,于赓虞想在北新书局办一个纯粹的诗志,徐志摩与朱湘劝他移办于《晨报》。

于是遂有《诗刊》产生。

这诗刊便是后来新月书店诗刊之先驱。

据于赓虞说诗刊发行之前夕,共聚于闻一多寓所讨论,在座共有七、八位新诗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

《诗刊》的发刊辞即出之徐志摩手笔。

《诗刊》发行后,每周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

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

及《新月诗刊》出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胡适的《新诗已上了轨道》,便是那时说的话。

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且速。

他今日发表一首诗是这种格式,明日是另一种,后日又是另一种。

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

他在民国十四年发表了一本《志摩的诗》,据他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

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章韵体。

诗刊派的诗有“方块诗”之诮,他人为之,不免稍受拘束,而徐氏独能于此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其天才,这一点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二、辞藻的繁富白话诗初起时,为了摆脱旧诗词的格调起见,排斥旧辞藻,不遗余力。

又因胡适说过,真正好诗在乎白描,于是连“渲染”的工夫多不敢讲究了,看刘复《扬鞭集》那样朴实无华,汪静之、胡思永虽说是比较年轻的诗人,也不敢把他们的作品带上一点鲜明的色彩。

白话诗之主白描,情形也正相类似。

但诗乃美文之一种,安慰心灵的功用以外,官能的刺激,特别视觉、听觉的刺激,更不可少。

西洋某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虽偏,不能说它完全无理。

中国文人也早有见于此,刘勰《文心雕龙》有情采篇,曾说“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

袁枚也说“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1又说“圣如尧舜,有山龙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琼楼玉宇之号,彼击缶披褐者,终非名家。

”所以文学革命大师的禁令,只能收效一时,略有才气的诗人便不甘受这种束缚。

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是充满了“心弦”、“洗礼”、“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远的爱”种种西洋辞藻。

徐志摩出现后,诗的辞藻,更为富丽了。

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洋的,那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

陈西滢说:

“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

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

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这批评是最切当没有。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西滢还说:

“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束。

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

”徐志摩有一篇小品文字,描写新加坡和香港的风景,题为《浓得化不开》,谑者遂以名其文。

甚至“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这些名称也是反对派加给他的。

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

“颇以繁芜为累”,又说:

“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我于徐氏亦云。

徐志摩后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三、气势的雄厚郭沫若诗颇雄,而厚则未必,因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无深度。

所谓“力量与气魄不相称”也。

徐志摩诗则雄而且厚。

凡辞藻过于富丽者,气每不足,足者即为上乘。

曾国藩日记云: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徐之作品,可当此语而无愧。

散文诗如《毒药》、《婴儿》、《白旗》、《天宁寺闻礼忏声》,都足见他真实的功力。

试举《婴儿》中的一段: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

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殊站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阵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

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这个选材极难的题目,他试以正面描写的方式,形容得那么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真是十分不易的。

而且以上所引的两段约三百五、六十郑挛幕褂卸儆嘧?

才完。

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诗有曲折、有层次、有奔注、有顿挫,我们读来毫不觉得它的冗长拖沓。

真如韩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又如吴挚甫所谓“声音之道,尝以意求之;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谓抗坠、曲直、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

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又论徐诗音调云:

“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

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这话未尝不对,但我以为徐志摩作品在音节上试验是同他体制上试验一样勤苦,而且一样具有许多变化的。

他的音调随着诗的情绪而生变化,如果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即异常轻快;悲伤的,则音节也显出凄凉。

试看他的《雪花的快乐》,第三、四两段: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铮颍娠r,飞铮颉。

砩嫌兄焐懊返那逑悖?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音节之轻快,真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

又如《落叶小唱》:

一阵声响转上了阶沿(我正挨近着梦乡边);这回准是她的脚步了,我想——在这深夜。

一声剥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紧着睡乡旁);这准是她来闹着玩——你看,我偏不张皇!

一个声息贴近我的床,我说(一半是睡梦,一半是迷惘):

“你总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多叫我心伤1

一声喟息落在我的枕边(我已在梦乡里留恋);“我负了你”你说——你的热泪烫着我的脸!

这音响恼着我的梦魂

(落叶在庭前舞,一阵,又一阵);梦完了,呵,回复清醒;恼人的——却只是秋声!

诗人失恋的苦恼,完全在这凄凉音调中传出,读之每使人联想及白人甫的《梧桐雨》和长生殿《夜雨》一折。

虽然唐明皇的情况与诗人是不同的。

又如徐志摩在《沪杭车中》第一段:

匆匆匆!

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以下连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

读者也恍惚坐在那风驰电卷的火车中了。

此外则《盖上几张油纸》,连用叠句,如聆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

《天宁寺闻礼忏声》,俨似梁皇忏的声调。

《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平和的心声,足与俄国《伏而加摇船曲》(VolgaBoatman’sSong)媲美,其他音节优美的甚多。

不及细述。

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作文学革命论时,曾提出十个大字: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所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

中国语言太庞杂,为国民交换思想感情一大障碍,而且也阻滞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我们提倡白话文,一半为改良文学工具,一半也为推广国语。

但推广国语,以文学的实验为要着。

如法国国语之臻于完密,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各个戏剧家、文学家、诗人之功。

莫里哀(Moliere)剧中的言语,到今还在法国人口中说着呢。

但胡适白话文虽写得极其明畅流利,所用不过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搭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的调子。

冰心的小说用的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

至于珠江流域的文人,对于国语,更不能运用自如了。

所以胡适“国语的文学”他自己先就不能做到,至于文学的国语,那更谈不上了。

徐志摩虽是浙江硖石人,国语倒说得很标准的,他就毅然肩起这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

他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诗则一部分用国语,一部分用砖石调子,一部分是普通白话。

刘复用北京下等阶级的言语,模拟人力车夫的对话,虽然口吻逼肖,但像那“一个椋亲印保ㄒ晃那ⅰ鞍肜印保ㄒ淮椋ⅰ白帷保u颍ⅰ氨隆保u灰烤固黄毡榱恕6椅颐谴丛旃镂难У淖谥迹且锾岣叱潭龋魑看蠓虻难杂铮皇且咽看蠓虻难杂锝档停ビ氤捣蛱富埃粤醺吹陌旆ㄊ茄Р坏玫摹P熘灸π唇谢印⒊捣颉⑹勘材D馑堑目谖牵劣诒鸬氖悴蝗绱恕O瘛逗#辉偈俏业墓怨浴贰ⅰ恫惺贰ⅰ犊ǘ鹄铩范际怯玫墓铮搅恕遏淅浯涞囊灰埂贰ⅰ睹突⒓吩蜃髡咴擞霉锏募记桑健H纭缎莨治业牧吵痢分械牧蕉危?

不是的,乖,不是对爱生厌!

你胡猜我也不怪,我的样儿是太难,反正我得对你深深道歉。

不错,我恼,恼的是我自己:

(山怨土堆不够高;河对水私下唠叨。

恨我自己为甚这不争气。

徐志摩诗的精神

一、人生美的追求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

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

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

他咏哈代曾说:

‘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

’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

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

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

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这话真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出了。

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其实,他是理想派。

唯美派的文人对于俗众以为不足与语,把自己深深藏闭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除游心于古代希腊或异国文艺之外,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

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们看定了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

况且他们又认识人类“心灵力”可以创造一切。

宇宙是个舞台,人类是这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固可以排演出许多毫无精彩恹恹欲绝的戏剧,我们也可以表现出许多声容荼火,可歌可泣的戏剧,只看我们肯不肯卖力罢了。

所以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为了慰安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

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

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

他说:

“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寻着人生美的。

他写精神上最高境界更好,比如:

“他的前面有无穷的无穷;他在有限中见着永恒;他的精神似一粒无形的埃尘,追随造化车轮不停地前进;他的灵海中常常啸响着伟大的波涛,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

”沈从文说,在徐诗《多谢天!

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中,作者的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了。

我说不如谓作者的思想,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之为恰当。

他在《新月诗刊》创刊号曾说:

“我们诗是一个时代最不错误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听出民族的精神,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

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竟许影响到人类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竟许可以开成千上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

”他在最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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