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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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作者：
石仲泉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
摘要：
本文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史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因此要科学地处理党的历史分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要辩证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个“30年”。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概括，即：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让理论掌握群众。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直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
2004年夏，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社科联接受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于是组织课题组进行研究，龚育之和我被聘为首席专家。
在讨论提纲和撰写初稿阶段，龚育之倾注了很大心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不仅对课题组有指导意义，在理论界也产生了强烈共鸣。
龚育之虽然在2007年6月就离开了我们，但是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全体课题组成员继续展开研究，完成了初稿撰写。
从2008年开始，我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统改，除宏观把握政治方向和重大理论观点外，还调整内容，删繁补缺，理顺成形，润色文字，使之成为一体化的较为完整的专著书稿。
2009年7月上旬到中旬，又根据部分审读专家座谈会的意见以及课题组自己阅改的意见，对书稿再次进行某些修改和润色，并于2009年9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
下面就围绕这本书来讲讲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性格
这个课题既然定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那么规定本书性格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在这三个关键词里，“中国化”是主题，“历史进程”是主体，“基本经验”可比喻为主轴。
研究这个课题的具体指导思想，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还有改革开放30年来6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文献和著作。
就写作而言，本书既然是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不单纯是理论进程，那么就主要按照历史进程的史脉展开叙述。
本书讲“基本经验”，是在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之后作的理论概括。
这样，本书的一个重要性格，即它既不是单纯的理论史（主体是讲历史进程），也不是单纯的党史（既有“史”还有“论”，其理论阐述占相当分量，最后讲基本经验是以“论”为主的总结），而是理论史和党史的“二合一”。
它从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展开研究，兼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而以研究探索的历程和成果为主，以期形成它的风格。
（二）结构安排
这本书大体分为三大块。
第一大块为前言和绪论。
前言对本书若干情况作简要说明，带有开题和交代性质。
绪论着重讲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理论本身的一些基本内容、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民族化和当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作概括的叙述，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做简要勾勒。
这一部分带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简史性质。
第二大块为历史进程。
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本然，把中国共产党近90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大的历史阶段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以及怎样艰辛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开辟出两条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两大理论体系和众多理论成果的过程讲清楚。
第三大块为基本经验。
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以然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作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进行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概括。
如果说历史进程部分的三个时期是在“画龙”，那么基本经验部分则力求“点睛”。
（三）主要特点
这本书是集体项目，我们既充分发挥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广泛听取社会和学界各方面意见，努力体现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宏观上来看，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作深入解析，将“民族化和当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理念推出。
龚育之在2005年1月的课题组会议上说：
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较多。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主要是讲民族化，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主题同列宁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
“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1]据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
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
本书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展开论述这个思想。
2009年9月底，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就发生了一个如何与《决定》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衔接的问题。
我以为：
第一，《决定》讲的“三化”同本书讲的“两化”不矛盾。
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的问题。
我们的课题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讲了几十年。
将它分解为“民族化”和“当代化”是前几年龚育之首先提出的，理论界和党史界大多赞同这个看法。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没有拘泥于学界的认识，主要从政治层面和实际工作指导的要求出发，强调了“时代化”和“大众化”。
这里的“中国化”，无疑是单指“民族化”。
提出的“时代化”与我们讲的“当代化”，意思基本相同，当然其外延的包容性更广，所指的时间性更长，与“中国化”相并列，可视为对“当代化”认识的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以“时代化”代替“当代化”。
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从不同要求、针对不同对象作的不同表述。
第二，《决定》讲的“三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
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三者并提，并不意味着三者是并列关系。
在三者中，中国化是核心，也是基础和前提。
中国化不仅仅是民族化，它蕴含有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决定》根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突出时代化、大众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重新界定，也不排斥从学术研究上继续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的内涵。
从学术层面讲“两化”，与《决定》主要从政治层面讲“三化”，可以并行不悖。
《决定》强调“大众化”，既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如何通俗、普及，使之大众化，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介绍，使之掌握运用，成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改变中国面貌的锐利思想武器。
这是从政治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的重要任务。
因此，“三化”与“两化”，根据研究的不同对象和要求，可以使用不同的表述。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虽然采用党史的分期，却以两次历史性飞跃作动态性表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
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就不能不采用党史的分期，即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多年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为三个“30年”。
但本书不是党史，对这三个时期的表述，不能简单套用党史的说法。
为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将它与党史分期结合起来，给予了这样的说法：
第一个“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第三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这是一个新的表述。
龚育之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讲了这个意见，获得许多学者的赞同。
这样，本书就将其作为展开叙述三个时期历史的三编之编名，以期更好地把握每个时期的主题，明确每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抓住每个时期的特点。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论述，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之果。
本书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对历史进程的叙述着重围绕“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来展开。
所谓独特的东西，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为此，本书的主线概括为“二、二、二、三、二”。
第一个“二”，是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伟大革命，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个“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第三个“二”，是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列为第四的“三”，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作为目前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最后一个“二”，是党的十七大将两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概括的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书说到底，就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90年历史所获得的这些实践之果和理论之果。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论述，突出“探索”这一视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干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即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
在写作中，我们强调成功是在探索中获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过去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当看作是在进行探索。
特别是建党初期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还有其他领导人，实际上已开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程。
陈独秀在领导党的前期所作的贡献是如此，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也应当这样去认识。
同样，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也应当从探索的视点来看待。
本书努力跳出过去“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是本书的写作，强调夹叙夹议、突出重点，有史有论、由史及论。
历史进程有三编，每一编都有很多章节，要讲的问题很多。
因此，在每一编都设一个总论性质的“导言”，说明这一编要讲的主要内容，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一个概括的表述，既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又给读者一个总体印象。
每一章都从分析形势、提出问题切入，以怎样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展开分析，最后归结到理论，使之既体现历史的实际进程，又自然地展现理论的成果。
这样，写作的思路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理论；再加上最后一部分以“基本经验”作为总结，起到一个从本然到所以然的引领作用。
这样安排，以期尽量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就写作方法而言，对叙和议的关系力求把握恰当，以叙为主，在叙之中概括地作些议论，议论力求有点深度或新意。
要讲点“新话”很不容易。
在课题组最后一次研讨提纲的会议上，龚育之讲过，有些“新话”可能会被视为“异端”，因而讲了“异端”与“创新”、“另类”与“主流”的关系。
本书努力把握好这个既敏感又复杂的问题。
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重大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见仁见智应当允许。
根据党的十七大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精神，本书所讲也算一家之言吧。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把握
（一）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虽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要“中国化”的思路，却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出现。
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和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言，李大钊既是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
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这样讲毫不为过。
一是这个思想自党创立之日起，实际上已经孕育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二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近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其间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
（二）科学地处理党的历史分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
前面也说了，党的近90年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三个30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虽然采用了党史分期，但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
这就有一个怎么将“三个30年”与“两次历史性飞跃”联结顺当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来表述“三个30年”的历史进程。
在讨论提纲初期，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表述第二个30年。
因为在第一个30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三个30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都有定论，不存在问题；困难的是对第二个30年怎么表述。
后来，龚育之提出：
第二个“30年”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使大家茅塞顿开，解决了这个难题。
怎么样来理解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呢？
本书在第二编阐发了这个思想。
先说“延伸”。
这就要熟悉党的历史文献。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最初是十三大报告。
那时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这是从实践层面讲的。
在十四大报告中，又提出党领导进行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
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
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据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而言，两者的下限有一个时间差。
前者是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后者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经过这段延伸，也获得两方面成果。
就实践成果言，一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二是在过渡时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就理论成果言，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丰富和发展。
其丰富和发展的内容，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作了概括。
这个新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在总体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所谓“准备”，包括整个29年的探索所积累的各种基础和经验教训。
因为党在这个时期不仅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且已有良好开端。
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那时已经开始。
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
但遗憾的是接踵而至的历史发生大的曲折，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
不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的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
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第一，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的初步建立，使党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第二，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石。
工农业生产在动荡中曲折发展，最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是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基础。
第三，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1957年后探索的偏离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首先是思想路线发生偏离和错误。
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探索陷入歧途。
“文革”的灾难，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基础。
第四，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
这个时期已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了深刻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文革”前的还是“文革”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
第五，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
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他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第二次伟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了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
（三）辩证地分析三个“30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个“30年”如何认识？
在学界，一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个“30年”，其看法没有大的分歧。
有趣的是，以遵义会议为界的前14年和后14年的情况，同新中国成立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走向极为相似。
我在《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纪念遵义会议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已经作了具体比较，这里就不多说了。
[2]
这里着重讲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30年”。
大家从前一段时间报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各谈各的。
我认为，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作比较应当注意两种倾向：
一是将两个“30年”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乃转折性发展。
对两者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我过去多次说过，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干任何事，规则、准绳总是需要的，如足球一样，不能因为执法有偏差就不要规则。
将它当作棍子打人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它是四根棍子。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解决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国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断奋斗的根本。
二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共和国危难之际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前提。
不粉碎“四人帮”，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不能忽视。
三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而且为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开启了闸门。
因此，它也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政治前提。
这是第一。
第二，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主要指带根本性的初始基础，即后“30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根基。
一是政治制度根基。
它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和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前“30年”都奠定了基础，在后“30年”不断健全和完善。
二是经济制度根基。
指前“30年”的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30年”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那时的制度根基，不可能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
与此相联系，前“30年”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是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
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60年代前期制定的初步总结了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许多条例。
同样，它们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基础。
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能发展。
不进行改革，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局面。
四是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根基。
在前“30年”，这方面受到“左”的影响少些，制度层面的基础更好一些。
在后“30年”，不断与时俱进，经过改革和调整某些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影响更加扩大。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此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这里有三个层次：
一是历史延续。
前“30年”既然为后“30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后“30年”就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向前发展，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继续做。
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都离不开前“30年”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校正方向后的历史延续。
前“30年”，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犯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后“30年”首先要拨乱反正，否定“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实现了这一转折，才有“30年”巨变。
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巨大转折的延续。
三是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延续。
后“30年”的发展还有极大的创新性，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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