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张信哲演讲稿我不愿做唱歌的机器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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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夸张的是他们最后决定：
算了，不要拍脸，不要!
所以这张专辑的背面就是一张我趴在桌子上，什么都看不到的一张专辑。
所以唱片公司真的没有办法推我，然后上不了任何的媒体，他们就用唯一的一个下下策：
全部买电台的广告跟播歌。
所以我的歌就是这样子，在电台里面开始播，开始让大家先听到我的声音，没想到这个歌就红了!
红了之后，我的时间就不是我的了，我的生命也不是我的了。
这张专辑是在3月的时候发的，那我11月要去当兵，所以我等于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唱片公司基本上就把我当奴隶使用。
我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发了三张唱片，拍了两部电影，拍了两部电视剧。
我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我跟我的老板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啦，你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天?
他就把我偷偷地抓到一个很小的酒店，让我在酒店里睡一觉，睡了一整天24小时。
在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思考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到底是在干吗?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已经是个小丑，说实在的除了唱歌以外我做的东西都不是我懂的东西。
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叫《成功岭上》，我那个时候正好脚受伤，所以我根本就是拐着走路的，说没关系可以，可以拍他们就让我去演一个脚受伤的士兵。
我说这样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剃头。
没关系，让你当班长，班长可以不用剃头。
他们这样说。
尤其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想马上退出演艺圈的，就是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大家给我很多热情，像刚刚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去当兵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乙等兵，我是军肩最低的一个阿兵哥，那我从报到的那一天开始就让我非常地不舒服。
因为我一报到就有一部长官的车子来接我了，说有某某长官要找你。
长官要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我就非常忐忑地去了，结果他找我去干嘛?
没干嘛!
他们只是看看张信哲长什么样子。
当我花了这么多的精神，在这么长的时间录了这么多的唱片，然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结果只是让大家来看热闹。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当初进到这个圈子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我退伍以后我把合约履行完以后我就不要唱了。
但是《爱如潮水》这个专辑给我一个完全完全地改观，就是说它让我了解到了音乐的力量!
这首歌的过程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选择。
第一个，李宗盛大哥写完这首歌，他觉得这首歌不是要给我唱的。
他觉得这首歌是要给一个有很多生活历练，声音非常沧桑的男人的声音来唱。
但是我不晓得哪一点说服了他，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想吧。
就是说，那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男孩子的身上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尝试了，但这首歌其实在发片的阶段一直没有反应。
大家其实不能接受，唱片公司也非常非常地失望，也非常灰心。
但是就在这张专辑发了几个月以后，我觉得应该是累积到了一定的能量之后，这首歌就突然地爆了，爆到就是好像全世界都认识我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从我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只是把工作做好就好了，到这个工作有一点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真正投入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力量，而且这个连结并不是像之前我去当兵的时候，看热闹。
而是说他们愿意跟你分享他们心里的事情，所有的各种阶层，各种年龄背景的男人都来跟我分享他的感情观。
因为他们觉得，终于有人愿意唱出他们内心脆弱或是软弱的那一面，有一个代言人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接下来就是《有一点动心》也来了。
因为刘嘉玲听了《爱如潮水》，超爱!
所以我的老板就骗她说：
你只要来签约，我就可以让张信哲跟你合唱!
就骗到她了，然后也唱了这个歌。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让我一直很不能跨过的一个坎就是说，一首一首的成功的歌不断地出来了，那我跟听众有了很多很多的交心。
但是我还是一个唱歌的机器，我们一年可以发三到四张唱片。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这样一直唱歌吗?
我不断地唱歌，虽然这些歌我不是不喜欢，也不是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歌手是什么?
我唱了这么长时间的歌，我除了赚到一些钱我什么都不是。
我唱的所有的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歌全部都是唱片公司的，我甚至是，如果我离开了滚石，以后我再也不能用这些歌了。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太恐怖了，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坚决地：
我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我要开始掌握音乐的创作权!
那我们一般听到创作权，会想到的是创作人都是作词或是作曲，那歌手呢?
歌手其实只是在台上，把他们的音乐唱出来而已。
这么简单吗?
其实不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好了。
我并不是原唱，之前这个歌手唱《别怕我伤心》的时候，他有他的创作方式，但是这首歌它的创作算是不成功。
我的创作，我虽然是翻唱这首歌，但是我用我的方式让听的人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感动。
这个就是创作的力量，所以歌手应该是另外一个创作人。
我不要只是当一个在台上唱歌跳舞给大家看，然后去赚一些钱的那样子的艺人。
所以我必须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好好管理我的私生活，我不要留任何线索让他们可以盯得上我。
我觉得这个圈子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没有人情味。
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唯利是图。
你自己知道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圈子，那相对的他会给你适当的反应。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换了一个经纪人，我跟他刚刚合作不久，所以他就试着让我去发一些假的消息给记者们。
他说：
好，那我先帮你约某某记者。
（跟记者）说了五分钟，他（记者）就说：
你先不要讲，你确定我写这个故事吗?
如果你要写，我可以帮你写，但是你要想好之后的后果。
那个后果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就得永远永远永远地用这个方式来拿到头条。
所以我那一次就毅然决然地说：
好!
我了解了，我也不要这个头条!
我回去跟我的经纪人说：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从这个事件开始之后我就非常清楚，我所有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我的音乐服务。
这个选择很重要。
我不是靠着各种包装、各种绯闻、各种营造的事件或是各种头条来把我推到一个位置上面的艺人，因为我不是那样子的歌手。
所以，跟专业合作，是我觉得从我一进到这个行业来就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第二张专辑我现在回想起来，它还是一个梦幻的制作组合，有李宗盛，有齐秦，有小虫。
那你能不能赶得上这些专业人士?
你跟他们一样好，你就可以跟他们在平行线上面，一起共同完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一直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保持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要，做最好的之一，但是不做最好的那一个。
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我要跟这些非常棒的人在同一个水平，我要做一个很棒的人。
但是这个行业没有第一名，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一直抱着就是老二哲学，就是说第二名也是在前三名之内。
当我不去跟大家抢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接受到更多的帮助。
我在滚石的那个阶段，唱片公司他们为了要激起大家的士气，所以他们要创造一些假想敌。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飞碟唱片的张雨生。
另外就是可登唱片的伍思凯。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活动上就碰到了张雨生，他的宣传在跟我的宣传聊天，这个时候你知道两边的敌意突然就出来了，你就听到对方用那种很酸的口气说：
你唱片卖的不错嘛，也没有什么新的歌迷再加入了吧!
类似这样子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会很不舒服，就是说有必要这样嘛?
我绝对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模式去跟其他的人合作。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我不用事事求第一，但是我期待有更多的空间跟好的专业的精英一起合作。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这几个东西造就了现在的我。
第一个就是我的老二哲学，让我一直走到现在;
第二个就是我对于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我一直都是忠于我自己心里面的选择，而且不被外在的一些名或是利或是更多的诱惑影响到我自己。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自己的经验。
谢谢!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
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
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大学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
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
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Ballmer（注：
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
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
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
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
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
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
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
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
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
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
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
但是他们却说：
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
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
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
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
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
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
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
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
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注：
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
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
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
我们对自己说：
事情不可能如此。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
我们问：
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
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
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
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这个任务是无限的。
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
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
他们说：
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
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
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
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
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
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
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
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
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
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
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
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
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
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
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
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
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
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
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
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
这是一种模式。
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
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
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
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
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
天哪，是几百万!
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
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
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
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
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
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
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
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
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
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
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
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
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
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
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
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
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
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
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
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
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
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
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
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
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
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
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
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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