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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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libraryscience）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
其目的是总结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经验，建立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书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
现代图书馆学融入了多种属性的科学内容。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信息、文献交流的需要日益增强，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前景更加广阔。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它植根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实践，探讨其学术渊源，离不开对图书馆活动演变的考察。
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起源 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恩格斯在研究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脱离蒙昧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时，指出：
“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当人类意识到需要将经验和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利用时，最古老的文献便产生了。
当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已产生的文献进行连续不断的收集，并将收集到的、有一定数量的文献有序地存放在一起以便长久保存和利用时，最早的图书馆便诞生了。
考古发现，约公元前3000年在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朝的一座寺庙废墟附近，就有大批泥板文献被集中在一起，成为已知最早的图书馆。
公元前7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在尼尼微建立了藏有大约2.5万块泥板文献的皇宫图书馆。
古埃及至迟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8～前23世纪）就有了王室图书馆和寺院图书馆。
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都有为奴隶主阶级及其贵族知识分子保存资料的图书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前1世纪）托勒密王朝曾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见西方图书馆史）。
中国最早的文献形态，据目前所知，是公元前14～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献和金文文献。
商代设有史官，掌管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及重大事件的图书档案。
周代除王室有收藏文献的库室外，各诸侯国也有本国的文献库室，因为最晚在春秋战国时已流行以竹木和缣帛为载体的文献，记录文字较前便利得多。
在以上这段时期，图书和档案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
图书馆的发展 世界进入中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皇家图书馆曾有一度繁荣。
到了公元8世纪，随着中国造纸术的传入，阿拉伯文化进入繁荣昌盛时期，那里的图书馆分布广泛，仅巴格达城就有30多所。
而在欧洲，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教会的神权统治，严酷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学术思想窒息，文化萎缩，近千年间图书馆处于衰落状态。
在中国，秦汉以后，图书馆工作逐渐与档案管理和史官职责相分离，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为纸质文献的生产提供了条件。
三国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争频仍，无论是各国的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历经几度积累、破坏和恢复，但图书馆总的仍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
隋唐写本书盛行，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至宋代得到普遍推广，文献的生产更加方便，五代十国曾一度凋敝的图书馆事业又迅速复兴起来，并且出现了新的图书馆类型──书院藏书。
金、元两代图书馆没有重大发展。
明代又掀起高潮，以私人藏书成绩最为可观，成了图书馆事业的主流。
清代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家藏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代。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时代的图书馆事业逐渐向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过渡。
中国封建社会图书馆经过漫长演进而兴盛、发达，成为一种成熟的精神文化形态，为人类积有累世不断的、浩如烟海的文献。
除甲骨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等仍在陆续出土外，中国现在保存在各大图书馆里的唐宋以来的纸质古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万种以上。
这是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文明所做的特殊的、卓越的贡献。
西方近代图书馆事业
西方近代图书馆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大机器生产需要有文化的工人，教育开始普及到平民，文献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一些全国性的图书馆开始向社会开放。
19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公共图书馆得到了确立和发展。
它具有向所有居民免费开放，经费来源于各级行政机构的税收，设立和管理具有法律保证等特征。
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突出成就。
与此同时，近代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类型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和俄国等国的图书馆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图书馆界在国际上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都相继成立。
中国近代以来的图书馆事业 19世纪末叶，在戊戌变法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
初期的公共图书馆，多由藏书楼演变而来。
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以一己之力筹建古越藏书楼，于1904年正式开放。
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也先后成立。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10年开始筹建，1912年正式开放。
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近代公共图书馆。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以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为代表；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图书馆，以1894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为最早。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给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20～30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
据统计，1930年全国有各类型图书馆2935所，到1936年达5196所。
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
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据1935年统计，多达1225所。
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战火中有无数座图书馆遭到破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图书馆。
在李大钊影响下，北京的进步学生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馆，收藏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1年，上海出现了“通信图书馆”。
在邓中夏、李立三等人关怀下，工人图书馆、工人阅报室，也在各地相继成立。
在以后的苏区和解放区，革命政府建立了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中共中央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型专业图书馆。
在国统区建立的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上海中华业余图书馆等革命和进步的图书馆，对唤起民众的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过渡 古代图书馆发端于奴隶社会，成熟发展于封建社会，文献流通量小，比较封闭，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近代图书馆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而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出版物数量激增，促使图书馆之间加强采购工作的分工协作和实行图书馆的图书贮存制度；日益增长的读者需求，使图书馆推广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工作和开架制度;缩微复制技术、静电复印技术、声像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在工作中的应用与普及，促使图书馆事业发生巨大变化。
各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纷纷采取措施，修订图书馆法，推行文献工作标准化，加强图书馆员的培训和教育，扩大图书馆资源共享的范围。
现代图书馆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已由单纯的收集、整理文献和利用文献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系统，发展到以传递文献信息为主的、全面开放的信息系统。
电子计算机技术、高密度存储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以及这三者的相互结合，正有力地改变着图书馆工作的面貌，甚至在影响着它的历史进程。
图书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图书馆依赖社会赋予它的条件，为人类文明、为社会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
① 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
没有一定载体的文字记录和保存这些文字记录的方式，文化便不能得到持续地发展。
② 交流思想、知识、情报、信息。
文献是交流工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和信息的中心。
图书馆通过有组织地收集和传递文献，进而实现思想、知识、情报和信息的交流。
可以说，没有这些交流，便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③ 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程度是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图书馆是社会大学，以精神食粮哺育读者，并能为读者不断更新知识提供条件，它伴随着人生的各个阶段。
④ 提高社会的科学能力。
图书馆是全社会的科学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科研劳动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图书馆工作。
从深层意义上说，图书馆积累和整理已有知识，不仅是创造新知识的科学工作的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属于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⑤ 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图书馆为解决科技攻关、产品创新、试验设计乃至企业规划、管理等提供文献和情报，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生产力。
随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需求日益迫切，图书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贡献将日益增大。
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
早在17世纪德国的G.W.莱布尼茨就将它归结为人类的“百科全书”，甚至称誉它是“人类灵魂的宝库”。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列宁，从孔子到毛泽东，凡历史上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新思想，做出某种创造性的贡献的人，无一不是利用图书馆博览群书，而成为知识渊博的一代伟人的。
图书馆无论在历史上、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中，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
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独立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
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图书馆学自立于近代科学之林以前，历史上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它们既有一鳞半爪，也有鸿篇巨制，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世界：
古代至中世纪 无论中外，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首先积累起来的。
前述古巴比伦王国的寺庙废墟附近所收藏的大批泥板文献是按主题排列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图书馆的泥板文献上也刻有主题的标记，其目录被刻在收藏室的门旁和墙壁上。
这可视为是在一种明确思想指导下的文献编目的起源。
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卡利马科斯编成了该馆的名为《皮纳克斯》（又名《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的解题目录，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著录方法。
中世纪前期，图书馆学思想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公元529年，圣·本尼狄克特在罗马附近建立修道院并为其制定法规时，把读书当成使人信教修行的一种手段。
同时代的F.M.A.卡西奥多鲁斯在自撰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中编了一份解题书目，这份目录在后来若干世纪一直被作为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标准，他是第一个强调世俗文献对基督教的重要性的人。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撰写的著作。
13世纪法国R.de福奈维尔的《藏书家》，描述了一座“书苑”的藏书情况。
英国著名藏书家R.de伯里的《爱书》，1344年完稿，1473年出版于德意志的科隆，作者企图扭转当时僧院学术衰退的局面，从多方面提出建设图书馆的建议。
15世纪意大利藏书家费德里戈对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欧洲：
文艺复兴至18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崇敬的心情广泛搜集图书和歌颂图书馆的价值。
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F.彼特拉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当西方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之际，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结束了零星的不系统的状况，进而为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西方图书馆学孕育时期的重要阶段，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G.诺德、英国的J.杜里和德国的G.W.莱布尼茨等人。
诺德于1627年撰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的图书馆学著作，他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
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
他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科学研究图书馆的雏形，其中的某些论点，至今尚富有启迪意义。
曾任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的杜里，1650年撰著的《新式图书馆的管理者》一书，揭示了图书馆在读者与藏书之间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见图书馆学教育）。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在他的大量建议中包含着许许多多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其精辟和深刻为后世所称赞。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也相应地出现了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
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的入藏、排列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
《周礼》一书记载有周人分官守书的情况。
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给《易经》一书和《尚书》、《诗经》中的各篇做了必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大序和小序，它们为编目工作中提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官府藏书工作者和私人藏书家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工作，建立了中国封建时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基本模式。
《七略》作为一部系统目录，开创了一个典籍以六经为首，诸子以儒家为尊的分类体系。
自汉“六分”，晋“四部”，几经变化，到了唐代确定为“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世图书分类体系的主流。
从隋唐开始，关于藏书聚散的情况和原因已经引起关注。
隋秘书监牛弘撰写《请开献书之路表》，此后，“开献书之路”成为政府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图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表还第一次总结了春秋以来图书馆史上的“五厄”及其发生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大批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学术活动。
南宋的程俱、郑樵和金代的孔天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程俱在南宋首任秘书少监时，将北宋时期国家图书馆的沿革、职能、人员，藏书的征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等基本工作，总结成《麟台故事》一书，进呈朝廷。
从中可看出作者对国家藏书事业作用的认识，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事业的资料。
郑樵在其《通志》的《艺文略》、《校雠略》和《图谱略》等几部分中系统地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的思想。
他还根据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提出搜集图书的八种方法。
金代的孔天监，在其《藏书记》中记述了建立公共藏书楼的创举，反映出公开藏书的思想。
在私人藏书极盛的明代和清代，一些藏书家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一批论述藏书工作的著作相继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封建社会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其中科学价值较大的有邱濬的《论图籍之储》和《访求遗书疏》、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约》和《庚申整书小记》、曹溶的《流通古书约》、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周永年的《儒藏说》、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
明清两代藏书工作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丰硕成果大大超越了前朝，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和总结，又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书馆学的产生、确立和发展
图书馆学的产生和确立时期 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初，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
1807年，德国的M.施雷廷格提出了“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个专门名词;1808～1829年，他出版了《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在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探讨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
他还非常重视对图书馆员进行专门教育。
他认为图书馆管理是一门专门的、独特的学科。
此后，围绕着这门近代新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持续不断，代表人物有德国的F.A.艾伯特、丹麦的C.莫尔贝希、英国的A.帕尼齐和E.爱德华兹等。
艾伯特撰写了《论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员的教育》和《普通目录学词典》等著作，他主张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必须符合科学性，同时强调图书馆员必须接受严格的专门教育。
帕尼齐曾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藏书建设、经费筹措、人员待遇、馆舍建筑、目录组织和阅览服务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他与同事制订的91条著录规则，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编目条例》于1841年出版，长期以来成为欧美一些国家图书馆的编目规范。
爱德华兹1859年出版《图书馆回顾》一书，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图书馆史》，叙述了中世纪以前和19世纪各国图书馆概况；第二部分为《图书馆管理》，讨论了各项业务工作的组织管理问题。
该书不仅对19世纪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馆人员的修养起到了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今的西方图书馆界。
1886年，K.F.O.齐亚茨科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开设了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次年美国M.杜威创设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这些都标志着图书馆学这门科学正式地得到教育界、科学界的承认，从而真正确立起来。
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图书馆学在美国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图书馆学家，C.A.卡特和杜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卡特的主要贡献是编制了第一部字典式目录（1869～1882）并制定《字典式目录规则》（1876），创制著者号码表（1887）和发表《展开式分类法》（1891～1893）。
杜威是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图书馆学教育家和理论家。
他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热心倡导图书馆用品设备标准化、在版编目、流动书车以及贮存图书馆等等，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世纪，在各国人民大众要求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愿望和热情的推动下，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内容不断深化，进入了冲破技术方法局限的新时期。
20～30年代，是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S.R.阮冈纳赞出版《图书馆学五定律》，探讨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1933年他出版的《冒号分类法》，与其说是分类法上的技术成就，毋宁说是一项分类理论上的建树。
美国的P.巴特勒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开拓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
后来，象巴特勒一样重视理论的J.H.谢拉，进而把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他所设想的“社会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B.И.列宁一生与图书馆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将图书馆事业视为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他的关于建立图书馆网和图书馆事业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的思想，几十年间对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一直起着重大指导作用。
列宁夫人H.K.克鲁普斯卡娅为在苏联贯彻执行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指示，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仿效欧美模式发展图书馆事业，介绍欧美图书馆学理论。
1926年，今泽慈海以其《图书馆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在日本图书馆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后来日本又陆续涌现了加藤宗厚、弥吉光长、天野敬太郎、长泽规矩也等著名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
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国的图书馆学学术组织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76年成立，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相应地建立了图书馆学学术团体。
20世纪以来，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对图书馆学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初具规模，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也加强了理论研究的队伍。
正当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时候，与图书馆学极为密切的文献学和情报学发展起来了。
但文献学和情报学的范围，至今尚不十分稳定，它们与图书馆学的内容多有交叉，各种概念互相渗透，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与文献学、情报学携手共进的新时代。
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图书馆学传统内容相结合，使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向近代新领域过渡。
辛亥革命以后，一批图书馆学者的理论论著与实践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20年代较为系统的图书馆学专著，是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上、下册，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杜定友的《图书馆通论》（1925）、李小缘的《图书馆学》（1927）等相继出版。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后改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25年上海中国国民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成立了图书馆学专科。
这些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高峰。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颇有份量的学术专著，例如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等，并有大批图书馆学学术论文见诸各种报刊。
这些论著对图书馆立法、管理、建筑、设备和技术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这种研究仍旧偏重于图书馆工作的技术与方法。
西方图书馆学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技术知识，也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
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图书分类法专著。
1917年胡庆生和沈祖荣编制出版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此后20年代有杜定友、王云五、刘国钧等的《图书分类法》；30年代有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馆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树立了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促进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的观点。
5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以1956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图书馆学讨论会为开端，掀起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一直延续到60年代。
学术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图书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图书馆员业务基本功的训练等问题，都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的焦点。
跨入70年代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在此前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成立了地方性图书馆学会。
在全国和各地方学会的组织领导下，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纷纷恢复和创办，到1990年底已达6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创办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原名《图书馆学通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图书情报工作》、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和上海图书馆合办的《图书馆杂志》等。
根据初步统计，1949～1979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4600多篇，而1980～1988年发表论文总数为2万多篇。
图书馆学主要的专门著作也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刘国钧的《图书馆目录》和《中国书史简编》，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和《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和武大、北大合编的《目录学概论》等等。
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建国初期只有两所大学设有图书馆学专修科，到80年代末已经增加到40多所高等学校设有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约40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多规格、多层次、多学制的学校专业教育体系。
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开始引入中国，那么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相当的规模；中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近二百年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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