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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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

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

作者：

郭松义文章来源：

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

2007年08月25日

18-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

这个时代约相当于清朝的康熙中后期到光绪中后期，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年，然而却跨越了从传统帝制时代发展的鼎盛期（即所谓“康乾盛世”）到衰落敝败、进入另一个新时期的巨大变化。

促使这种变化的，首先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有密切关系，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的长期沉淀、积重难返，亦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与政治变化相比，经济上的变动有时可能相对迟缓一些，不过它与政治、与社会各种因素是互为影响、纠合不可分割的。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人口的主体，农业则是整个经济的基础。

在18世纪的“康熙盛世”，中国农业曾达到历史的辉煌时期，所以，当中国民众期盼近代化之时，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如何使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并由此带动各个部门的近代化。

当然，由于这个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大，更多的是属于政治家或经济学界的课题，而且即使从史学的角度，也足以写厚厚的一部书，因此，本文只能就某些方面有选择的试作探讨，错误或不同之处，望大家指正。

一、18、19世纪的农业生产

由于学术界长期无统一定论，所以在切入正题以前，必须就某些基本数据提出我们的看法。

首先是人口和农业人口。

全国人口数，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估测，18世纪大概在1亿多至1、2亿左右，18世纪20年代是1、2－1、4亿，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到60年代初增至2亿以上，80年代后期到抵3亿，19世纪初进入4亿大关，以后盈缩不一，直至19世纪末仍徘徊在3亿多至4亿多之间。

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上下，大致18世纪初高于90%，19世纪中后期接近或低于90%。

确定耕地面积也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

学者们认为见于官书的各种耕地数都基于征田数，加上折亩、隐漏等因素，与实际耕地数差着相当距离。

为此，某些学者曾努力试图推算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田亩数。

史志宏在《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确认康熙末、雍正初，即18世纪20年代，全国耕地数是9亿余市亩，到鸦片战争前夕，即19世纪中，增至11、5亿市亩。

这个数字若按现在的田亩数前推，可能仍稍显保守，不过在没有其它合适数字替代前，采用它还是比较合适的。

清代在18－19世纪之交，农业生产比起以前各朝来，应该说是有相当进展的，其具体表现为：

（一）耕地面积的扩大。

一般认为18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明万历盛期大体相当，耕地数则稍有超过。

如果我们把这期间的耕地指数定为100，那么到19世纪中已增加到120以上。

若我们把雍正《清会典》所载18世纪20年代各省区耕地指数定为100，拿它与嘉庆《清会典》载录的19世纪初耕地数相比较，其指数依次为：

吉林14923，新疆11141，黑龙江816，奉天367，四川217，贵州190，云南129，安徽121，山西112，广西110，河南109，福建109，甘肃109，湖北109，直隶106，江苏104，湖南101，浙江101，广东101，陕西100、1，山东99，江西97。

增长最快的是东北关外，新疆和西南地区，大都在边疆或靠近边疆。

另外像山西、直隶的耕地增加，与口外热河、察哈尔、归化城等地的开垦有关，福建则与台湾的垦辟有关。

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奠定、边疆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大批农民越长城出关、走西口，下云贵，渡海到台湾，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上述数字亦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水利建设投入增加。

当时人程含章说：

“生民之本计在农，农夫之大命在水”。

又说：

“农田之于水利犹鱼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不可须臾离也”[i][1]。

这与现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意思是一样的。

清代的水利建设最值得称道的、当推康熙时对苏、皖、豫地区黄淮运河的浚治，以及康熙、乾隆时疏浚直隶永定洒和乾隆时大修浙江海塘。

搞这些工程，不只限于保证农田水利，而是关系着一方百姓能否摆脱河海决溢的灾难，对于稳定社会、安心农业生产都是头等大事。

至于直接行施于农田的沟渠塘堰等水利建设，各级政府和地方绅民们也给予很大的关心。

美国学者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曾对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作了统计，其中18－19世纪的工程数如下：

西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东南　　　西南　　　合计

18世纪

19世纪

78　　　　186　　128　　116　　　115　　　　195　　　818

92　　　　32　　　9　　　131　　　34　　　　96　　　394

从帕氏的全部统计中，18世纪的工程项目只次于16世纪（明中期）的1074项，而高出历史上的其它任何时期在。

实际上，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像西北地区只统计了陕西省，缺略了甘肃。

甘肃宁夏府自清初历康、雍，在重修唐渠、汉渠的基础上，又新修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大小灌渠，全部渠长2229里（另大支渠1221、7里），溉田16万余亩[ii][2]。

另如雍正、乾隆初，为配合军民屯垦，曾在嘉峪以东的肃、凉、甘三府州大兴水利，共开渠400余亩，灌田156000余亩，规模最大的柳林湖屯区，大小总渠支渠数十道，引柳林湖水，垦熟屯地12万余亩[iii][3]，都是很突出的事例。

即使在陕西，统计也不完整，乾隆时，巡抚毕沅根据西安等府各属40余州县呈报，共完成大小农田水利工程1171项，灌田64万余亩[iv][4]，仅此一例，就比帕氏所说的78项多出很多倍。

在此，还要特别提出的是17世纪中后期，中国曾经历了明清之际长期战乱的影响，很多水利设施都因缺少维修荒废破坏了。

它们大多在清代得到重修和扩修，前述唐渠和汉渠就是如此。

同汉《攸县志》卷9记载该县12项陂塘工程，明确得知建于明代的是5项。

它们都在清代得到重修增修，有的还多次加以改建。

又比如广东省，明代共兴建较大水利工程302宗，清代165宗，清低于明，但清代对有明的不少工程加以重修改修。

著名的四川都江堰工程，在明清之际也遭到重大的破坏，康熙后不断重修扩修，乾隆时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因新建扩建汉渠而得到灌溉的田地达30余万亩，到嘉庆、道光时，即进入19世纪前中期，整个灌区溉田面积已接近300万亩，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v][5]。

假若我们把这些重修扩修的水利项目都计算在内，18世纪的农田水利工程量，肯定要超过16世纪。

18世纪农田水利工程的几个最重要特点是：

（1）北方诸省因开凿水井，使水浇地面积大增。

北方的气象特征是雨量少又季节集中，许多河流平时水量稀少，不适合于开渠引水，这样只好凿井利用地层水。

乾隆时，直隶仅保定、正定两府开挖的水井就超过4万口[vi][6]。

陕西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已有新旧水井67500余眼[vii][7]。

其它像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井灌也很发达。

山西因“民稠地狭，为生艰难”，“井利甲于诸省”[viii][8]，康熙时，晋东南一带的开井数目已“多于豫秦”等省。

河南省的河内县（今沁阳县），“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ix][9]。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许州大旱，知州汪根敬一次“劝民开井三万余”[x][10]。

据有人统计，乾隆时北方五省已有大小灌井六、七十万眼，每井低洼地溉田10多亩，高亢地溉田6－7亩，统合估计，可溉田600－700万亩[xi][11]。

（2）南方的圩田、垸田和堤围有显着的发展。

圩田是一种围水为田、同时又有一套良好灌溉系统的旱涝保收田。

圩田的发展始于唐，盛于宋，到了清代，除地域上更多地由江浙转向皖北巢湖沿岸和偏西的江西鄱阳湖区，还在修复旧圩的基础上，不断将小圩连成大圩，以致有的州县竟至出现“殆无无圩之田”的境地[xii][12]。

垸田与圩田一样，属于围江围湖的产物，把治水与垦殖土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于湖北、湖南两省。

垸田在明代已相当普遍，清代乾隆以后进入极盛期。

截止18世纪中为止，湖南湘阴县共有官民堤垸130多处，建于明代4处，建于清康熙年间12处，雍正年间3处，另110多处均修于乾隆前期。

有的学者就17世纪末到18世纪之间两湖15个州县的堤垸作了统计，总数已达2398处。

在这2398处中，少数始建于明，多数是在清代完成的[xiii][13]。

堤围亦称基围，也是筑堤防水以作耕垦的一种形式，开始多散布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衡积平原上，涉及到东西北三江沿岸的十多个县分，以后又扩及到卫江流域下游的潮阳、澄海等县和西边雷州半岛以西的廉江、钦江上游沿区。

及至19世纪末叶，堤围最发达的三水、南海、顺德等县，共有大水堤围102处，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上述圩田、垸田和堤围区，都土肥水沃，构成清代重要的高产农业区，出现于16世纪中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在18世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两湖、江西、安徽以及四川，是清代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中就得力于圩田和垸田。

（3）山区和边疆水利事业突飞猛进。

这与清代农民不断向山区、边疆移民的浪潮大体吻合一致的。

山区水利因受条件限制，多以中小型为主，大者灌田数百顷，小的不过几十亩、百余亩，但都比较实用，通常是把开渠和修陂、筑堰、挖塘配套在一起，清代南方山区的很多梯田，都是利用这种设施溉田的。

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中，最出名的当推新疆伊犁引水屯田，再如云南多次重修扩修滇池水系工程，也收到相当的效果。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载全岛各坡圳244处，除荷兰占领时期2处，郑氏统治时期14处，其余均修于清代，中间明确记录修于18世纪的40处。

（三）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

这更多的是指传统农业区，因为平原区的土地多已垦辟，不大可能通过扩大耕地来增加产量，只好用内部挖潜得以实现。

这在南方主要表现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广泛种植双季稻或稻麦、稻杂、棉麦、棉杂的一年两熟制，在广东、四川、浙南等少数地方，还有三熟稻或麦稻稻、麦稻杂、麦杂等一年三熟的田地。

根据资料，种植双季稻最普遍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约占全部耕地的60%；其次是福建，占30%左右，再下就是江西、浙江等省。

小麦大规模地在长江流域推广，也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康熙时“种麦甚鲜”的两湖地区[xiv][14]，到雍正末，各府州县几乎都有其踪迹了，普及面较广的湖北省，有的府县高达70－80%，最低也有40%。

湖南不及湖北，在11个府州中，也有4个府州达到50%[xv][15]。

实行稻麦连作是18世纪以来南方稻作区最常见的耕作形式，不过也有很多地方因不适合种麦，或嫌其产量偏低而实行稻与杂粮连作，或稻与其它作物连作的。

两年三熟多推行于黄河流域各省区，象山东、河南、直隶，以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一般是一季粮，隔年再回种一季冬作物。

也有少数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

据有关专家计算，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二熟，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倍，实施二年三熟则提高30－50%。

18－19世纪间，南方稻作区有将近一半耕地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两熟，北方的二年三熟的田土约占全部耕地的2－3成，这样等于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多出了3－4亿亩土地[xvi][16]。

（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引种。

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展开，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也先后传入中国。

由于玉米具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不须厚粪”，“收成至盛”的优点[xvii][17]；番薯也因易种、产量高，不畏风雨虫害、耐旱而受到人们的青睐。

18世纪后，随着人口急速增长，传统农业区多已垦殖，人们不断移居山区海岛，玉米、番薯亦因适宜种植，大量得到推广，同时也使原来不适合农耕的山地、沙地等低劣地得到利用。

以玉米为例，明代至清初，种值初仅限于少数几十个点，到乾隆、道光间，也就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全国已有441个府州县应记载种有玉米。

这是我们查阅了近3000种资料后得出的，虽然仍有遗漏，不过基本情况已反映出来了。

在这此新发展的地名，进展最大的是四川省，有68个府州县应，陕西40个府州应，还有湖南30个、江西26个、湖北25个，都不算少。

在这些省份中，如陕西的陕南、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都是外地流区远居的山区，此外像皖南、浙南、赣南等等山地，玉米的推广也很迅速。

有的学者估算，清代北方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耕地，比不种玉米的耕地，可增产32、75%；南方可增产28、33%；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番薯的比不种番薯，北方可增产50%，南方增产86、33%[xviii][18]。

对于上述推算的增产百分比是高是低，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无法否定，即推广种植玉米、番薯对提高粮食产量是有作用的。

又据资料：

20世纪30年代初，玉米产量是158－176万石之间，番薯316万石左右，照此推估，19世纪初中期，玉米年产约在60－80万石，番薯150－200万石之间。

（五）扩大经济作物种植。

这在清代十分突出。

以棉花为例，清代的植棉地域和面积都大大超过明代，其主要产棉区，江苏有松江、太仓、通州、海门等府州应和浙江的余姚等地。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江总督高晋在向皇帝报告时，就提到松、太、通、海地区，“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xix][19]。

若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松江府册载额田40489顷、太仓州39627顷、通州52401顷、海门应5228顷，合共137745顷，十分之七八，就等于96422－110196顷。

余姚“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xx][20]。

北方诸省以鲁、豫、冀种植最广。

有的学者按史籍所载，对山东省植棉州县作出统计，明嘉靖、万历时（16世纪中后期）有40余个，约占全省104个州县的40%。

到了清代，增至90余个，占总数的87%，而且还出现了“种花地多、种榖地少”，或种花之地“过于种麦豆”的州县[xxi][21]。

又据有的学者调查，在冀、鲁、豫329个县级单位（包括散州，直隶宣化、承德二府和口北三应除外）的地方志中，注明种植棉花的有243个，占总数的73、86%[xxii][22]。

史籍中的某些具体描述，亦可加深我们对华北种棉业的印象，直隶乾隆初，“保定以南，从前凡有好地者皆种麦，今则种棉花”[xxiii][23]；又如“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xxiv][24]；河南则有“中州沃野，半植木棉”的说法[xxv][25]。

另如湖北、陕西、湖南、安徽、广西、奉天等省份，棉田的发展也很显着。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估计，18、19世纪全国的棉田面积已接近5%，约5000万亩。

应该说，这个估算并不算高。

种桑为养蚕。

清代桑田除原有的江浙太湖平原区外，广东珠江三角洲成为新的桑丝区有的学者根据1894年统计，推算1840年前后蚕户160万户，桑田240万亩[xxvi][26]。

还有像制糖的甘蔗，以及烟草、茶等，都有新的发展。

大致在18、19世纪间，有蔗田150万亩左右，烟田数百万亩，茶山521万亩[xxvii][27]，几项相加为六千几百万亩，如果再加上养鱼、种藕、种菱芡以及蒲草、芦鞸的河湖塘荡水面，植木、种竹、种桐的丘陵山地，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用地，可达7000－8000多万亩。

有的学者认为18－19世纪间经济作物占地约占全部耕地的10%左右，若是，那么应在9000万亩到1亿多亩之间。

因为轮作复种制的普遍推行，同一块土地，往往既种粮食，又种棉、豆、花生、菜籽等作物，这对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十分有利的。

清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到了19世纪中期后，扩展更加迅速，达到1、5亿亩以上。

清代经济作物，在种植面积上，已超出明代一倍以上。

那么在18－19世纪之交，我国的农业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

从产量来看，粮食仍是最主要的。

当时，除苏南和杭嘉湖地区的传统高产区外，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的不少地区，都出现了亩产稻榖4－5石、5－6石，乃至7、8、9、10石的田地，其中湘南的洞庭湖区和四川都江堰灌区的稻作总体产量，已超过了传统的太湖沿岸区。

总计在南方稻作区，平均亩产达到343、57市斤/市亩。

北方旱作区的亩产虽比不上南方，但已有相当多的土地亩产在1石以上，少数也有达2石和2石多的，平均产量114、3市斤/市亩。

在1150百万市亩中，南方诸省624百万市亩，占54%，北方526百万市亩，占46%，南方总产粮214386百万市斤、北方60123百万市斤，统共274509百万市斤。

1840年前后，全国人口41888万人，每人平均口粮652、88市斤[xxviii][28]。

经济作物的产量，据匡算，在1840年前后，全国棉花总产800万丝担，按每丝担等于120、96市斤计算，合共96768万市斤，桑蚕茧96万丝担，11612万市斤、茶521万亩，亩产50斤计，合26050万市斤[xxix][29]。

剩下的像烟草、甘蔗、油料作物的大豆、花生等，因资料零散，笔者尚难作出总的估计。

清代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后半叶，因为战争破坏和生产条件恶化（生态条件变劣、水土流失加剧、灾害增多、生产成本投入减少），在不少地方、单产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严重的竟降至原产量的5－6成[xxx][30]。

不过，此时因关外东地区和口外蒙古等地放丈开荒，耕地面积增加，而人口却相对处于停滞徘徊，甚至还有下降，从而避免了人无口粮的大滑坡。

与粮食产量下滑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在增加，比如茶叶，若1840年前夕产量的指数是100,1894年便是180；桑蚕茧则高达250，其它如棉花等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开放口岸后，对外出口增加所致。

比起以前，农民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了。

　　　　　　　　　　二、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

在农民队伍中，由于掌握生产资料的程度不同，有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之分。

他们虽同称农民，但实际内涵是有差别的。

（一）自耕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既然地主所有制占有主导的位置，那么在阶级构成中，地主和佃农亦应是主要发，从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贬低或缩小自耕农的作用，对其人数的估计，也倾向于偏小。

其实，我国的地主所有制经济，和西欧领主制下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土地可以买卖，中央国家因需要仰赖自耕农的赋税支持和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役、兵员等人力供应，都促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耕农采取保护政策。

自耕农的广泛存在和自耕农经济富有活力，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下一大特点。

至于自耕农在农民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亦不相同。

以清代而言，顺康之际，由于受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一批贵族、官僚地主遭到打击，原有的土地关系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从而使地权分配发生变化，土地分散，出现了一批新的自耕农。

对于这一问题，李文治教授曾作过很好的研究。

他说：

“总之，明清时代自耕农的消长趋势是，明代前期，自耕农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中叶以后，不少地区地权趋向集中，很多地区地主所有制占居统治地位。

清代前期，农民所有制有所发展，所占比重超过明代，并且有些地区自耕农占居了统治地位”[xxxi][31]。

这是李先生对比时代，同时又根据清大量史实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清代自耕农数量的盈缩规律，亦与明代大体相同。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初，皇帝玄烨在与大学士等官员的一次谈话中，就说到当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xxxii][32]。

估计到雍正、乾隆之际，在有的地方土地集中的趋势已相当严重。

有称“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xxxiii][33]。

清初的湖南省，曾是个自耕农占有相当优势的省份，乾隆时亦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xxxiv][34]。

有两则经常被人引用的资料，因为是量化说明，所以能给我们比较明确的概念。

一是直隶获鹿县编审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被统计的1700户中，有地主13户，占0、76%；无地户378户，占22、24%；占地10亩以下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627户，占36、88%；占地10亩以上至90亩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682户，占40、12%。

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统共1746户，其中地主28户，占1、6%；无地户494户，占28、3%；占地10亩以下户616户，占35、28%；占地10亩以上至100亩户608户，占34、82%。

将其两相对照，地主和无地户增加了，占地10亩以下户变化不大，可占地10亩以上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则由40、12%降至34、82%，下降了5、3个百分点[xxxv][35]。

另一是安徽休宁县三都十二个的编审册资料，取自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一书，见下表：

　　　　　　　　　　　　　康熙45年　　　　　　康熙55年

0－1亩　　　　　　　35户　占23、93%　　　　40户　占27、40%

1－10亩　　　　　　　82　　　56、17%　　　　79　　　　54、11%

10－25亩　　　　　　27　　　18、49%　　　　25　　　　17、12%

25亩以上　　　　　　　2　　　1、37%　　　　2　　　　　1、37%

合计　　　　　　　　　146　　100%　　　　　　146　　　　100%

作者根据徽州地区的具体情况，把占地25亩以上者算成地主，我们则把占地不足1亩者归在无地和基本无地户，1－10亩为下等农户，介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之间，10－25亩则属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这样在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五里，虽然时间很短，但仍可看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人数下降，无地和基本无地户人数增加的趋势。

在土地趋向集中的浪潮中，四川省延续的时间较晚。

这是因为清初的四川经历了巨大的破坏，当很多省份社会秩序已走向稳定时，四川还有很多荒田有待招垦，并在招垦中出现了许多自耕农，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四川农村基本阶级结构，一直到乾隆中后期不少地区还保持了这样的势头，有的可能延伸至更晚。

因为可列举的资料很多，而篇幅又不允许我们多多罗列，只能点到为止。

从上面谈到的事例看，尽管各地地权集中程度有高有低，自耕农减少的数量有多有少，但比起先前来，总的呈减少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后在同治、光绪初，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以及捻军和回民起义后的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的某些州县，地权又一度有所分散，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有所增长[xxxvi][36]。

就地区来看，一般的说，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大于南方，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陕西关中地区。

有的学者通过对清康熙年间起直到民国时止的一批地籍档册的分析，发现在关中，虽然二三百年间土地分配状况常因时因地而有各异，但不能改变地权分散这一明显特征。

“这些地方的农村主要由自耕农构成，地主与租佃关系均很少”[xxxvii][37]。

在直隶，我们通过前引获鹿县的资料看到，至乾隆初，自耕农比例仍接近或超过50%（这里包括占34、82%人口的占地10－100亩的自耕农，及占人口数35、28%占地10亩以下农民中的一部分自耕农数，另一部分因自种地太少，可能属于自耕农兼佃农，或雇农兼自耕农）。

比较起来，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山东省，可能存在30－40%人数的自耕农，在胶束地区，这个比例也许还要更大些。

有的学者提出，“大江以北黄河流域多自耕农，而且基本上是自耕农”[xxxviii][38]。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自耕农在总体上应占整个农村人口的50%以上。

南方地区租佃制发达，自耕农人数的比例低于北方。

有的地方还出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xxxix][39]；或仅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富民“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力，而安然食租衣税”[xl][40]的严重状况。

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自耕农生存发展的空间了。

苏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全国土地高度集中之区，顾炎武曾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xli][41]的话，来形容明末苏南一带地权之集中。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此地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