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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学问
一、关于作者名字的正确读音：
《怀疑与学问》作者顾颉刚，原名顾诵坤，“颉刚”是它的号。
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这是XX搜索可以得知的。
然而，“颉”究竟怎么读？
溯源一下，发现特别有意思。
网络搜索，给出的答案如下:
颉（jiá）：
减克：
“以我为盗颉资粮，诬也”;
颉（jiá）：
传说中像青狗的怪兽。
“仓颉”（ jié）：
上古人名，相传他创造中国文字。
“仓颉”的颉应读古音，并以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为准，只能读jiá，古音中颉并没有jié的读音。
颉（xié）：
姓氏，在河北安徽内蒙古,甘肃，江西，山西等。
5.颉（xié）：
动词，鸟飞向上。
颃（hang）：
鸟飞向下。
6.颉（xié）：
形容词，颈项僵直。
个人以为，父母给孩子取名，总是偏向于寓意比较吉祥的意义，比如“颉xié，鸟飞向上”，或者干脆“仓颉造字”。
而“仓颉”的“颉”，我们现在读音是念“ jié”，而古代没有这个读音，只有（xié）的读音，因此一些搞训诂的人，就读“仓颉”为“cāngxié”。
而顾颉刚的论文、著作翻译，都被翻作“GuXiegang”。
由此看来，顾颉刚的“颉”，标准的读音，应为“xié”。
二、关于《怀疑与学问》一文的作者：
有个网友提出：
该文选自顾颉刚《通俗论集》，但查无此书，有亚东图书馆1947年版《顾颉刚通俗论著集》，但该书中并无此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学问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收有此文，有编者附注云，此文于1934年由吴世昌代为草拟，顾颉刚改订，刊于中华书局高中《国文》教本。
也有人说见于《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应该是一回事。
我于是认真查了一下《学问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的确有《怀疑与学问》，关于顾颉刚，还有一篇是他的学生写的《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
上网搜索得知，吴世昌是著名汉学家、红学家。
吴世昌素以红学研究而著称于世。
他的《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等巨著，对红学研究另辟蹊径。
意外发现，在《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一文中，有一处引用了《怀疑与学问》的内容，注释如下：
《学问人生》（上），第3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其中“编者附注，此文于1934年由吴世昌代为草拟，顾颉刚改定。
”
顾颉刚之女顾潮写过一篇《重提顾颉刚先生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初中语文教材所选《怀疑与学问》一文，以前我不曾见过，先父去世后，听吴世昌先生言，此文是他执笔。
不过，文中所言，确为先父的意思。
”
网上还有一段关于顾颉刚与白寿彝的小故事：
顾颉刚先生处处照顾这位学生（白寿彝），有人跟顾颉刚约稿，顾先生就让白寿彝代笔，再署上顾颉刚名字。
文章写得多了，约稿的人也多了，顾先生干脆告诉对方，以前的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可以直接找他，他叫白寿彝。
个人认为，在作者与出处均不详的情况下，贸然在语文书上注明作者“顾颉刚”，选自他的《通俗论集》，实在不甚妥当。
三、关于《怀疑与学问》的逻辑问题：
我们假设《怀疑与学问》是由吴世昌草拟、顾颉刚改定的，但即便如此，个人以为也是这两位学者的一篇随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
原文无论在思路上还是语言上，都存在着逻辑问题。
作者在第三节这样论述“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
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这当然没错，问题是，作者接下来就主要论述第二中情况，“我们对于传说的话，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而对于第一种情况“亲眼所见”，默认为一定是正确的，毋庸置疑。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亲眼所见也并不一定就能信。
孔子困于陈蔡的时候，已经“七日不尝粒”，他“昼寝”时望见颜回在煮讨来的米时，“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亲眼看到这个情景，以为颜回偷吃，哪知，实际情况是，颜回是因为“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于是感叹：
“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
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由此可见，亲眼所见，也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而原文有语病的地方，有四处，教材进行了一些处理：
主要有四处：
原文一：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这句话现教材删掉了“不论信不信”和“都”。
原文主要有两个问题：
①“不论信不信”，意思是说：
“不管我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问题在于“我们对于传说的话”已经有了相信或不相信的结果，又怎么还谈得上“应当经过一番思考”呢？
②“不论信不信”是从正反或肯否两个方面说的，与之相对应，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也应当从两个方面讲，使前后一致。
可原句后半部分却只从“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一个方面做出判断。
因此把原文改成现在的样子是合适、恰当的。
由于已删去“不论信不信”，从语感上再保留“都”也属多余，故一并删去为好。
原文二：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需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现教材把“需须”改成了“需要”。
按《现代汉语词典》注，“需须”是“一定要”的意思，据此义，说怀疑是“辨伪去妄的一定的步骤”则不通。
另外，安汝磐编《常用词用法例释》对“需须”的语法特点作了说明：
“需须”在句子中作谓语动词的状语，不作谓语和定语。
原句中“步骤”为名词，系宾语中心词，它不能受作状语的“需须”的修饰。
因此改文中用“需要”《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不可缺少”）是恰当的。
原文三：
“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
”现教材在“对于别人的话”之后，增加了“不经过思索”一句。
原文在语法上是通的，但在逻辑判断上有毛病。
照该句所言，对于别人的话，如果都打点折扣的承认，那就是思想上的勤奋了。
所以原文省略了需要的表达内容，是不恰当的，应补出。
原文四：
“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都是这样起来的。
”现教材将“起来”一词换成了“产生”。
原文用“起来”与“发明”“理论”“作风”等搭配，总觉拗口，不合当代人语言习惯。
改动是恰当的。
同理，第六节的“一切学问才会起来”一句，“起来”一词，也应改为“产生”。
四：
关于《怀疑与学问》一课的论点与论证过程：
看到网络上将第一、第二节的两个理论论据定为“提出文章的总论点”“提出中心论点”，我觉得非常有问题。
起首的论据怎能作为“论点”？
只能“引出论点”吧！
那么文中有没有表述论点的句子？
应该是有的：
第四节“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
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将其整理一下，便是：
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条件。
本文论证过程究竟如何呢？
网上见到常见的有两种：
其一：
第一部分：
第一二自然段；第二部分：
第三至五自然段；第三部分：
第六自然段。
其二：
第一部分：
第一二自然段；第二部分：
第三至六自然段。
而我则认为：
本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提出问题：
什么是做学问时的怀疑精神。
（第一至四自然段）；第二部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为什么做学问时要具有怀疑精神，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怀疑精神。
（第五、六自然段）
五：
关于顾颉刚
顾颉刚的的观点：
一、禹为动物，出于九鼎。
顾颉刚引《说文解字》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他曾说：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
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他这个观点包含三方面意思：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顾于是形成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先生由此得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知识"性质的结论是：
"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稍后他干脆和盘托出了他的致知取向：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简而言之就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而"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其实就是说，研究历史，要“知人论世”。
因此，个人以为，对于此篇议论文，也要知人论世，不然顾颉刚本人如果在世，也不会满意的。
作为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与胡适之间的师生情以及与鲁迅之间的交恶，网络都可以搜索得到，阅读这些资料和故事，对于增进了解“顾颉刚”其人是有很大帮助的。
顾颉刚与胡适：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只有二十七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
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
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
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话，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处理材料的“方法”。
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
“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
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
在给妻子的信里，顾颉刚吐露了他对胡适的“羡慕”：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
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
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
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
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
正如顾颉刚女儿顾潮说的那样，顾颉刚的学问是与胡适密切相联的。
民九秋天，东亚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有胡适写的长序。
顾颉刚读了序，大有启发，说：
“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会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
胡适的长序仿佛开了顾颉刚的天眼，他突然开窍：
用老师的研究方法，不是可以梳理很多从远古一路流传下来的故事吗？
比如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比如《列女传》里的故事等等，他想，“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他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
同时，顾颉刚又想起胡适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他瞬时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
“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顾颉刚的勤奋认真，胡适大为赏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顾颉刚的此次行为大加赞赏：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
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
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
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
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
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
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
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辩伪丛刊’。
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
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
又超过那‘辩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
……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
顾颉刚生活遭遇青黄不接时，是胡适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学业上陷入山穷水尽时，是胡适及时地指点迷津，碰上这样的老师，是顾颉刚一生最大的幸事。
他说，“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
顾颉刚与鲁迅：
据专家学者研究考证鲁迅之所以不肯放过顾颉刚主要是基于下述两个原因：
其一是因为顾颉刚是胡适的门人。
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和陈源（陈西滢），而胡适陈源与鲁迅是论敌。
党同伐异，使得鲁迅自然将唯胡陈马首是瞻的顾颉刚划归敌对阵营。
但有不少学者质疑或者干脆否定这个原因。
理由是鲁迅对胡适和陈源尚且从来不做人身攻击，何以因为顾颉刚是胡适门派而对其变本加厉人身攻击呢。
但鲁迅因胡陈的原因而视顾颉刚为异己，内心对顾无甚好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
原因之二是因为“盐谷一案”。
这一点专家学者比较一致。
所谓“盐谷一案”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
鲁迅著有名篇《中国小说史略》，有人揭露鲁迅该篇著作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所著《支那文学概论讲座》的，顾颉刚认为有此一事，将此信息透露给陈源，陈源本与鲁迅交恶，得到信息立即写揭发信投稿发表。
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恶行如果属实，足以彻底毁灭一个文化人的名声和事业，鲁迅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家，被人诬蔑“窃取”，其愤怒心情可想而知。
他立即著文反驳陈源，由此展开一场激烈论战。
照学术界论资排辈的规矩，鲁、顾算是两代人，鲁迅是师辈，顾颉刚为晚辈，本没有什么真接的利害冲突，况且二人平时很少接触，没有多少学术和生活上的来往。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厌恶的态度，除了与顾相近的胡适、陈源有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轰动一时的“盐谷一案”。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
按孙的说法：
“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
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
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
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
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事实上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
理由只有一个：
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
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
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
”
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
书中写道：
“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以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
”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
随着两派的激烈交锋，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
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
顾潮说：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
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
鲁迅在“盐谷一案”发生近十年后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如此写道：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
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座》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
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
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不难看出鲁迅对于当年向他泼污水的陈源的愤怒和不善罢甘休的决绝态度。
对于公开散布谣言的陈源如此，对于向陈源提供谣言信息，暗中输送炮弹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自然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繁体字的“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
‘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
’”
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
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
“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给许广平的信也有类似的说法，为什么这样称呼?
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
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
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
“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给许广平的信也有类似的说法，为什么这样称呼?
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
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
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山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山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
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
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
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
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
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
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对他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
1927年4月28日，顾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所谓“绍兴小人”，自然是指鲁迅。
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
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曾作过解释，文曰：
“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
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
个人以为，将这些学者的恩恩怨怨给学生看，有利于让他们全面、辩证、立体、完整地认识一个人。
这样他们就不会盲目崇拜，意识到优秀的学者，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这不仅无损于他们的形象，更可以让学生进一步在情感上贴近他们，从而吸引他们学习他们的作品。
此外，网络上有“研究顾颉刚重要论文索引”，里面按照年代罗列了几位学者研究顾颉刚学术观点的论文以及顾颉刚学生和子女撰写的回忆性散文，个人以为，学术论文过于专业，一般不推荐学生阅读，而回忆性散文很多都提到了顾颉刚先生平时的治学精神，叙事性又很强，值得推荐给学生阅读，可以让他们进一步了解顾颉刚其人其事，学习他的治学精神。
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最好的历史老师：
网上有篇题为《向历史上的名师致敬》的文章，将顾颉刚列为除“孔子、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之外的一位名师，文中指出，“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饰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因此他在学生中很有威望。
被誉为民国时期学问人品兼优的最好的历史老师。
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民国时期最好的历史老师》，顾先生一生兢兢业业，为国民教育事业很有贡献。
他是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白寿彝、胡厚宣、王钟翰、徐文珊、张维华、冯家昇、朱士嘉、郑德坤、王树民、胡道静、程应镠、刘起釪、方诗铭、黄永年等史学名家共同的老师。
顾颉刚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届人文组院士还有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陈寅恪、陈垣、梁思成、郭沫若等27人。
有人问，这么一位老师，想必讲课十分古板无趣吧。
恰恰相反，顾颉刚的历史课，学生都争抢着去上。
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
顾颉刚曾说：
“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只因历史教师的不善阐扬，遂使这门学问成了许多学校中一致的敷衍塞责的功课。
我们若能改它过来，使得学生感觉到四围的事物都是历史的材料，都可以取来作历史的研究，那么，不但这门学问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人生与社会也得到很大的实益了。
我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
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稀罕登大雅之堂。
”
还有一篇李永军写的《顾颉刚上课记》一文，这样写道：
顾颉刚虽擅写文章，却天妒英才，有点口吃，且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一般学生不易听懂。
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
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
当年听过顾颉刚、钱穆讲课的杨向奎也说：
“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
”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上课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
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
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
他的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
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
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
“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
谭其骧与顾颉刚之间有一段书信争辩，早被学术界传为佳话。
对比今日校园之师生关系，何日会再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貌。
1930年，谭其骧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选读顾颉刚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
顾颉刚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
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
但谭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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