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教案1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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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案19

课程教案

课程名称

中国现代文学史

授课题目（章节）

第十九章

授课对象

中文系本科

授课时间

第11-16周

周次及课时安排

第11—16周，共12课时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

教学目的

1.了解四十年代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

2.把握张爱玲、钱钟书、七月派小说等的小说创作以及艾青、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

教学重点、难点

1.四十年代的文学范式与张爱玲、钱钟书、七月派小说等的小说创作以及艾青、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

第十九章国统区、沦陷区文学

第一节小说创作概况

中国现代小说在40年代再次走向繁荣，中长篇小说竞相涌现，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更趋多样化。

形成了暴露讽刺小说、文化反思小说、抒情怀旧小说、心理探索小说、大众传奇小说和都市通俗小说等各具特色的流派风格，比30年代更为丰富壮阔小说世界。

一、抗战小说：

抗战初期出现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题材、表现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抗战小说的创作高潮，起到了配合抗战、鼓舞斗志的作用，也为现代小说开拓了战争题材的领域。

影响大的作家作品有：

丘东平的《第七连》、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李辉英的《北运河上》、骆宾基《东战场别动队》等。

此外，萧乾、碧野等作家也都写过一些优秀的抗战小说。

二、暴露讽刺小说：

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作家们的视线由光明转向阴暗，创作倾向也由歌颂转变为暴露讽刺。

国统区在讽刺剧、讽刺诗和杂文勃兴的同时，掀起了暴露讽刺小说的创作浪潮。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艾芜的《石青嫂子》，钱钟书的《围城》等优秀小说，展示了在民族矛盾刺激下迅速变动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揭露批判了政治的积弊和历史的陈垢，刻画了官僚政客、地主豪绅、病态文人以及落后农民的个性形象，显示出冷峻、犀利、辛辣的讽刺锋芒。

三、文化反思小说：

抗战中期以后，还出现了一批注重文化分析与历史反思的小说，它们是作家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探询与反省的结晶。

它把抗战初期高昂的民族激情，深化到了理性的层次。

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对中国式的家族文化进行了思考探询；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沈从文的《长河》表现传统的田园生活方式在现时代的“常”与“变”；师陀的《果园城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情结。

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中，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蕴，突现了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与纠葛、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

四、心理探索小说：

在动荡不安的40年代，偏重于主观体验，探析人物性格心理的心理探索小说也成为一种创作风气。

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等作品，透过现实生活来表现个人的内心体验，写出了知识者和女性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探索及痛苦紧张的精神历程。

爵青、袁犀的《遗书》《绝色》等小说，揭示出现代人追索抽象生命意义的精神特质。

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描写一个逃亡者对生命的感觉和体验。

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展现了女特务赵惠明不甘沉沦又无力自拔的矛盾心理，解剖了她在人性与“兽性”的抉择中的心态历程，暴露出一个青年的心灵被腐蚀后的变异过程。

五、抒情怀旧小说：

40年代的许多作家经受了战争的初期震撼后，逐渐进入对故土和民族的追忆与思索，创作了一批具有抒情怀旧倾向的小说。

如京派小说家师陀以他所特有的既凄凉又温暖的回忆手法，写了《果园城记》等小说，在对家乡的哀伤的追忆中，悲叹中国乡镇的衰败和人生命运的难以把握，笔凋哀惋动人。

沈氏传人汪曾祺也写了一批怀旧小说，通过回忆乡野生活中古朴的人情美、自然美，表达作家对完美人性的向往。

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含泪的微笑回味了她心灵记忆中的呼兰河世界，既写出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的悲酸，又发掘出他们的善良本性和顽强生命力。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也都是回忆故乡风物人情和个人身世，表达对千里之外已沦陷故土梦系魂绕般的怀恋，和对人生和自我的感悟的作品。

六、女性小说：

40年代文坛出现一批引人瞩目的新一代女性作家，其小说都是从女性视角探索女性人生，表现女性主义意识。

成就较高的有上海的张爱玲、苏青和北京的梅娘。

张爱玲在《金锁记》、《倾城之恋》中刻画女性的变态性爱心理，精细深刻又缠绵沉醉。

苏青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以纪实笔法描写现代女性挣脱家庭束缚走上职业妇女的道路，揭示出女主人公的幻想、失落、痛苦、“主妇”情结和性饥渴的心理，用大胆笔触描写男女情事，以其“赤裸裸的直言谈相”而声名鹊噪。

梅娘当时与张爱玲齐名，有“南玲北梅”之称。

她的小说以女性细致敏感的笔触叙写女性的人生处境，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

她的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揭示了大家庭女性的三种不同的生命处境。

七、新浪漫传奇小说：

40年代国统区还流行过徐讦、无名氏的小说。

他们因写新一代才子佳人的浪漫传奇而被视为“新鸳鸯蝴蝶派”或“新浪漫传奇派”。

他们的小说既有浪漫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体现出大众化的口味。

徐讦的代表作《风萧萧》以一男三女的爱情纠葛为线索，穿插了惊险曲折的间谍故事，在一个浪漫故事掩盖下，表现了理想、爱情与现实的矛盾，也表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精神。

雅俗共赏。

他还运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方法来描写复杂人性，善于描写梦境，并挖掘人物的潜意识，使其具有某种先锋性质。

无名氏的小说集通俗和先锋于一身，作品多写男女悲欢离合的浪漫传奇，神秘哀艳、怪诞刺激，颇能适应小市民的欣赏趣味。

《北极风情画》写一对异国情侣的爱情悲剧，《塔里的女人》写一个名门小姐与有妇之夫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美好生命和人生追求的幻灭。

故事曲折离奇，善于制造悬念，结局悲切煽情，受到读者广泛喜爱。

八、通俗小说：

40年代的通俗小说以新派言情小说和北派武侠小说影响较大。

新派言情小说代表作家有张恨水、秦瘦鸥、予且等。

张恨水这一时期写了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纸醉金迷》、《五子登科》、《八十一梦》、《魍魉世界》等长篇通俗小说。

秦瘦鸥的《秋海棠》，描写一个被迫嫁给军阀作姨太太的女学生罗湘绮与京剧演员秋海棠的爱情悲剧，作品以悲情动人，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浓郁。

“北派武侠”小说在40年代崛起。

代表作家作品有“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武林争雄记》、郑证因的《鹰爪王》、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等。

尤其是王度庐写侠客柔情已经超出恩怨争斗，着意于表现友爱、情爱、亲子之爱所构成的人类的温情，产生人的心灵被撕裂所造成的悲剧效果，使得他的武侠言情小说也进入“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序列，获得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心理悲剧的综合美感。

第二节暴露讽刺小说

一、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是一位学者型讽刺小说家。

他的作品并不多，仅有八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

钱钟书小说以描写知识分子心理和讽刺幽默性强而著称。

其代表作《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一）、题材内容

【故事梗概】《围城》以旧中国这一“围城”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题材，以归国留学生方鸿渐在爱情和职业上的多次失败为中心线索，描写了方鸿渐等人不断追求和不断失败的人生历程。

方鸿渐靠亲戚资助到欧洲留学，闲混了几年，花钱买了一张美国“克来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回国交差。

回老家探亲时被邀请到学校演讲却大出洋相，只得逃到上海在前岳父开的银行里做事。

归国女博士苏文纨钟情于方鸿渐，方鸿渐却拒绝了她而去追求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

苏文纨就与诗人曹元朗结了婚，并设计离间了方鸿渐与唐晓芙的关系。

后来方鸿渐与赵辛楣由情敌变成朋友，一起应聘到远在内地的湖南三闾大学任教。

上任以后他们却发现这里也很黑暗，充满拉帮结派、争权夺位的腐败风气。

方鸿渐也被卷进派系斗争旋涡中。

他与外文系助教孙柔嘉相爱订婚。

后来因受到诬告而被校方解聘。

他只得携未婚妻前往上海另谋出路，途径香港时结了婚，进了婚姻“围城”。

回到上海后，新建的小家庭在双方父母、亲属的挑唆下，出现矛盾，夫妻感情逐渐分裂。

经过一场吵闹，孙柔嘉离家出走，方鸿渐冲出“围城”，决心到重庆去另谋生路。

1.文化冲突与自我围困的主旨：

《围城》通过对方鸿渐的爱情和求职经历以及他与周围各类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观的错位与混乱。

如在归国轮船上留学生们的热衷于玩麻将、方鸿渐家乡父老们的守旧与摩登作派、金华欧亚大旅馆的牛奶咖啡与跳蚤、李梅亭的装满卡片与药品的大铁箱、三闾大学的争权夺位的官场化与拉帮结派的江湖化等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人物与故事展开的特定背景。

在这一背景上，小说展示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中国人自我围困的主题。

尤其是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关系中来表现围困的主题。

孙柔嘉精明、柔韧，工于心计，在羞涩沉静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

她以假装的单纯温柔猎取了方鸿渐的好感，待到订婚后才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方鸿渐结婚后方才警醒，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是个十足的“女主人”，但他已经深陷围城，从此陷入受强大传统文化势力支配的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

家庭和妻子越来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围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终于导致婚姻破裂。

方鸿渐准备离开上海逃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

2．对儒林群丑的讽刺批判

《围城》以方鸿渐、赵辛楣为中心，刻画了众多的的新型知讽分子的形象，他们是在一个既背负着古老的历史包袱、又弥漫着崇洋媚外气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腐朽土壤中孳生出来的。

作者以调侃、挖苦、讽刺的漫画笔法，勾画出他们的种种畸形性格和丑恶灵魂，令其形神毕露，堪称一部新的“儒林外史”。

这里有擅长攀附名人、惯于自我吹嘘的“哲学家”褚慎明，有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好色贪杯、老奸巨滑、善于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高松年，有号称“才貌双全”、却以抄袭之作来炫耀的洋博士和女诗人苏文纨，还有伪造博士学历、到处招摇撞骗、骗取教授头衔的韩学愈等等。

这些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们，虽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但却都在传统的围困中消磨着人生，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一事无成。

作品在嘲讽他们的同时，也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作了多角度审视。

作品还对那些没有留洋镀金的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调侃嘲弄。

如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方遁翁；狂妄浅陋的封建遗少董斜川；专门告密、陷害他人的陆子潇；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顾尔谦；还有学术骗子和流氓教授李梅亭等。

作家撩开爱情、亲情及家庭关系的帷幕，通过对这些人在情场与名利场双重“围城”中的争斗、角逐的描写，对他们的灵魂异化和精神困境的讽刺，揭示出受到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夹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揭露了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形象地展示了旧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及其走向腐烂和解体的过程，也显示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碰壁和破产。

（二）、方鸿渐的形象

方鸿渐是《围城》的中心人物，他的几次色彩不同的爱情的失败和充满苦涩酸辣的失业经历，是编织全书情节结构的经络。

作者对方鸿渐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作了整体的、多侧面的描写，并且寄托了作者的哲学思考。

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大学毕业后，他已死未婚妻的父亲周经理资助他出国留学。

他在国外浪游四年，一事无成，为了满足岳父和父亲的虚荣心，他从骗子那里买了一张实际并不存在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的假文凭。

但他从不以博士自居，也多次做过自我反省，这说明他本质上还是个诚实的人。

归国途中，他在轮船上与行为放荡的鲍小姐逢场作戏以填补空虚的灵魂。

回国后抗战已经爆发，但他并不关心国难民苦，很快陷入同苏文纨和唐晓芙的感情纠葛的“围城”之中。

家世显赫、才貌双全的苏文纨追求他，他却爱上了美丽纯情的女大学生唐晓芙。

他和唐晓芙的爱情关系被报复心切的苏文纨破坏，失恋和失业同时降临到他头上。

他与赵辛楣一起应聘去湖南三闾大学任教。

三闾大学派系复杂，勾心斗角，其黑暗和腐败不亚于当时的官场，方鸿渐面临又一座新的“围城”，他受尽被排挤诬陷之苦，面临解聘的威胁，不得不匆忙宣布同自己并不很喜欢的孙柔嘉订婚以澄清谣言，接着离开三闾大学，在香港结婚。

重回上海之后，方鸿渐有了家，也有了工作；但并没有得到幸福，他又陷入家庭的“围城”。

他和孙柔嘉之间缺乏爱情的家庭生活，受到双方家庭和亲友的夹击，产生了无休止的磨擦和争吵。

在方鸿渐出于正义和自尊辞去报馆职务重新失业之后，孙柔嘉也弃他而走了。

这使方鸿渐感到非常孤独凄凉和绝望。

为了爱情、婚姻、职业而在各类“围城”中不停地追求和挣扎的方鸿渐，最终被“围城”吞没。

方鸿渐从本质上看还算是个善良的人。

他对爱情，婚姻和职业的追求，反映了一个平凡的人的合理愿望。

但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时时处处都是“围城”的旧中国，这样，伴随着他的就不是愿望的实现，而是无穷的困扰和苦恼，最后是孤独、幻灭和绝望。

方鸿渐的悲剧也与他自身的弱点有关。

他胸无大志懦弱无能，在生活的追求和挣扎中，缺少奋斗的动力，始终生活在各类“围城”的矛盾夹缝中，没有勇气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犹如一叶孤舟，在生活的风浪中随波逐流一阵之后便倾覆了。

方鸿渐的人生旅途也是一个精神追寻的历程。

在他的寻梦过程中，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追求与生存困境的发现和思考。

（三）、艺术特色

《围城》是一部闪耀着博识、睿智、辛辣、幽默光彩的讽刺艺术珍品，充分显示了钱钟书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的个性特点。

1．深层的象征意蕴：

《围城》里的所有的人物可以说都是盲目的寻梦者，是被命运玩弄的失败者。

方鸿渐的基本经历是不断冲出“围城”又落人另一座人生“围城”。

这个笼罩全书的象征性结构所要道出的，正是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

小说除了用标题点明以外，还通过人物之口形象地点出这一含义：

如“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结婚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是贯串全书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人生哲理。

其实何止结婚如此，以此来象征方鸿渐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也是相当深刻的，以此来象征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也是相当深刻的。

《围城》的这一深层意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对自身生存困境的感受与精神的孤独感是一脉相通的。

2．博识、睿智、幽默的讽刺艺术：

《围城》是一部知识密度很大的现代讽刺小说。

钱钟书擅长半嘲讽半悲悯地调侃“众生”，讽刺世情。

他运用一种博引经传、融汇中西、联类无穷的讽刺幽默笔墨，创造出一种博识、睿智、谐趣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肆的独特文体。

如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圣经》里的故事作比：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在嘲讽他的自我开脱时，拉来了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

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

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

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

父亲和岳父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

”活画出主人公自欺欺人的阿Q相。

诙谐幽默，既逗人发笑，又耐人寻味。

钱钟书的讽刺小说与左翼作家的政治性讽刺不同，他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确立了一种机智讽刺，大大增加了讽刺的现代性质，成为别具一格的讽刺小说家。

3．精练、生动、俏皮的语言：

《围城》的语言十分精练生动、俏皮机智，富有知识含量。

特别是作者善于运用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和象征，创造性地自编比喻警句，或把古今中外的格言妙喻，随手拈来，编织成充满机智和书香气的讽刺文章。

如写唐晓芙的不事粉饰、具有自然美，说“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象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

”形容孙柔嘉性格的尖刻时说：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象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抽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这些比喻显得巧妙、贴切而隽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张天翼及其《华威先生》《速写三篇》：

（《华威先生》、《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

张天翼在30年代就以幽默讽刺小说《包氏父子》而出名，抗战爆发后，他又接连发表了《华威先生》等三篇暴露讽刺小说，揭露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阴暗面，塑造了统一战线中假公济私的投机分子和争夺抗日领导权的国民党官僚政客的典型，标志着张天翼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才华的新发展，其中，《华威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颇负盛名的讽刺名篇。

《华威先生》是一篇速写式的短篇小说，没有完整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有几个近乎速写的场面，然而却创造了华威先生这一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

小说以华威先生请“我”吃饭开头，以请“我”吃腊肉收束，其间穿插了华威先生忙于开会、赴宴、做报告、发指示、插手各类抗日组织等活动、训斥恐吓不听他指挥者的片段，通篇由这些带有重复性和跳跃性的速写场景组接而成。

华威先生以“抗日救亡”专家自居，其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伪装积极，装腔作势，盛气凌人。

他总是以忙得很的面貌出现，一天到晚不是开会就是赴宴。

他要占领一切会议，领导所有抗日团体，连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也决不放过。

他出门时总是夹着大皮包，提着粗黑的手杖，坐着包车，旋风似地呼啸而过，一切人都得为他让路；开会时不仅总是迟到早退，打断别人的讲话，而且还要做“指示”，兜售“一个领导中心”论，以显示他身份和地位的显要。

《华威先生》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引发了文艺界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能否进行“讽刺与暴露”的争论，多数人赞赏《华威先生》，主张暴露和讽刺现实中一切妨碍抗日的黑暗和腐朽的东西。

这场争论，推动了国统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发展。

《华威先生》在艺术上也比较成功，它批判尖锐，内涵深远，讽刺笔调冷峭，叙述节奏明快，语言简洁，体制精粹。

三、沙汀及其《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在30年代登上文坛，40年代创作走向成熟，他以创作沉郁、凝重、含蓄的“川味”小说而著称，成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家之一。

这一时期，沙汀小说的主题取向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表现对理想和光明的向往和景仰。

这也是其小说中的新的因素，如短篇《磁力》中篇《奇异的旅程》（即《闯关》）、大型传记性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又名《记贺龙》）；

另一种是专以苦涩、凝重的笔调描写闭塞偏僻、黑暗落后的四川农村乡镇的社会现实。

代表作主要是“长篇三记”。

（包括《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

《在其香居茶馆里》发表于1940年。

作品通过四川农村一个小镇的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土豪劣绅邢幺吵吵之间围绕抽丁问题的勾心斗角，揭开了国统区兵役制度的黑幕。

打斗的事件是“现在进行时”，至于前任县长如何因兵役舞弊被革职，新任县长如何标榜整顿兵役，方治国如何为了邀功请赏密告四次逃避兵役的邢幺吵吵的二儿子，从而使他被抓等前情，则都是在描写邢、方二人争吵、打斗的过程中，以插叙的方式作了交代。

这样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

避免了平铺直叙会带来的情节结构松散拖沓，而实现了凝练紧凑。

《在其香居茶馆里》对邪幺吵吵与方治国的争斗是实写；而对那个隐身幕后的新任县长则是虚写，但他的作用很特殊。

正是由于他那虚张声势的“整顿宣言”，才引发茶馆里那一幕狗咬狗的丑剧。

沙汀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有二：

一是构思巧妙，重视情节提炼、场面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善于从临近故事高潮的地方起笔，故事发展富于戏剧性，常有出人意外的“原来如此”的结局；

二是注重“川味”极浓的社会风习的描摹和方言土语的运用，把人物的对话写得浓烈火爆，不加主观评论，让笔下人物自我暴露或互相揭露。

这就形成了沙汀小说含蓄而深沉的喜剧色彩。

第三节“七月派”的体验追忆小说

一、七月派

“七月派”是以文艺理论家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和《希望》等刊物为阵地而形成的文学群体。

除丘东平和路翎以小说创作为主外，其余成员大多是诗人。

强烈的革命激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七月派”创作的基本特征。

“七月派”以1941年下半年《七月》终刊到1944年底《希望》筹刊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丘东平、彭柏山、曹白、阿垅等人为代表；后期为路翎、阿垅、冀汸、贾植芳等人。

（七月派小说，七月诗派：

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

二、路翎

路翎是40年代是“七月”派的代表作家，路翎，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生于苏州。

1939年开始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作品有中篇《饥饿的郭素娥》、《燃烧的荒地》、《蜗牛在荆棘上》，短篇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及长篇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的小说体现了胡风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刻画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发掘和歌颂人物性格深层的“原始的强力”和“蛮性”，表现人物的自发性、狂热性的近乎病态的爆发心理。

1.路翎创作的基本主题

路翎笔下的人物众多，如破产农民、矿工、卖艺人、船工、逃兵、妓女、教师、商贩、青年学生等，但主要的是两类：

Ⅰ流浪汉:

歌颂其所具有的“原始的强力”和“精神奴役的创伤”；

Ⅱ知识分子:

历史地表现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道路。

2.《财主底儿女们》

⑴.故事和人物

曾被胡风誉为“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30年代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苏州富豪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分崩离析的过程和蒋家三个儿子不同的人生道路，集中揭示了财主的儿女们——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浪潮冲激下的苦难的心灵历程，反映了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道路，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这是自巴金的《家》问世以来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败落及其子女不同道路的宏篇巨制。

作品着力描写了蒋家三个儿子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以探索当时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

大儿子蒋蔚祖是“旧式”知识分子，他聪明漂亮，但却懦弱无能。

他始终徘徊于既要慰藉父亲的孤独又要满足妻子的愿望、既迷恋妻子的美丽却又无法忍受她的放荡的两难之间，内心充满复杂激烈的冲突和痛苦。

终于导致发疯，放火烧掉了房子出走，与乞丐为伍。

在发现妻子改嫁之后，他跳入长江自杀，他父亲也随之饮恨死亡。

标志着封建家族制度崩溃的历史进程终于完成。

二儿子蒋少祖是个“新派”人物。

他因为厌恶旧家庭“尽是铜臭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去日本留学。

回来后曾投身民主运动，也热烈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

但他的性格却自私、虚伪，带有妥协性和摇摆性，在婚姻爱情上喜新厌旧、始乱终弃；在人伦亲情上自私而绝情，在政治思想上看风使柁，由趋时转向复古，最后完全变成一个政客。

他是从“五四”觉醒青年倒退成为新式官僚和时代落伍者的典型。

小儿子蒋纯祖是个孤独高傲、自命不凡，始终追求探索生活道路，又不断陷入苦闷彷徨、迷惘幻灭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曾是个热血青年，很早离开家庭，在上海参加抗战，形势危急时逃回南京。

后来又流浪到武汉，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因为受到领导排挤和失恋的打击而贫病交加，于是就前往一个农村乡镇小学教书，想重新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却终于不能如愿，孤独凄凉地死去了。

蒋纯祖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进步、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进步性、狂热性、软弱性和摇摆性。

⑵.艺术特色：

①《财主的儿女们》所描写的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时代感强，场景广阔，气势宏大，具有一定的史诗性。

②强烈的主观色彩：

《财主的儿女们》以对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无意识世界进行开掘为特色。

在揭示人物身上的社会性的同时，更注重揭示人的灵魂的复杂丰富性，人性与兽性的混合。

作家善于把握人物大起大落的心理节奏，表现人物心理的深度和广度，人物的心理“涨满”着“渴欲”和“追求”，呈现出“狂躁不安”的情绪特征。

这也是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的独特性所在。

3.《饥饿的郭素娥》（1943年）

乡村女人郭素娥的丈夫刘寿春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鸦片鬼、老鬼和懒鬼，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办法满足强悍美丽的郭素娥的生命欲望。

所以她渴求着新生活，在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恶的双重煎熬中带着几乎是病态的欲望，固执而又绝望地追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