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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含义
从文献记载看，“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巳经出现了。
《周易·
贲（bēn）》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但“文化”二字还没有连在一起。
它的意思是，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规律，以明了时序的变化；
又必须观察人伦社会的各种现象，使天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做到行为符合规范。
到了汉代，“文化”成了相连的形容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用于与未经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等。
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种植之意。
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
这里的意思就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
可见，西方“文化”的含义比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要宽泛得多。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这一观点影响巨大，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河的作用。
直到现在，还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化”的参考。
后来，人们纷纷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给“文化”下界定。
其中，有的侧重于历史性，有的侧重于规范性，有的侧重于心理性，有的侧重于结构性，有的侧重于遗传性，等等。
迄今为止，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
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
尤金在他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
“文化是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
”我国1979年出版的《辞海》基本上采用了这个说法。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存在许多争论。
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文化学著作，也企图对文化的定义做得尽善尽美。
例如，西安半坡村的土壤属自然物质，不是文化，但它经人捏塑烧制成陶罐之后，就成了原始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论“文化”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
有人才能创造文化。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
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
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也受约束于文化，最终又要不断地改造文化。
我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和改造者。
人虽然要受文化的约束，但人在文化中永远是主动的。
没有人的主动创造，文化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生命。
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
至于对文化的结构，不同的说法也很多。
广义的文化一般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
有的把它分为四个层次：
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
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
四为心理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
文化也跟人一样，特点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
外在的是它的样子，即形态；
内在的是它的品性，即精神。
这两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概括起来说，它的外在特点有四方面：
一是它的统一性，说“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
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
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
”（李中华：
《中国文化概论》）二是它的连续性，说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
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
即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
史学也是如此。
三是它的包容性，说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如佛教的中国化。
这种包容性在明末清初有所减弱，但有容乃大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四是它的多样性，说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
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是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说法很多，概括起来也很难。
大体说来，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特性说”。
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
还有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特性说”。
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在实质上都是宗教。
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潮构成了唐宋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近千年的宗教史和思想史。
也有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特性说”。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社会政治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同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联系密切，它的哲学追求是美感和乐感，而不是苦感和罪感。
第四，还有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特性说”。
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
这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跟个人所研究的侧重面有很大关系。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相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度和专制主义为社会政治结构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正是这样的土壤，造就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伦理类型，形成了它与其他类型文化迥异的多种特征。
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多角度性，此处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括出相对的、基本的几点加以阐述。
一、统一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文明形态中，中国文化延绵至今而未中断，首先在于它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融合国内外各民族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以二千多年来国家政体的“大一统”为背景，以多民族的同化、融合为条件，以文字、思想、制度的“定于一”为基础，以各阶级各学派对大同目标的追求为动力，成长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统一”的文化形态，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高度凝聚力，绵延万代，传承不绝，海内外的华夏子孙们对之无不认同和引为骄傲。
统一与稳定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带来稳定，稳定促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表现在国人以一贯之的求稳心态上。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产生了中国的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起居有定、耕作有时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培育出我们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
以“男耕女织”为幸福，以“耕读传家”为自豪，这是绵延千年并已深烙在人们心底的生活理想，多少诗文、戏曲靠演绎这类安宁稳定的画面而令国人热泪盈眶，心驰神往。
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又表现在国人思维的恒常惯性上，它的根子也在农业文化之中。
周而复始的劳作，宁静安定的生活，分久必合的政局，这些都易使人们产生循环恒久的意识，因而中国人往往以“稳重”为做人标准，以“安稳”为生活标准，以“对称而工稳”作为文学艺术和科技工艺的标准。
孟子描绘了在井田制度下百姓的美好生活景况：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zhì
）之畜（chù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xiǎng）序之教，申之以孝悌（tì
）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上》）
这幅“仁政王道”的图景充满了理想色彩。
孟子主张让百姓拥有一定的财产，主张普及教育，是富有进步意义的。
二、超越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这主要是由其浓厚的人文主义理性传统决定的。
虽然远古时期中国也曾产生过原始宗教和“尊鬼事神”的意识，但周代就已经开始“重民轻神”，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更把对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提到了新的高度。
与欧洲和印度以上帝、佛为最终信仰，以神的启示训诫为生活准则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不信鬼神，不讲来世，只把人伦道德作为万事万物的准绳。
道家虽然主张“自然无为”，但这不过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人事的关怀，要求自然地对待现实人生。
因此，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性来看，道家的自然主义可以说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一个补充。
此外，西方宗教文化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和文明，中国文化却认为民族的始祖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而不是神，即便在神话传说中赋予伏羲、神农和黄帝等始祖以神力，他们仍然脱离不了从事渔猎、农耕或采植的劳动者形象。
中国文化虽然具有超越宗教的特性，但中国还是存在多种宗教的，只是中国人的宗教观里并无多少厌世出世的情绪，人们向神佛祈祷多半是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对现世的热情要远远超过对虚幻的彼岸世界的追求。
而且，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教派战争和宗教异端迫害，多种宗教可以和平共处乃至于相互融合。
中国的统治者从不允许神权超过皇权，宗教往往只被他们当作统治的辅助工具，这与西方政教合一、甚至神权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学说处于中心地位，道德意识浸入文化的各个层面，对各种文化要素有指导作用和重大影响。
道德至上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道德化。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家国一体；
用以调节人伦关系的伦理秩序既是“齐家”的道德规范，也是“治国”的政治原则。
著名的“德治”、“仁政”、“人治”、“孝治”等理论，都反映了以德代政的儒家政治理想和德政相摄的政治现实。
政治道德化给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披上了一件温情的外衣，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缺乏独立的政治制度。
道德至上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法律道德化，这是儒家德治思想带来的影响。
针对法家的刑治，儒家强调德治，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董仲舒的“阳德阴刑”理论表达了以道德教化为中心的“礼治”理想。
它固然能反对刑法的苛严，却以道德规范充当法典条例，使得一种强制性的道德体制得以建立。
完全用道德理性来调节社会矛盾，这种儒家治世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法律道德化的倾向也使国人法律意识淡薄，使专制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四、家族本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根深蒂因。
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为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这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结构。
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家族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关系的中心，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事务都在家族内进行，每个人都受到家族关系的束缚，家族本位的观念也就因此而形成并年代久远地深入人心。
在家族本位的社会里，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父子关系，由此而衍生出君臣、夫妻、兄弟、师生、官民等关系。
处理这些关系有一整套的伦理规范，上下尊卑、各处其位，忠孝节义，各守其责。
一个个家族据血缘的远近亲疏形成一张张网络，被缚于其间的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家族的责任、义务，在由家族网扩展成的社会、国家大网络中更是如此。
重重密织的宗法网络维系着传统社会的超稳固形态，其文化也就具有了“重群体轻个人”的遗传特征。
家族本位观还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浓厚的乡土色彩，看重乡土亲情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色”。
在古代，“邻里乡党”的观念原本就具有宗法血统的意义，虽然后来宗法制逐渐衰落，人们头脑中深刻的儒家“亲亲”意识，却使他们易将血缘关系与一切关系纠缠在一起，因而怀土恋乡、眷顾乡亲成为一种恒久的文化现象。
五、贵和尚中
贵和谐，尚中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它的重大特征。
与西方文化强调分离与对抗不同，中国原来有重和谐的传统，这个传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
据古代思想家们阐释，“和”是建立在阴阳相对基础上的，互为联系、互为制约、互为协调的一种把握世界、指导人生的系统。
“和谐”不是没有差异和矛盾，而是能将不同事物相配合使之达到平衡；
这个平衡的境界是“君臣相济”、“兼听则明”、“遐迩一体”等等，是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
有了“五味相和”，食物才可口，有了“六律相和”，音乐才动听。
是君子就应该“重和去同”，而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太平”。
儒家认为“中道”、“中庸”，是达到“和谐”的根本途径。
“中”既是思想方法又是道德行为准则，即事物的“度”。
做人行事都要不偏不倚、允当适度，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和”的实现。
道家也有“中道”思想，它们表现在“不争之德”、“柔弱之道”、“无为无不为”等观点中。
儒主道辅的贵和尚中观充满了辩证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造就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中庸和平性格。
这种文化特性对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但它使人逢事折中调和，处世安分守已，不愿奋进和竞争，不敢为天下人先，这些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
六、重道轻器
道器之说本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道”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规律、准则、原理、宇宙本源等，主要属精神范畴；
“器”指具体事物、名物制度和器用，主要属物质范畴。
儒家主张“道为器本”，道家主张“道在器先”，这种关注“道”却忽视“器”的思想，正反映出中国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政治和精神，轻视自然、物质和技艺的文化传统。
重道轻器首先表现为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色彩极浓，它以“人”为核心，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追求人的道德完善，却十分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
重道轻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政治、轻经济。
伦理道德至上的文化特点和君主专制的政治背景，使得人们热衷于探讨社会的治乱兴衰，也使文化的各个要素都依附于政治，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成了政治型文化。
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们热切关注着政治和道德，却对经济与生产发展不甚关心。
他们认为：
“谋道”比“谋食”更为重要，“学礼”比“学稼”更为重要；
国家不怕穷而怕不安定，财物不怕少而怕分不均；
君子重义而小人重利。
在这种重德轻财意识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遏，商人们也被视为贱民。
第三节：
中国文化产生的地理概况
一、地理概况
任何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因为“人类文化必然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必然打上地理环境因素的烙印。
”地理环境是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及海陆分布等方面的情况，是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
如生活环境影响着人的性格一样。
地理环境对文化个性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地理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存亡命运，对人类影响重大。
所以当我们全面审视中国文化的源流演变时，就有必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地理环境。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认为：
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与欧洲文化差异和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可以从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中找到部分原因的。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毕竟外存于社会，对于文化的形成来说，它既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主导因素。
中国的地理位置较优越，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是：
半封闭的大陆、广袤多态的地况、适宜农业的气候土壤等，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
中国文化自古发生于亚洲东部大陆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因而也形成了它不同于欧洲文化、美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品格。
这是众所周知、无可怀疑的事实。
中国文化所处的地域环境，其特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内陆辽阔，空间巨大，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回旋和施展的舞台。
（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
中华民族生长在全球最大的陆地——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西北部多是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西南面是莽莽险峻的青藏高原。
中国虽与朝鲜、东南亚国家接壤，但基本上属于半封闭性质的内陆性国家。
首先，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使中国文化在一种与外界基本隔离的状态下自发地产生与发展起来。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其东南濒临浩瀚无边的太平洋，而至西、至西南、至西北则居于亚欧大陆的中心腹地。
在这样一个辽阔地域里生息的中华民族，有足够广阔的天地创造自己的文化，演绎自己的历史。
就以中国的政治中心而论，商周时代已沿着黄河流域迁移，汉唐时期已形成西安（长安）、洛阳两个中心，而长江以南的南京（建康）也在同一时期崛起，到唐宋以后，北京、杭州（临安）相继为都，明清两代均以北京为一国之心脏。
这足以说明，中华民族自身的活动天地是很宽阔的，它的文化创造无需借助他人的土地。
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亘古独立、长生不灭的根本原因。
另外，浩浩沧海、茫茫戈壁还是莽莽高原，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中华民族就在这半封闭的广阔空间里活动，较少借鉴和吸收别国的文化，并且没有因外来文化冲击而使自己的文化出现断层、转型或湮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和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其次，相对封闭的内陆地理环境使中国与别国文化交流较为困难，因而形成了自我中心文化观。
与外界的隔绝，使古人误以为天下只有华夏民族和周边一些蛮夷部落，于是，天下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如《史记·
秦本纪》记载：
“唯秦皇兼天下，立名为皇帝。
”在古人看来，中国即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国家。
后来，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习惯心理，甚至成为一种信念，即便在接触外界文化后，中国人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表现了一种自我中心文化观。
这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虽然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心和强烈的自豪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有为，使中国文化富于自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第二是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广袤多态的疆域地貌）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泱泱大国，从最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点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大约5200公里，从最北的黑龙江江心到南海的曾母暗沙大约有5500公里。
历史上还曾有过更为辽阔的疆域。
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落差巨大。
山脉因地势而东西走向，河流也大多西来东去。
高原和丘陵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大约有三分之一。
中国的领土大部分处于北温带，因而季风气候明显，冬夏季风向有显著的变化，加上内陆广阔，大陆性气候强度较大。
这些复杂地貌和不同气候给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巨大影响，人们不能不依据这些条件决定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只能被动适应自然环境，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广袤多态的土地上，很早就出现了农业、牧业、渔业、林业、采集、冶矿、手工业等多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相应地，各地的社会行政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也就有所不同甚至差别极大。
反映在文化上，则有农业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牧皆有的混合型文化等，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貌。
从大的范围来看，黄河、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便利农耕，人们依赖土地、重视农业、养成了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的观念；
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与荒漠地区，具有勇武好战，精于骑射的特点，常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来自自然界或异族的压力；
地处海滨的人们，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因生活空间的相对狭小，便致力于海上航运，加强与海外的联系。
从小的区域来看，中国各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北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西北文化、滇黔文化等。
第三是适宜农业的气候土壤。
中国有着良好的气候条件，北回归线横贯南部，全国约有90%区域位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和亚热带，约有8%的区域位于四季长青的热带。
比较之下，寒带气候太冷，冬季过长，热带高温多雨，丛林密布，易行疫病，而温带就不同了，作为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就属于这种气候，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对人的活动有刺激作用。
因此，中原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明显早于周边文化。
良好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宜于农业生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降雨量一般在500～700毫升，虽不算充沛，但却是集中在夏季，有利于作物生长。
黄土高原虽然降雨量不足500毫升，但由于有泾河、渭河、汾河等诸多河流的冲击，土地肥沃，也便于耕种。
地理环境的特点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定性，其优劣与否，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不同作用。
中国地理环境是比较优越的，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空间，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第四是山河壮丽、景色秀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其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的地域辽阔，因而山多水多。
高山耸立，千峰竞秀；
河湖纵横，百川归海，构成一种气度非凡而又深刻隽永的山水环境。
中国地名多因依山傍水而得，体现出中华民族依托山水的内在精神：
“山河”、“河山”、“江山”成为领土与政权的代称，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特殊感情；
特别是历代兴盛、经久不衰的“山水诗”和“山水画”，更揭示了活跃于山水环境里不灭的民族灵魂。
所以，湖光山色、碧波浩淼、青山秀水、崇山峻岭、水天一色、波光粼粼，等等，描绘山水的词语，表明中华民族对山水是多么厚爱，从中获取的美感是多么丰富。
二、基本文化区域（《中华民魂》）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中，地理条件差异很大，由此造成了上古文化的地域性差异。
根据文化的生态环境、经济类型、民族特征等，将上古文化分为四大区域，即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区、南方荆楚文化区、东方海洋文化区和中原农业文化区。
北方少数民族发源于高山大漠。
其范围是大兴安岭以西，天山以东，燕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阴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以高原、丘岭、大漠、森林、草原、绿洲为主的广阔狭长地带。
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肃慎系统，匈奴系统，东胡系统，突厥系统，秽貉系统。
这里降雨量少，气候干燥，或是风沙狂暴，或是烈日炎炎。
如此生态环境奠定了北方民族游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而如此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又积淀成了北方民族充满生气、不拘一格、果敢刚直、慷慨豪放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文化。
其文化特质表现在：
价值取向是实用的，一切从有利于个体（部族之中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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