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讲义07史传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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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讲义07史传文学
第四章漢代史傳文學
第一節概說
一《史記》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
《史記》約成書於前104年至前91年，作者司馬遷。
《史記》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
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文學史綱》）
<一>《史記》缺目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
漢代多單篇流傳，（《後漢書·竇融傳》載，光武帝“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
）極易亡佚。
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
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
但姚振甯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
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二>《史記》的流傳與注解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
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
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
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
三家注：
《史記》注解中最著名的三種，劉宋時裴駰（裴松之子）的《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注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三>《史記》研究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
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
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
“《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
”（《史記索隱》序）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
“遷文直而事核。
”（《後漢書·班彪傳論》。
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
）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
張輔說：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晉書·張輔傳》）
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
其中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資料比較詳實。
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隻附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注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注優越。
袁仲一等編著《史記研究集成》（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是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共14卷，498萬言，系統全面地總結《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來“史記學”的發展狀況、內容及歷程。
所謂“史記學”，就是指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的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術體系。
由於司馬遷是我國古代最有創造天才的歷史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三者集於一身，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是一部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民族文化的濃縮。
因此，自《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來，有不可勝計的中外學者閱讀和研究它，《史記》早已走向世界，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記》研究迅猛發展，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課題，總結性的界碑工程提上議事日程。
《史記研究集成》工程於是在1994年啟動，歷經十年完成。
編寫大綱用兩句話概括：
“融古今中外成果於一編，聚當今時賢於一堂。
”《史記研究集成》之義，乃集研究之大成，融貫古今，突出當代，所選皆精萃。
參編作者，大多為當代《史記》研究專家，主創作者十五人，其中十二位教授，三位副教授，有五位博士生導師、五位碩士生導師，陣容整齊，這就保證了這套《史記研究集成》高精尖的品質。
高品位、精華錄、尖端前沿。
《史記研究集成》還做到了工具性、資料性、學術性的統一，具有實用價值與收藏價值。
史記研究集成第八卷史記史學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二卷史記通論
史記研究集成第九卷史記文學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六卷史記集評
史記研究集成第七卷史記人物與事件
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
史記研究集成第十二卷史記版本及三家注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十卷司馬遷思想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十三卷史記研究史及史記研究家.
史記研究集成第十四卷史記論著提要與論文索引
史記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史記文獻與編纂學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第五卷史記精言妙語
史記研究集成第一卷司馬遷評傳
二《漢書》注解
《漢書》版本。
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
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
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
《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注解方可讀懂。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釋音義居多。
關於《漢書》的注本，唐以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
唐代顏師古有《漢書注》。
顏師古是名儒顏之推的孫子，少傳家業，遵循祖訓，博覽群書，學問通博，擅長於文字訓詁、聲韻、校勘之學；他還是研究《漢書》的專家，對兩漢以來的經學史也十分熟悉。
隋朝時為安養尉，唐初任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唐太宗時任中書侍郎、秘書少監，晚年為弘文館學士。
《漢書注》是顏師古晚年力作，在審定音讀、詮釋字義方面用功最多，成績最大，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
當時即有“杜征南（預）、顏秘書（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之稱譽。
向來刊刻正史即用師古注，中華書局標點本亦如此。
清代王先謙彙集唐以後四十多家注解成《漢書補注》。
這些注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
另有清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清沈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沈家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
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
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
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
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覆疏證，尤為精當。
第二節基本知識點
一司馬遷的生平和創作
司馬遷（前145景帝中元五年—前87年武帝末年），字子長，生於龍門（陝西韓城縣）芝川鎮，祖父司馬喜，是有爵無官的五大夫，家境貧窮，司馬遷十歲以前，“耕牧河山之陽”，十歲隨父親司馬談移居京師長安，“年十歲則誦古文”，向孔安國學《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
他的一生，據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推斷，當是“與武帝相始終”。
1、家庭的影響：
司馬遷在學術思想、事業理想方面受家庭環境和父親的影響。
司馬遷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
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曾任太史令，他寫過《論六家要旨》，曾想利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莫不畢集于太史公”的便利條件，修著一部記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
但未能如願，臨死時，就將這一未能實現的理想留給了司馬遷，他在遺囑中說：
“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矣。
”司馬遷流著眼淚對父親說：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繼父為太史令，開始搜集材料，做寫作上的準備。
武帝太初元年，著手起草。
2、三次漫遊：
中青年時代，有過三次大的漫遊。
第一次：
青年時期漫遊
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馬遷二十歲左右，出遊到長江中、下游和山東、河南等許多地方，到過屈原流放的沅、湘地區，在屈原自沉的汨羅憑弔；到廬山、九嶷、會稽等地，收集關於帝舜、夏禹的傳說，訪察了春秋時越王勾踐的遺跡；北上淮陰，訪問了韓信的故鄉，搜求了韓信早年在鄉里的故事；在山東曲阜，參觀了儒家舊存的禮器；過徐州，考察楚漢戰爭的戰場；歸途中在魏都大樑，觀看了信陵君遺跡。
。
第二次：
奉使隨征巴蜀以南
司馬遷回到長安後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入仕後，奉武帝之命，奉使隨征巴蜀以南，抵達邛（四川邛崍）、笮（四川漢源）、昆明。
這一帶屬少數民族居住區，司馬遷隨著出征的軍隊，考察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收集資料，
第三次：
隨武帝進行“封禪”大典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從長安出發，東行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遷作為皇帝的隨從，一路追隨武帝到泰山。
封禪之後，他又從武帝“帥師巡邊”，出長城、北登單于台（呼和浩特附近），又東至碣石（昌黎）、遼西（遼寧義縣西），考察了中國北部、東北部許多地區的情況。
3、李陵之禍
司馬遷38歲時做了太史令，42歲時，武帝下令實行太初曆，即改秦曆為夏曆。
司馬遷認為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便在這一年開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發生了李陵出擊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天漢三年，遭受宮刑。
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獄。
出獄後擔任中書令（相當於皇帝的近旁秘書），司馬遷是在屈辱中度過了他的後半生。
《漢書·藝文志》：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實秘府。
”劉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
”而且按照當時的制度，“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
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裏，這就為編纂大規模的歷史著作準備了極其便利的條件。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有著名的《報任安書》、《悲士不遇賦》。
二《史記》的體例、創作目的與內容
<一>、《史記》的體例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寫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的通史，它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約三千年的歷史。
52萬字，130篇，有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由五個部分組成。
本紀：
記載歷代最高統治者的政跡
表：
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記
書：
關於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史
世家：
先秦各諸侯國和漢代有功之臣的傳記
列傳：
歷代有影響的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是外國史和少數民族史）
五種體例，互相配合，構成了《史記》全書的整體，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個部分，都是寫人物為主的，用紀傳體寫歷史是司馬遷的開創。
後來我國封建社會許多歷史家撰寫史書，雖在體例、名目上略有不同，但主要沿襲了《史記》的體例。
<二>、《史記》創作的目的：
《太史公自序》：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
1、究天人之際：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繼承了先秦以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傳統，他反對以天道干預人事，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屬於自然現象，與人事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這種觀點與漢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正宗的所謂“天人感應”學說相對立。
天人感應：
董仲舒講“公羊學”，他把本來是講自然現象的陰陽五行學說，附會到社會人事方面，製造出一套專用天象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
他一方面說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識地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說天對於人事間的活動也會有所反應。
如果有誰違背了天道，不服從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災譴告，加以懲罰，這就是“天人感應”。
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受到漢武帝的大力支持，成為風靡一時的統治思想。
司馬遷的這種觀點正好相反：
①他把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和陰陽五行的迷信學說加以區別。
在《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用了《論六家要旨》，認為把陰陽四時加以神秘化，說“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的觀點其實是未必然的。
如果相信這種學說，就會“使人拘而多畏”，完全失去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司馬遷認為春夏秋冬是自然規律，認識它的目的和意義在於按照自然規律從事生產活動。
②司馬遷對當時流行的“占星術”、“望氣術”和神仙迷信思想進行了批評，認為這些都是荒誕不經的。
在《封禪書》、《武帝本紀》中對於漢武帝的求神訪仙的迷信活動進行了譏刺，說漢武帝相信方士的鬼話，勞民傷財，一次次求仙訪道，但又毫無結果，“其效可睹也”。
③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向傳統的“天道”挑戰。
認為通常所說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實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從歷史人物的實際遭遇看，奸邪小人往往安富尊榮，公正剛直之人終生苦難，司馬遷“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項羽本紀》太史公曰抓住項羽“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加以評論，認為項羽的失敗完全是他政治上、軍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造成的，絕不是“天意”的結果。
2、通古今之變：
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通過歷史的發展演變，尋找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之理。
①歷史進化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中表現的歷史觀與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歷史是通過各種改革向前演進的。
因此他對於歷史上出現的政治改革，總是採取稱讚的態度，如對戰國時期吳起的改革、商鞅的變法促進歷史前進的作用是有一定認識的。
說吳起改革的政績是“諸侯患楚之強”；商鞅變法的政績是“行五年，秦人富強”，“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對秦始皇的問題也是如此，司馬遷曾稱“秦為暴秦”，“無道秦”、“虎狼之秦”，但對秦始皇實行改革的功績還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反映出一種厚今博古的思想和一個歷史家“通古今之變”的眼光。
②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辯證思想：
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就是透過一些歷史現象，來觀察一個時代或一項具體制度由盛而衰之理。
歷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跡可尋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
如《平淮書》中記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著衰敗的因素——富貴者役財驕溢、爭於奢侈，“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說明司馬遷在研究歷史時，注意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注意說明歷史的轉化，帶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
所謂“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寫這樣一部歷史著作，來表達他的某些獨到的歷史見解，表達他的某些社會、政治思想。
《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
當時人們普遍這樣認為，孔子“因史記（魯史）作《春秋》，以當王法”，這部王法“記天下之得失，而見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孔子之所以借歷史來寄寓理想，是因為孔子說過：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司馬遷寫《史記》，竊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於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歷史事實的敍述來體現的。
<三>、《史記》的內容：
1、揭露統治者的暴行、暴政：
司馬遷沒有抹殺劉邦推翻暴秦、統一天下、開創大漢帝國的歷史作用，也寫了他知人善任、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的眼光和作為，但是沒有放過對他虛偽、狡詐和無賴品質的揭露。
書中寫劉邦原是一個“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的市井歹徒，與項羽爭奪天下，固然有計謀，但處處表現出他殘酷無情與市井無賴的嘴臉。
《項羽本紀》中寫劉邦一次被項羽追逐，他將兒子孝惠、女兒魯元推下車去，車夫滕公看不下去，“常下收載之”，而他“如是者三”。
又一次被項羽包圍，劉邦父親被項羽捉來，威脅劉邦要殺他父親，劉邦說：
“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叔孫通為他制定朝儀，引群臣行禮，他頓時飄飄然，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的嘴臉。
《淮陰侯列傳》中更借韓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話，揭露了劉邦對開國功臣的刻薄寡恩。
司馬遷正是通過這種“不虛美、不隱惡”的描寫，揭露了開國之君的真實面貌，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
《史記》對於“今上”漢武帝也頗多微詞，據說《史記》中原著《武帝本紀》因觸犯忌諱太多而被抽掉，今本《景帝本紀》、《孝武本紀》是後人補撰的。
但從《史記》的其他篇章裏，仍舊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揭露和諷刺是不亞于劉邦的。
《封禪書》寫武帝求仙訪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實；《平准書》記載武帝為享樂和對外發動戰爭而加重稅斂；《酷吏列傳》細緻地記述了圍繞在武帝周圍的一群酷吏：
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禦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獄時，巧立名目，不問是非，專以武帝私心好惡為標準。
杜周治獄，“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有人質問杜周，“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杜周說：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王溫舒任河內太守，大肆捕人，“連坐千餘家”，“流血十餘裏”，按照律令，立春後即停止用刑。
這個嗜殺的酷吏，竟氣急敗壞地頓足：
“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馬遷滿懷激憤地寫道：
“其好殺伐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
”原來武帝十這群劊子手的總後台。
2、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農民起義的合理性：
陳勝、吳廣起義，他說陳勝雖死，滅掉暴秦，是由陳勝首事。
破例將陳勝列在《世家》中去寫。
把陳勝看作商湯、周武王滅虐創新的人物。
同樣地，司馬遷也以極其飽滿的熱情寫了《項羽本紀》，主要是因為項羽也是一個在秦末“乘勢起隴畝之中”，一往無前地摧毀暴力統治的英雄人物。
3、歌頌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俠客和一些具有優良品質的中下層社會人物：
《史記》專辟《刺客列傳》：
曹沫劫齊桓公、專諸刺吳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韓相俠累、荊軻刺秦王等。
對他們視死如歸、反抗強暴的行為做了生動的描寫。
《遊俠列傳》寫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難的俠義之士，“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如朱家、郭解等。
《魏公子列傳》中為魏公子出計竊符救趙的夷門監者侯嬴，椎殺大將軍晉鄙的屠者朱亥，促使魏公子歸趙救魏的毛公、薛公。
雖地位低下，但都具有一些優良品質，司馬遷對他們進行了熱情的歌頌。
以後兩千年的正史，絕少寫這樣的人物和內容，班固說：
“其是非頗謬于聖人”。
（《漢書·司馬遷傳》）
4、歌頌愛國人物和對歷史有貢獻的人物：
《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有膽有識、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可貴品質：
完璧歸趙，不與廉頗爭位。
廉頗豪邁率直，勇於承認錯誤，負荊請罪的故事，說明了一個深明大義的愛國將領知錯改錯的優秀品質。
這說明司馬遷在撰寫歷史人物傳記和記載歷史事件時，極其深刻地表現了自己鮮明的愛憎，表現了《史記》的進步傾向。
三《史記》人物刻畫藝術
從司馬遷開始，採取以寫人物為中心即用記錄人物一生事蹟的辦法來反映歷史，這樣就更能充分、更集中地刻畫人物性格，並較完整地寫出人物一生的命運。
這就使《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具有濃重的文學特徵。
1、歷史人物形象化：
《史記》寫人物不是一般地、概括地敍述，而是通過對人物生活經歷的具體描繪，即通過人物的言行，通過人物活動場面的具體描寫，來再現歷史人物的生動面貌，這種對歷史人物具體、形象地描寫，增強了其文學色彩。
《鴻門宴》通過緊張、複雜的情節描寫，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
先看項羽，當曹無傷派人將劉邦“欲王關中”的野心告訴給項羽時，項羽大怒，準備“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
”可是在鴻門宴上，劉邦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席溫順言語對項羽講過之後，他不但不殺劉邦，而且竟然說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天真、幼稚、輕信，缺乏最起碼的政治鬥爭的意識，是個莽撞漢。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張良將劉邦的衛士樊噲叫進來，進來後“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這種劍拔弩張的情勢，項羽絲毫沒有看出來，反而稱讚樊噲是個壯士，並賜給酒食。
樊噲又將一番巧言動聽的話說給項羽，項羽則“未有以應”。
曰“坐”。
可以看出在劉邦、樊噲的巧言愚弄下，竟然感到慚愧和內疚的情態。
再看劉邦，當得知項羽要來攻打時，虛心聽取了張良的建議，想利用項伯度過難關。
劉邦問張良何以與項伯有故，瞭解關係的深淺，考慮是否靠得住。
接著又問項伯的年紀，想出一套逢迎項伯的辦法。
精細老練、會拉攏人、會利用人，表現出劉邦機智權變的性格。
劉邦鴻門宴脫險後，立即誅殺了內部的叛徒曹無傷；可是，項羽對項伯的通風報信、吃裏爬外的做法不聞不問，表明兩個人政治警覺的差異。
通過這個戲劇性的情節，成功地展示了項羽和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個性：
一個豪爽、無謀和輕敵；一個機智、老練和精細。
2、人物形象個性化：
作者根據他對某一歷史人物的主要思想、主要貢獻的認識而對歷史材料進行精心地取捨，把能夠表現人物主要特徵的事件加以詳細地記述和描寫，把不能表現主要特徵的事件加以摒棄或簡單帶過，這樣就使得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突出出來，而且一般都能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
①善於抓住人物一生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和行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
司馬遷在《留侯世家》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張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張良是輔佐劉邦定天下的人物，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謀臣，他平時對劉邦談論的事情絕不會少，但凡是和天下存亡之沒有大關係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現這個人物，所以都捨棄不錄。
這雖然是在些張良傳的時候說的，但實際上是司馬遷寫人物傳記選擇材料的一項總的原則。
《項羽本紀》中的項羽，項羽本來是一個在秦末反秦起義中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性格的基本特點是勇武過人，所向無敵，為人率直磊落，不善於也不屑於使用計謀，加上他剛愎自用，殘酷暴烈，因而最終遭到了失敗。
作者是將他作為一個失敗的英雄來描寫和歌頌的，對於這樣一個叱吒風雲、不可一世，而又在短短的時間裏驟然覆滅的人物悲劇人物，作者是抓住了他一生中的三件事來表現的。
钜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
钜鹿之戰寫他的叱吒風雲，勇冠三軍，一舉摧毀秦軍主力，成為反秦運動中眾望所歸、天下矚目的英雄的人物。
鴻門宴寫他坦率、天真，以“不忍”之心輕縱敵手，以至於坐失良機，為自己留下後患和悲劇的種子。
垓下之圍寫他慷慨別姬，勇敢突圍，斬將殺敵，所向披靡，後退至烏江，烏江亭長要他渡江，他不願忍辱偷生，因“無顏見江東父老”而不肯東渡，終於從容不迫地把頭顱送給了敵人，自刎而死。
突現了項羽的悲劇性性格。
②為突出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傾向和主要性格特徵，《史記》常用“互見法”。
所謂“互見法”就是關於某一歷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傳中去寫，而是移植到其他相關的人物傳記中，其主要目的是從對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認識出發，將材料加以有意識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們服從於對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如《項羽本紀》，為不損害他的英雄性格，把他許多政治、軍事上的錯誤放在《淮陰侯列傳》中去寫，韓信對劉邦說項羽：
匹夫之勇、遷逐義帝、失天下之心、婦人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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