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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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内容提要】本文对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因素，包括“对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馆藏丰硕’与‘收藏优化’的两难选择”、“关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治理‘效率观’的明白得”、“缺乏现有联系支持”和“理论研究的脱节”等，作了论述。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主观因素/阻碍探讨
【正文】
从特点上考察，档案价值鉴定确实是一项深受主观因素阻碍的、以价值评判为核心的辨别工作。
因此，分析我国阻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本身有效开展的因素，第一应该从主观因素分析着手，就显得超级自然了。
主观因素的阻碍是无形的，但是它的阻碍结果却是实在的、能够显示的。
在主观方面关于档案价值鉴定起障碍性阻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一、关于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
欧美国家档案治理的核心，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有一个变迁的进程。
在此前，来源原那么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是档案治理的重点与核心。
而尔后，档案价值鉴定慢慢代替了档案整理，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档案学研究也慢慢把重心放在档案价值鉴定，和有关的档案优化问题研究上了。
如原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1992年来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演时就曾指出，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统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此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居第一。
（注：
陈兆：
《必需狠抓档案保留价值的鉴定工作》，《兰台世界》1999年第2期。
）这种工作重点转移，是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转移，也是档案工作本身进展的客观需要。
相关于欧美国家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对档案治理核心地位的从头认定，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方面的反映，有着相当的滞后性。
在我国，以往的档案治理学教材中，鉴定环节跟其他环节一样，被割裂了流程性、持续性，而跟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一路，被视为档案工作的八个环节之一。
只是到了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治理学》中，将“档案价值的鉴定”挪到了第一章，而且在教材的“导论”中，强调了鉴定环节的重要性，指出：
“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搜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当中，是档案治理中最具决定性意义（决定档案存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
”（注：
邓绍兴、陈智为主编：
《档案治理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另外，也有人指出：
“鉴定工作不仅决定了档案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存在于档案业务的其他环节当中。
”（注：
葛荷英编著：
《档案鉴定理论与方式》，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这种变更是一种理论进步，也表现出熟悉上的进步。
可是，整体相较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运用的文件治理、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等有关精简文件的概念与方式，和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档案优化方法，咱们的熟悉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滞后的。
二、“馆藏丰硕”与“馆藏优化”的两难选择
（一）关于“丰硕馆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部门关于馆藏建设的声音，几乎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口号，那确实是——“丰硕馆藏”。
我国以“丰硕馆藏”为原那么指导档案馆藏建设是有其深刻的客观缘故的。
其一是我国的馆藏总量少，与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长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
其二是档案馆新建库房有必然的空余度。
我国的档案馆库房建设有两个时期：
60年代各级档案馆成立之初，档案数量少，库房相对空闲。
90年代，档案馆兴起第二个扩建高潮，许多档案馆纷纷成立起新馆，如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都另建新馆，大量地（市）、县（区）级档案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大扩展了库房。
旧馆加新馆，档案库房也相对空余。
因此，库房的相对空闲，给档案部门一些同志带来必然的阻碍，关于鉴定的熟悉不足，主张慎行存毁鉴定，这种情绪最近几年来还有表现。
因此，丰硕馆藏的阻碍，在我国说不上根深蒂固，但乃至是一个短时期难以挥去的档案情结。
（二）优化馆藏在我国的艰巨操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界把优化馆藏作为档案馆室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
但是，跟国外的档案优化政策相较，我国的这一战略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
第一，从时刻观念上看，我国的优化思想，整整掉队于国外30年，优化观念意识是需要时刻成立和培育的，因此，这一点我国尚有待时日。
关于此刻馆藏进行档案优化的直接方式是加速销毁鉴定。
显然，这与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的“重于收藏轻于鉴定”，尤其是轻于存毁鉴定的适应不符。
第二，关于优化，我国没有相应的方式与标准。
档案优化，在国际档案界研究由来已久，为此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式与标准。
如比例鉴定法、选样保留法、限制档案移交机关和操纵进馆文件范围等方式，普遍运用在欧美国家的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效益，积存了许多体会，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程序。
这些方式与标准，尤其是量化的方式与标准，在我国尚在探讨当中。
第三，我国缺乏相应的文件治理机制。
文件治理机制，若是用一句话来归纳，那确实是文件的精简机制，文件治理的效率机制。
而这种精简、这种效率，确实是通过及时、有效的鉴定方法实现的。
跟欧美国家相较，咱们在文件治理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文件治理观念不强。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界只论文书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教育中，也只有文书学。
显然，文书工作与文书学，与文件治理与文件治理理论，二者之间有着目的性上的不同。
我国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关注的是文件拟写、运转、办理、积存、立卷与归档。
研究重点是如何正确运用文种、拟写文件、遵循行文规那么，而文件的立卷、归档视作为介于文书工作与档案治理之间的一起环节。
因此，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并非专门注重研究如何通过鉴定、处置，达到精简文件目的的问题。
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不能深切人心。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国外档案学家眼中，具有标志“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里程碑”（注：
（阿根廷）曼努埃尔·巴斯克斯：
《文件生命周期研究》，科尔多瓦大学1987年出版。
）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兆＠①开始把这一理论介绍到我国档案界，其后有很多学者对其加以进一步研究。
但是，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研究的情形看，尽管有许多研究者表示赞同，但它远不是一种被档案界普遍同意的理论，以为无心义的有之，以为我国已有相同理论的有之。
总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成了一种很有争议的理论，自然就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作用了。
三是文件中心尚在成长当中。
进行文件治理的主体是文件中心，欧美国家普遍成立了文件中心，以承担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管。
而我国关于文件中心历经长时刻却未得普遍认可。
从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1988年成立以来，相那时刻内出不了第二家，而且档案界还不断有成立文件中心的质疑之声，一直到2000年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十五”打算》，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址，推行成立文件中心，才把关于是不是需要成立文件中心的争议划上句号。
但整体看来，我国要普及文件中心，还有待时日。
固然，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心中关于文件的治理，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标准、方式和程序，不然档案室和档案馆显现的问题，也将会蔓延到文件中心。
三、几种观念——关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治理“效率观”的明白得
（一）关于“精华说”、“财富说”。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尤其是存毁鉴定缺乏足够的熟悉，也出于“精华说”、“财富说”的阻碍。
我国档案学有关教材中，一直灌输有这种观念，对往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档案是文件的精华”。
有人指出这种整体熟悉存在缺点，（注：
姜之茂：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四）——制约因素分析》，《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4期。
）咱们长期以来注重档案的平安保管，是这种“精华说”、“财富说”阻碍的结果。
正确的观念应该是：
有些文件是精华，而有些文件那么不是。
为此咱们就会研究何种文件有永久保留价值，何种文件只有必然价值。
（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经受风险以后，具有取得利益的可能。
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较，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过失；二是工作难度大。
怕出过失，是档案价值鉴定进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此造成了求稳的心理。
正如王传宇指出的，在鉴定中，档案人员“第一是怕错”，因为“同其它各项档案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档案‘命运’。
挤在库房里，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可是一旦鉴定错了，处置失误，那么不可挽回，责任重大；这不仅是具体档案人员的心态，乃至也在必然程度上是某些档案行政治理部门的心态。
这种求稳怕错的思想，阻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开展，专门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文革’中的错销档案，令人们难消余悸。
”（注：
王传宇：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1期。
）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和鉴定结果必然程度上的不确信性，增加了人们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心理。
”（注：
王传宇：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1期。
）
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
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
“第一，国家档案行政治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阻碍档案工作进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计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
长时期以来，那个决心很难下，即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
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大体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肯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
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专门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可是，通过鉴定确信销毁处置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时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方法，而那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穷期封存，不敢销毁。
”（8）
（三）关于档案治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治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
第一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效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能够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
第二，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份和治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
基于上述两个缘故，表现档案部门的治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治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造成档案治理效率不高的缘故有二：
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治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普遍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治理法那么中的规模效应。
这两点正是与鉴定紧密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治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
但相关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
归档鉴定、进馆鉴定、品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讲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
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
而关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全然就没有专项规定。
因此，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依照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
条款内容过于精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轻忽微观等等。
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缘故。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确实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公布《地址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紧密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
“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份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份每七千卷增配一人。
”这种规定的阻碍是超级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确实是：
谁销毁档案，谁确实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关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很多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阻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示，咱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能够归纳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刻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
王传宇对《档案学通信》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
《档案学通信》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一年一样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如1990年、1992年，一篇也没有。
《档案学研究》自1987年创刊以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每一年仅有一篇或两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199一、1992两年都是零。
这两种刊物都是在1993年以后，有关鉴定文章多了起来。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信》和《档案工作》），作为最先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公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散布情形如下：
1951～1960年，共16篇。
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别离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公布之年。
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固进展到一按时期，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那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那么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腕。
这5年间尤以1965年为多，共有21篇相关文章或报导。
1979～1992年，14年共29篇，平均一年2篇，从篇幅比例来看，又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可见，“文革”不正常时期关于档案工作的阻碍。
一样，到1993年以后，相关文章又慢慢增加了。
因此，从这3种期刊的文章刊发情形看，1993年以后研究增加，掀起新的高潮，这明显跟四川省档案部门1992～1993年开展的“消肿”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大讨论有关。
但跟国外档案界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情形看，显得十分滞后。
国外在这段时刻内，从美国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模式，到德国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再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模式，通过了多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模式的演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刻上显得较为迟缓之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阻碍。
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
我国档案工作每一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因此，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量，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咱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别离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式》，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功效洋洋洒洒，很是全面。
可是关于最近几年来研究功效作一分析，能够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第一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功效，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信》、邓绍兴关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第二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
这种研究功效数量尽管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硕的实践体会，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功效，在整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
依笔者切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要紧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小，或研究理论性不强。
这能够从文章题目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
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那么不多。
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咱们档案理论界检讨。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第一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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