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盐千年兴古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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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千年兴古城

淮盐千年兴古城

仪征淮盐中转始于唐

仪征作为淮盐中转的重要港口，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是从唐代开始。

安史之乱后，北方遭到战事破坏，社会生产衰落，不少藩镇赋税不再上缴，朝廷财政几乎全靠江淮赋税盐利支撑。

盐铁使刘晏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意思是说食盐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在食盐领域征收重税一定可以迅速充填国库。

他推行的食盐专营模式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官府既卖食盐赚取重利，又向商人征收重税。

该政策实施后，盐税盐利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一半，可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为了加强管理，打击走私，肃宗朝（756—761年）刘晏设置了十三个巡院。

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引旧志说：

“江淮置扬子院，领盐官，置盐铁留后。

”“扬子院，在扬子县。

”但是，由于唐、宋两朝扬子县治并不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关于扬子院的地点存在不同的说法。

明嘉靖《仪真县志》主撰张榘说，唐时扬子县治“距润州不过二三十里，即今新城以东，瓜洲以西境，今扬子桥去府甚迩，可求其故”。

宋时扬子县治与真州同治，就是现在的城区一带。

所以康熙《仪真县志》（知县陆师所修，以下加注“陆志”）特别作出说明：

“在扬子县者，仍宋《志》旧文，乃宋之扬子县也，县即州之子城。

”

宋元战争时，元国信大使郝经被拘于真州子城内忠勇军营，曾作《镜芗亭记》，文章称“亭则真古扬子院”，也说扬子院就设在今仪征市区一带。

《新唐书·食货志》逐一记载了巡院设置的地方和职能：

“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

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了其后六十年事，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盐铁使王播奏：

‘扬州、白沙两处纳榷场，请依旧为院。

’”新旧唐书所记总体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前者言及包括白沙在内的巡院设置后，打击私盐取得成效。

后者则说到扬州和白沙两处巡院又有仓储和交易的场所。

这是因为朝廷相关管理体制有了调整。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代宗时（762—779年），刘晏由盐铁使成为盐铁、转运二使，凡漕事亦皆决于晏。

“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

”自刘晏后，盐铁、转运逐渐合为一使，称“盐铁转运使”。

这是体制上的一项重大变化，为后来加强和改善漕运创造了条件。

刘晏统管盐漕运后，改进了开元间裴耀卿分段运输的转般法，形成扬子、河阴、永丰三仓为枢纽的漕粮转运线。

并且“始以盐利为漕佣”，用盐利补充漕运经费的不足，开创了漕运的新局面，“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

《旧唐书·食货志》所说“纳榷场”，纳榷当是缴税或是交易费。

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曰：

“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贱富贵，皆已输钱于官矣。

”榷场则是征收专卖税费的交易场所，到了宋时已经成为在边境设置的同邻国互市市场的称谓。

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二章第八节说：

“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

”

据此可知，白沙是刘晏设置十三巡院的地点之一，起初主要职能是打击私盐，后来又设置了大型粮仓，为东南第一转运仓，并且居有榷税和交易的职能。

淮南盐在这里集散，江南诸省上缴的税谷经长江运抵后再由这里转运，白沙已经成为淮盐和漕粮中转的重要港口。

北宋置发运使司于真州

宋时真州（建安军）是淮南盐的主要输出地，年转运量大约为7810万斤。

淮盐运输的线路，据明道间（1032-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说，是“自通（州）、泰（州）、楚（州）运至真州，自真运至江、浙、湖、广”。

明隆庆《仪真县志》说：

“维时盐为重货，系民食，然非扬子所产，特寄径转般，权征足国而已。

”

宋代承继了唐代“漕盐统于一人”的管理体制，发运使兼制置茶盐事。

宋初由于发运使多为京官兼任，尚未置司，只在京师视事。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初置水陆两路发运于京师，名称为“江淮制置发运司”。

淳化三年（992年），置司真州，官一员，发运之权，比诸路为重。

大中祥符间（1008-1016年），置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司于真州，真州是发运使和副使驻跸的本司。

宋代比唐代更进步的是将转般法和般盐法结合起来。

大中祥符末，李沆任发运使，推行改革，首先实施这样的运输方法。

清康熙《仪征县志》（知县胡崇伦所修，以下加注“胡志”）记载：

“宋初，盐钞未行，于建安军置盐仓，令发运。

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

诸路各得盐，以资船运。

”历史上又称“转仓法”。

清康熙《仪征县志》（陆志）记载：

“天圣七年（1029年），置转般仓于真，以受通、泰、楚五仓之盐。

”通泰各盐场生产的盐运到仪征储入盐仓，江南各地漕船到仪征后，将粮食卸下，再装上盐返回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大大提高了漕盐运的效率和效益。

宋时著名学者黄履翁评价说：

“盐者，吾民之日用不可有缺，所以天地间无地无之。

然大农国计所仰，惟淮海最资国用。

我宋盐钞未行，置仓建安，江、浙、湖、广以船运米入真州，因船回载盐，而散江、浙、湖、广。

此之发盐得船为便，彼之回船得盐为利。

国不匮而民亦足，费益损而利益饶。

漕盐统于一人，转运资其两便，此李沆之立法善也。

”康熙《仪真县志》（陆志）载：

“是后，张纶、徐的等为发运使，皆能疏通盐利，课额顿增。

”

北宋末，形势发生了变化。

崇宁以后，蔡京执政，“欲取岁漕以姿妄费，故力行直达，漕法随坏。

”直达法，即不再分段运输，“虽湖南、北，亦直至京师，”故政和三年（1113年）“毁淮南转般仓”。

盐法随之而变，改为钞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便向榷货务出钱购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

盐钞，是宋代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食盐的有价凭证，后称“盐引”、“盐票”。

盐钞法普遍推行于东南地区，随着官府加紧聚敛，滥发盐钞，钞与盐失去均衡，商人持钞往往不能领盐，经济秩序大乱，社会矛盾突出。

南宋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

　　盐钞法在南宋一直继续实行。

南宋发行淮浙盐钞，在高宗称帝前已经开始。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高宗还是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时，即由元帅府印发盐钞，得缗钱五十万。

卖钞换钱，本是权宜之计，但是高宗即位后在金军追逐下，竟然过了几十年流亡生活，于是变成惯用手段。

　　南宋朝廷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

高宗应天府称帝之初，汴梁的金兵虽解围而去，北方的商业交通仍未恢复，由于真州恰处于“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于是由发运使及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官梁扬祖“即真州置司”。

这一专卖机构的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后来改作“真州榷货务”。

清康熙《仪真县志》（陆志）引旧志说：

“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

”

　　真州榷货务建立之际，虽然宣布停止大元帅府印钞卖引，但是汴京当初发行的淮浙盐钞仍然继续流通。

这些京钞，无异于新朝廷的一张张债卷。

为了通过真州卖钞而直接获得较多的现钱，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十六日下令，将淮浙盐场的海盐，分为两半，一半支付给真州钞客，一半支付给持京钞者。

其中，每天支付京钞的盐数，不得超过支付真州钞的盐数。

又规定，从七月十五日起，“真州钞止用见钱入纳”。

　　建炎元年（1127年）秋冬，金军大举入侵，高宗逃窜到扬州，又让该州通判印钞出卖。

扬州离仪真极近，虽真、扬“两处出卖钞引”，商旅却“尽赴行在（专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这里指扬州），兴贩物货”，真州榷货务的存在，实际上已失去意义。

所以从建炎元年底至次年正月，将真州茶盐司移入扬州置局——“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于扬州”，“印卖钞引，并为一司”。

　　后来，随着高宗一路逃窜，江宁（今南京）、越州（今绍兴）、杭州、建康（今南京，建炎三年五月后更名）、镇江相继作过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的设置地。

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镇江、杭州、建康并列，形成三个专卖中心共存的局面。

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以右相出任都督，希望在真州聚集钱财，下令将镇江务场一部分官吏，分到真州“别置务场”，以便在该处专门办理出卖楚州盐钞的业务。

真州此时又成了第八个专卖中心。

至此，南宋出现四个专卖中心并存的局面。

不久，真州务于绍兴七年（1137年）废罢，继续保留下来的专卖中心仍然是杭州、建康和镇江三处。

其中，杭州、建康两务后来又在真州设置卖钞库。

明隆庆《仪真县志》载：

“行在榷货务卖钞库（即杭州务）、建康榷货务卖钞库各一，并在义井坊，以卖通、泰、高邮、真州盐钞，为额六十万。

”其中真钞岁额十五万。

嘉定年间（1208-1224年），真州又设置了卖钞司，与镇江、杭州、建康三务场并列，享有中央专卖机构的同等地位。

明清淮南盐在仪征批验

元代真州仍然是淮南盐集散地。

《元史·食货志》说：

“国家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

”元统治者深知盐利对国家财政的支撑作用，所以元宋战事未息，忽必烈即下令“从实恢办”茶盐酒醋等南方各色课程。

至元十三、十四年（1276、1277年），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设立了两淮、两浙等处的盐务管理机构。

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真州设置了批验盐引所。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这样记载真州的盐运：

“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临近的省份。

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

明洪武初，淮南盐引批验所建在瓜洲。

十六年（1383年）夏，兵都尚书单安仁建议诏大使侯奎移建于仪真，在县南二里一坝二坝间，隶属于两淮转运司，是两淮盐区两个批验盐引所中的重点。

洪武间，凡边地缺粮，由户部出榜召商，赴边纳粮，易之与盐，按数给引，派场依次支盐，按区行销售卖,称作“开中法”。

清康熙《仪真县志》（陆志）记载：

“其在淮南，十居七八，通赴仪真批验掣割，商贩江湖。

洪武中，岁课二十五万余引，后增至七十余万引。

”盐引批验所移建仪真时，“设大使一人。

正统间（1436-1449年），始以御使监察，建前后堂、引库、书算房凡七十八楹。

开二门，东西直对，临掣时，商盐由东入，秤毕，由西出。

”

淮盐到仪真后，必须解捆小包。

万历巡按直隶御使王晓说：

“盖因江西、湖广行盐地方多山僻小县，河道浅狭，船小包大，承载为难，势不得不解包就船，水陆均便”。

解捆运往各地的小包斤两轻重又各不相同，以便分别省府口岸，不致混淆侵越。

清朝视淮南纲盐为国家收入根本，在扬州设两淮巡盐御史，在淮安和仪征各设一个盐引批验所，并在仪征派驻盐运官员“淮南监掣同知”和“淮南批验所大使”各一人。

淮南产销盐的数量一般是淮北盐的四到五倍，所以两个批验所又以淮南为重点。

每年盐运旺季，巡盐御使都要亲自到淮南盐引批验所掣验，直接掌握运销情况。

为了便于巡盐御使常驻办公，专门在仪真按照察院的规模建造了大楼、廨宇，称作“仪真察院署”、“真州使院”或“淮南使院”。

真州使院坐落在天池北岸。

天池是盐船集中停靠的地方。

清初，仪征每年集散盐80万引至100万引（每引125公斤），雍、乾年间高达120万引至134万引。

康熙间巡盐御使曹寅《重修东关石闸记》记载，盐船从产地出发，经过二三百里水路的行驶，来到仪真批验过所。

那时盐政立法至为缜密，管理十分严格，盐船到了里河口闸以后不能由闸河（外河）出江，全部从东关闸进入，停泊在天池，待掣验后，将大包解为小包装船，分认销卖口岸，并查验盖印。

解捆程序完成后，再由盐商分别载运到江南、江西、河南、湖广等地销售。

由于解捆是在察院进行，所以称为垣捆。

后来沿江多生沙洲，长江进出口不畅，解捆改在沿江的旧港（老虎颈）、捆盐洲等沙洲，称为洲捆。

解捆后的小包子盐用驳船于内河驳运出江，交卸给江船。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雍正间（1723-1735年），内河出江有前河后河两路，后河从闸桥西北起转宏济桥，向南由太平桥过麻石桥，向西直抵沙漫洲出江。

前河从所桥起自北向南，过广兴桥，由都会桥直达黄泥滩出口。

两处出江口相距五里，出口处由盐务委员督率巡役守候驳船挂号验票，盘查确定子盐与票内数目相符，方许放行，并将每日查验结果造册呈院查核。

明清时每年要举行掣挚仪式。

清康熙《仪真县志》（胡志）记载：

“明初，盐船于浦子口（今南京浦口）摆帮，南京户部委司官，以部砝较秤毕，发桅封开行，名曰‘京掣’（时南京为京城）”。

后来，因为盐船遭风，而仪真旧港内有深水，可容万船。

外有芦洲，可避风涛。

于是自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即改“京掣”于仪真旧港，称为“江掣”。

清顺治间（1644-1661年），江掣仍旧在旧港举行。

由两淮盐运使司择定具体日期，然后具报两淮巡盐御史批准。

届时于江口搭盖篷厂，盐院亲临，恭祀江神毕，标挽盐牌，挽取两楚子盐各数包，抽秤，标发头船桅封开行，以后盐船俱陆续自行开江。

后来江掣改在黄泥滩嘴。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

“江掣厅，黄泥滩嘴建屋三楹，外设门珊。

每岁新纲开江日，盐政、运司临江祭神之所。

”其间，康熙后可能曾在沙漫洲一带举行。

志载沙漫洲口有开江龙王庙，康熙中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重建，道光十三年（1833年）全坍入江，二十年（1840年）改建于对岸盛滩。

江掣俗称开江，其名似与江掣有关，但志无所载。

所掣也有规制，“每单，首盐院亲临开掣，嗣委官。

”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记载了嘉庆间（1796-1820年）开掣的盛况：

“是月开新盐门，盐宪驻察院，开所运新纲盐。

邑人闻其来，欣欣然有喜色，举国若狂，少长咸集，自东关而天池，地无寸隙。

南岸商家河房，结彩悬灯，北岸吕祖祠一带居民，搭板台卖座，河中屯船排列如鳞，歌舞吹弹，各鸣其乐，每船桅上，扯连珠灯，高下一色，有如星桥火树。

岸南河楼，斜对察院景阳楼，灯火相耀。

盐宪楼上看烟火，其时烟火局未裁，商人供办，率皆上品，就中捡两高桅，架横木点放，晶光四射，有目共睹。

自初更起，至盐宪筳毕，下楼归寝乃止，洵壮观也。

城中人家，惟一二老羸守门，馀未有不往观者。

一年盛景，当以是日为最。

”

道光十一年（1831年），试行票盐制，在各盐场设立引店，任由商人自由购买贩运，仪征市区自此不再是盐运必经之地。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京附近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交战的主战场，仪征在战火中几成废墟。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仪征城区延续了千年的淮盐中转终告结束。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创建的淮盐总栈由泰州再由瓜洲改设仪征十二圩，又续写了一个甲子的最后辉煌。

盐兴古城

唐末五代，镇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

白沙镇是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渡口良港，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淮南盐的集散和漕粮的转运，加速了其发展。

方志的一个个片段记载，真实反映了白沙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引旧志：

“真为寰宇达道，富庶于隋唐。

”

“仪真风俗见诸载籍者，随代而殊。

……唐之喜商善贾。

”

“扬子江楼，唐置转运使时建。

”

“白沙亭，建于唐。

”

“弥陀院，在县治东南。

观音院，在鼓楼西街。

清修院，在小市街。

释迦院，在大市街。

四院皆唐善慧公主清修之所。

宋绍兴复建，后废。

明洪武间，相继修复。

今继废。

”

可以想见，唐时白沙镇工商业发达，镇市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淮盐中转和漕运促进了白沙镇市的发展，也为宋代转变为重要城市建安和真州提供了基础。

北宋是古代仪征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

方志载，乾德二年（964年）升迎銮（原白沙镇，五代时更名为迎銮）为建安军。

雍熙三年（986年），割扬州永贞县以属。

至道二年（996年），以六合县附。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升建安军为真州军事。

政和七年（1117年），修《元丰九域图志》，赐名仪真郡。

大观元年（1107年），升州为望，仍领县二，扬子、六合。

此前，迎銮为镇，入宋后升军、升州，昔日的上级扬子县（五代时曾更名永贞，后以宋仁宗讳，恢复扬子县名）成为属县，又与原先扬子县的上级扬州成为平级。

这一切靠的是什么？

真州作为两淮、江浙诸路盐、粮等主要货物集散地，已取代隋唐时扬州的地位，商税收入之多“不可思议”。

熙宁十年（1077年），朝廷曾作商税统计，当时州府级城市有税额者共287个，东京作为特殊城市除外，按商税额多少排列次序为杭、秦、楚、真、苏、庐、江宁、扬州，真州排在第四位，在苏州、江宁（南京）和扬州之前。

盐和漕成就了真州的繁荣兴盛。

历史名园东园就是发运使司打造的，欧阳修《东园记》记载：

“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塗为其判官，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

”

南宋时，真州成为抗金战场，“号护风寒之地”，遭受严重破坏。

在宋金划淮而治后的和平时期，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南宋控制的疆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国家每年的岁入却与北宋相等，甚至高于北宋。

占全国四分之一真钞的发行反映了真州与盐的紧密联系，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的情形，“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

刘宰有诗曰：

“仪真往来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

元时仪征仍为真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到二十一年（1284年），曾经升为真州路。

明洪武二年（1369年），虽然撤州设县，仪真在全国仍处于重要位置。

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明代城市研究》，将明代城市分为综合性大城市、工商型城市、对外贸易型城市、边塞城市和镇市五类，仪真紧随综合性大城市北京、南京和开封之后，位于19个工商型城市之列，同列其中的江苏城市只有苏州、扬州和常熟。

盐运促进了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时世界造园鼻祖计成认为“称胜南北江”的窹园，清代钱梅溪《履园丛话》以为“淮南第一名园”的朴园，都是由盐商建造，计成的名著《园冶》也从仪真传往世界。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兴建乐仪书院，至道光中（1821-1850年）招收生员和童生达到240名，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

书院倡建者是知县卫曦骏，助成的则是盐官和盐商。

据嘉庆年间（1796-1820年）记载，书院每年需经费银1700两，这么大的费用，从建院起就是盐衙和盐商在捐助。

清时仪征每年约有2.2亿斤淮盐过境，盐商云集，千舸泊岸，从事淮盐搬运、装卸、解捆、绞包等工作的劳工有9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三分之一。

“数万夫役，得受佣资，以敷日食。

”并由此引起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可见，淮盐转运曾经给仪征的经济发展和解决人民生计产生过多么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