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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复习大纲

《后汉书》

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

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文最主要的史籍。

它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论赞占重要地位。

范氏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编史就是为当时政治服务，他说：

“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之得失。

”他在论述写《后汉书》的体裁时说：

“《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所谓“事”，就是历史事实，“义”，就是政治观点，用纪传体写历史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思想充分流露在《后汉书》论、赞、序之中。

对人物、事件，提出他的看法。

第二，注重文艺。

《狱中与诸甥侄书》说：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

”又说：

“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范氏写《后汉书》，主要以《东观汉纪》和华峤《汉后书》为蓝本，并采用其他《后汉书》的内容。

范自称：

“天下之奇作”，后人对范氏《后汉书》多加赞扬。

刘知几说：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又说：

“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后人以范氏《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纪》的地位，列为“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之一。

这些赞扬主要是从文字上衡量，从内容看。

也适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后汉书》得到史家的赞扬。

但从史籍方面去考察，有些记载颇嫌简陋。

第三，体例有所创新。

以前的“正史”，只有后纪的本纪，而一般妇女没有地位，范氏受刘向《列女传》的影响，特立《列女传》，才行高秀者，给立传。

如记有班昭的事迹。

也有赵援姜（盛道妻）的事迹，为掩护丈夫而自己却不惜牺牲。

还有蔡文姬事迹。

范氏又创立《文苑列传》。

在封建社会，重“德”，轻文，《史记》、《汉书》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

自汉以后，文学有了很大发展，范晔把握这种趋势，故创《文苑列传》。

范氏还创立《宦者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党铜列传》、《逸民列传》。

这样写法，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

《方术列传》，比较客观地叙述科学家的事迹。

对《独行》、《逸民》列传，则歌颂了统治阶级中较为正直的人。

王鸣盛称赞道：

“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

””在这种“以类相从”的人物传记之中，有时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

如王充、王符、仲长统等，都是东汉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

《后汉书》还新增《舆服志》、《百官志》。

《舆服志》以记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样式，《百官志》记载东汉分官设职情况。

第四，有进步观点。

如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范氏不列入《文苑传》，而另立《张衡列传》。

在文章里，既表扬了张衡在文学士的成就，又推祟了他的技艺，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旧传统。

又如在《逸民》列传中，记述汉阴老父，面对尚书郎张温，痛斥汉桓帝，

但《后汉书》也有一些缺点，他不信有鬼神，《宋书·范晔传》说：

“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还说过：

“天下决无佛鬼。

”他既主张无神论，但书中还不能完全去掉迷信的记载。

同时，范氏把著名的医学家华伦、郭玉和方士阴阳占的人物并列，也是不妥当的。

至于不立《食货志》，以致遗漏一代重大经济制度。

又无《艺文志》，遗漏了重要的文化史资料。

《三国志》

作者介绍：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四川南充北）人。

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

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

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

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

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1）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

－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

《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

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

《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

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2）《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

“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

（3）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4）《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

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

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5）《三国志》取材精审。

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纪》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6）《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

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

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又有奇才，高俊，奇士，令士，美士，彦士，才士，虎臣，良臣，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

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

“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

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7）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

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

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

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

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

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

议者以此少之。

”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

”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

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

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

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

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

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

“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

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

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

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

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

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钱大昕所说：

“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

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

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

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三国志》注者介绍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裴松之是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８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

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２０岁。

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

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

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

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

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

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

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

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

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

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

”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

他认为：

“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

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

“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

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

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

“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

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例郭嘉传）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

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５０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

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

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２００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

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２３字记之。

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

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文见后面）、《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

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

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

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

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

“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

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

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

”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

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

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

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

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但是，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

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丛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

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

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

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

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

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

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

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

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

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这个归纳是准确的。

但又说：

“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

”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

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

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

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

“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

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

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

“三部合异二卷。

”）云：

说戒者乃曰：

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

僧何等作为？

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

于僧有何事？

答：

说戒。

僧答言：

布萨。

不来者嘱授清净说！

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

答言：

说净。

陈氏解释说：

“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

“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

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

“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

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

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

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

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

钱大昭说：

“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

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

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

逯耀东就此说道：

“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

‘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

“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

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

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

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

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

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

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

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

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

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

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

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

《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

裴松之就此解释说：

“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

”

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

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

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

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

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

《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

《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

“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