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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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
社会变迁中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
王建平
2012-8-2815:
44:
24 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8年4期第101～107页
【作者简介】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广州510642）
【内容提要】香港中产阶级是特定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职业分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成为香港中产阶级形成的关键。
在社会特征上，香港中产阶级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与突生性，他们具有以个人主义定向的两面性，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思想的代表，属于温和、知足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上是不情愿激进式的保守主义。
香港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中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及社会关系，政府积极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以及公正、合理的教育机会与就业设置，给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香港/中产阶级/社会分层/社会结构
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率先发展而产生的，并伴随其现代化进程不断演变和更替。
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普遍结果，它不是一个具有跨文化通约性的社会分层群体，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背景依存性的变量。
这一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特定社会时空与特定社会发展路径的产物。
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不同社会状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特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正是我们分析与理解香港社会变迁、社会分层变化与中产阶级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一、社会变迁与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
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其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以及香港加入世界体系所发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构成了香港社会转型和中产阶级出现并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香港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不断发展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下香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几年是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香港社会分层变化的分水岭。
二战之后，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以两类群体为主要代表。
其一，不少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1949年前后进入香港，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其二，大批难民相继涌入香港，为其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大规模的移民不仅改变了原来单一的社会人口结构，而且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资金与劳动力，从而为香港社会发展与变迁做好了准备。
但香港当时主要是一个港口城市，工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对简单，因此能够提供的工作数量及种类都十分有限，不少人即使拥有专业资格，到了香港也只能从事技术较低的工作。
到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
此后，香港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工业，旅游业得以扩展，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等部门及物流业得到振兴，香港成功地由转口港、工业城市转型为金融中心。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
政府在提供教育、住房、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大概在1970年代中期到末期，很清楚看到有一个中产阶级”①。
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中产阶级产生后迎来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由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迅速的经济起飞，这为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港资不断进入中国内地，其结果不仅是由于丰厚的投资回报增进了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同时进一步对于香港职业结构甚至社会结构发生着持续影响，促进了香港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城市的前进步伐。
在此背景下，良好的经济形势不仅使得已有的中产阶级迅速积累资本，而且通过教育，使得以知识、技能为资本的大学生也能够很快在短时间内步入中产的行列。
于是，中产阶级机会增多的同时规模不断扩大。
香港是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流动机会不仅仅由教育所决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服务业的兴盛也为一些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经验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
他们通过零售、餐饮等行业打通了流向中产阶级的渠道，在行业扩张的过程中顺利走上管理层的位置。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主要来自代内传承，而香港中产阶级是第一代中产阶级。
他们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通过多种途径晋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的。
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孕育的结果。
由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尽管其成员没有形成群体凝聚力，但他们仍然能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的存在。
由于香港中产阶级成员担心1997年香港回归对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冲击，不同职业群体的人走到了一起。
1997年香港回归帮助香港中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其身份认同。
另外，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和对经济、职业利益的强调，也有助于中产阶级加入到政治行动中。
通过政治利益和政治代表的产生，中产阶级发展了集体认同和自我意识。
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及其态度极大地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香港中产阶级正是在此时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吕大乐在对香港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认为，收入不应当成为香港中产阶级被强调的重点。
吕大乐界定的香港中产阶级主要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如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经理人阶层；政府部门或NGO的管理人员等等。
他们都有打工背景即他们是工薪阶层，同时“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按照这一标准，香港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②。
这种标准界定下的中产群体，基本上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白领”——新中产阶级相同。
如果考虑到香港新旧中产阶级并存的社会形态，中产阶级的规模应该更大。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政策的延续也有利于香港社会与中产阶级的稳定。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香港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中产阶级的社会处境与社会影响，可以说，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香港社会与未来发展中重要的社会力量。
二、香港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
汤普森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阶级与阶层进行了研究，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而不是固定的结构或客体。
他认为，“如果我们将历史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点上，那就不会存在阶级，存在的只是具有无数经验的无数个体。
但是，如果在足够的社会变迁中观察这些人，我们就会观察到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制度模式。
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身历史的人所定义的，并且，最终这是它唯一的定义”③。
按照这一说法，中产阶级是社会变迁与历史进程中的特定产物，香港中产阶级自然也烙上了特定社会变迁与社会环境的印迹。
香港中产阶级也可分为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
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才，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农场主与自营业主。
由于香港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具有后发突生型的特征，这两类中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现象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随社会变迁而次第展开并逐渐替代的情况不同。
随着社会转型，香港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新、老中产阶级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规模与相对力量也在不断变化，新中产阶级人数超过了老中产阶级。
香港中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一方面，高度的自我关注、物质主义取向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使他们更趋向于保守主义，特别是在关于社会福利或政治上；另一方面，他们赞成社会开放、增加个人机会以及通过社会流动形成个人的选择与自我控制，这使得他们同时又成为批判性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个关于中产阶级家庭对私有住房的调查中，罗斯认为，这些家庭沿着一个漫长的道路走了很远，贫苦的环境和不安全经验对他们的心理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他们相信其成功是辛苦工作、抱负与冒险的结果，因此他们有权利享受这些好处。
对他们而言，社会流动导致的上升是一个新经验。
香港中产阶级可能没有一个政治蓝图或者经济计划，但他们可能不会轻易接受不利于选择和自由的政治或经济力量。
这种两面性概括起来就是香港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即“在香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个人的方法，就是我不要问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问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我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拿到最好的东西”④。
香港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部分地缘自于它本身是殖民社会、移民城市的历史产物。
香港中产阶级深受西方社会影响，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要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包括公平竞争、流动的机会与开放的社会制度。
不同背景的人来到香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获取财富。
中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没有遭遇资本家和其他自上而下的阻力，这是由于中产阶级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从而使得资本家相当愿意接纳中产阶级的上升。
中产阶级在其地位攀升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压力。
一方面，在工人阶级看来，中产阶级的成就代表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在香港可以有出头的机会。
另一方面，香港中产阶级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兴起，是源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所以，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香港中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为其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与社会价值观念上的普遍认同。
香港中产阶级内部在学历、职业、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化和流动经历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利益取向、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对1997年香港回归的态度以及政治运动的参与率都不同，也影响着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风格。
对于那些职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阶级人士而言，他们的利益获取与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关系更密切。
他们担心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是否能保持，中央政府是否会改变原来的放任政策，他们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对于政府和非盈利部门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更关注社会下层市民的需求。
他们推崇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正，倾向改革，支持社会民主运动。
香港中产阶级的特征更多地受其性格和生活方式影响。
香港中产阶级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是由三种基本信仰所决定的。
首先，信奉实力者政治，即个人主义、竞争和职业机会由才能所决定的。
不论竞争多么激烈，香港中产阶级都能认可。
他们认为，决定未来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自由竞争。
其次，信奉享乐主义。
对新中产阶级来说，享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第三，消费主义。
尤其是新中产阶级，信奉物质主义，在自我消费上自我放任。
米尔斯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分析中指出，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
与其他东亚地区社会如韩国、台湾等具有激进主义情绪的中产阶级不同，香港中产阶级是人们所认同与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思想的代表，属于保守、温和、知足的社会阶层，但与美国中产阶级又有不同的社会逻辑。
在政治参与上，香港中产阶级表现为“不情愿的激进主义”。
同韩国中产阶级“情境性”“摇摆性”的两面性参与行为不同，香港中产阶级更多趋于不问政治，洁身自保。
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英会谈过程中。
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中产阶级在经济上自由竞争，但参与政治的机会却很少。
由于殖民政府鼓励中产阶级发展经济、追求利益，中产阶级无需为获得经济上的机会而斗争或结成政治组织。
正是中英会谈为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契机。
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形成于1997年香港回归引起的民主运动。
在香港中产阶级看来，回归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必然要为其利益而奔走。
于是，香港中产阶级超越狭隘的职业冲突，转向争取民主化的特定的阶级利益之争。
但是，由中产阶级引导的民主运动在政治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香港中产阶级在中英会谈中感到，他们的参与空间极小，即使有参与的机会，也不大可能改变局面。
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仍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漠。
作为一种应对政治转型不确定性的个人和集体的策略，许多香港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
这种回避政治的移民策略，既反映了香港中产阶级对“一国两制”的某种怀疑和对未来政治的不确信，也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迟钝和软弱。
中英谈判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虽然为香港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这种可能并未成为现实。
可以想象，在未来，香港中产阶级仍然会是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并可能永远是改良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中产阶级社会特征的差异正是其国家的差异性与历史动态的反映，而香港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正是这一结果的时代表征。
三、香港中产阶级的启示
在对香港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把目光集中在香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会对香港中产阶级及中国目前的社会变迁有更深入的理解。
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文化认同是香港中产阶级得以顺利产生、发展并不断壮大的前提，也是造就与形塑中产阶级社会特征的重要机制。
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因此在以英语为母语或者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地区）这一概念不存在太大的歧义，而在非英语国家（地区）则不同。
在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广泛使用英语，中产阶级这一术语直接指代特定的部分人口。
在台湾和韩国，中文和韩语是官方语言，因而这一名词包含了一些地方特点。
在台湾，中产阶级的中文表达是“中等资产的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
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尽管这些当地词语表示的含义不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是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
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⑤。
在中国大陆，理论上使用的术语有“中等收入者群体”、“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相关的词有“白领”、“小资”、“布波族”等。
这些不同的概念除过差异之外，更多的则是指向中产阶级这一社会中间层。
如同在英语国家一样，在香港，中产阶级具有语言与思想上的合法性，这种天生的合法性使得这一阶层为社会和其他阶层所认可。
良好的自我认同与积极的社会认同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社会环境，这一点是中国中产阶级成长所必须面对的。
中国大陆的中产阶层以前常常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如此一来，中产阶层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不公正待遇，如来自精英的挤压与来自社会下层的误读⑥。
自然，中产阶层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自我认同本身也较为缺乏，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集体意识、缺乏积极的社会参与等。
这是我们在分析香港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上下两方面的挤压，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中产阶级顺利成长的关键。
一方面，社会上层或者精英不论是当年的港英政府、当年的英资洋行还是本地的资本家对于新生的中产阶级并无不满，甚至希望这样一个年轻的、专业的、对他们有用的管理人才——中产阶级；另一方面社会下层如工人阶级也无不满，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跻身于中产阶级，或者说他们有一个“中产梦”。
由于香港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移民社会，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财富、名利、成功和社会流动的机会是社会始终认可的价值观。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香港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中产阶级式的价值观。
这样，香港中产阶级出现的社会背景就比较特殊，他们是在比较平和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
这不仅使得香港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都较为顺利，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环境从一开始就使得中产阶级提倡个人奋斗、崇尚实干、与社会和谐无争、不关心政治，形成了温和、平静、认同社会秩序等保守的品性与美德。
这恰恰是东亚地区其他中产阶级形成时所缺乏的。
如韩国、台湾的中产阶级不仅面临着语言、界定与社会认同上的困难，而且在发展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强势集团排斥等因素都具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不认同社会现状的特征，在政治参与上一反温和姿态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激进色彩⑦。
在中国大陆，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维的惯性，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出现就遭到了来自整个社会的质疑与不屑。
由于长期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上层将中产阶层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习惯使得人们虽然可能向往之，但在社会现实中却唯恐避之不及。
缺少合法的社会地位使得中国中产阶层发育迟滞，甚至于在中产阶层已经初现规模时还不为社会认可。
中国中产阶层表达上的话语障碍、社会价值主导观念的误解还可能导致年轻的中国中产阶层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⑧。
因此，宽松的社会阶层关系是中产阶级赖以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也是形塑中产阶级社会特征的重要环境。
与东亚各国中产阶级兴起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样，政府在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香港政府保证了香港自由竞争、开放公正、流动的社会体制，为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社会环境。
这种“无涉”的“小政府角色”使得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更为自由、自然与顺利。
稳定一致的经济制度、社会环境避免了中产阶级产生中的社会争执与利益分配不均问题。
同时，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服务，低廉、高效的公共住房供给也在政策上给移民向中产阶级攀升打开了方便之门。
而东亚其他国家，由于其后发模式与具体的社会传统，在改革与发展中大多采取了“大政府、小社会、弱体制”的发展道路，因此，不论是中产阶级的产生、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明显受到政府的强力影响。
“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固然为这些国家赢得了发展效率，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社会失范与社会公正问题。
在中产阶级身上，集中表现为对国家分配与政策变化的依赖和集体主义的归因行为。
在中国，由于改革整体上属于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决策与政策导向在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种决策与政策还将在以后不断对中产阶层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中国中产阶层在过去二十年多年来的变化脉络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更深地打上了时代变化与国家导向的痕迹。
李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存在“类中间阶层”，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产阶层的成分与国家的政策以及公民参与改革的两阶段有关。
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将中国中间阶层分为新老两代。
传统中间阶层包括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而新中间阶层主要是25－35岁上下，具有较高学历，就职于三资企业或新兴行业，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的人⑨。
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及其发展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入的结果，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计划体制的痕迹。
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经历了两条道路：
一条是“内趋式”道路，主要包括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行业的职工以及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一批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此外，还包括一些新兴股份制企业、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及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另外一条是“外引型”道路，主要包括在外资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⑩。
就政府作用而言，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仍然有赖于政府提供积极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显然，合理、公正、自由、流动的规则是主要的，其中，自觉地利用政策培育中产阶层即保护发展中的中产阶层利益与拓展社会流动促进社会下层的流动是其中的关键。
凭借教育与个人努力达成社会流动是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模式，这一点不仅与充裕、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有关，更与公正、合理的就业制度安排有关，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进行合理的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打破等级制度与防止社会结构固化。
这些是香港中产阶级发展的基础，是未来中产阶级发展中所必须克服的瓶颈，也是避免中产阶级发展困境的重要举措。
这对于在完成一定的社会流动后教育与就业可能沦为社会文化不平等再生产机制的社会是值得警惕与防范的。
2001年底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就表明，当时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有8000多万人，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初显橄榄式社会结构雏形（11）。
有人预言，如果按每年1％的增长速度，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020年可达40％左右（12）。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多少有些过于乐观。
在20世纪末开始的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发展的压力转移到了工薪阶层——新中产阶层身上。
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市民化存在很大的障碍，影响着他们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高等教育大众化一度是青年学子实现“白领梦”的场所，但现在由于持续的买方市场使得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便能够找到工作，也不再有以前优越的待遇。
这些均构成了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发展中有待突破的“瓶颈”。
而且，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压力不断增多，很多中产阶层已经成为负重的社会阶层，这也导致了这一新兴阶层的脆弱。
从香港中产阶级成长的历史道路来看，为了保证中产阶级的顺利发展，依靠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保障社会阶层的合理社会流动与积极努力都是很有必要的。
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制度与政策设计应该考虑引导社会阶层的合理发育。
在社会阶层结构固化前，就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建设性举措，保证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公正与合理性，这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
诚然，香港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很多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有利的地理环境与发展机遇、平民化的移民城市、社会变迁与治理模式的稳定都成为香港中产阶级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没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压力也大大减轻了社会发展的代价。
但无疑，在社会结构变迁与中产阶级的形成中，香港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值得借鉴的启示。
目前，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迫近的时代，香港中产阶级面临着全球化背景的经济压力。
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中产阶级开始陷入另外一种发展困境。
不断激烈的就业竞争、失业风险、经济衰退导致的资产贬值、高消费导致的负债焦虑都开始威胁着香港中产阶级。
但相对于那些还在为社会、政治合法地位而努力、受不稳定的社会变迁与政策设计影响的中产群体来说，这种压力与焦虑相对而言仍然是一个较为奢侈的烦恼。
与应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比，经济压力也相对简单甚至明白得多。
而这又是一个留待未来的未竟话题。
注释：
①②④吕大乐：
《香港中产阶级》，广州：
《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
③［英］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年，序，第1～2页。
⑤Hsin-HuangMichaelHsiao,DiscoveryoftheMiddleClassesinEastAsia.theInstituteofEthnology.AcademiaSinica,Nankang,Taipei,Taiwan,1993,pp7～8.
⑥⑧周晓虹：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北京：
《读书》，2007年第5期。
⑦王建平：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
1960～1990年代》，香港：
《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2期。
⑨李强：
《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北京：
《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⑩聂运鳞：
《社会的流动、分层与政治稳定》，天津：
《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9期。
（11）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4～25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
《经济影响日升，中产阶级占总人口两成，2020年达40％》，http:
//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27278.html^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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