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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
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
顾*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
《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
”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
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
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
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
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
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
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
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
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
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
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
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
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
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
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
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
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
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
人们愤愤地指出:
“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
（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
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
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
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
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
“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
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
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
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
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
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
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
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
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
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
（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
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
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
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
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
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着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
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
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
”（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
”（
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XX。
”（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
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
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
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
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
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
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
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
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
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
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
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
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
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
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
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
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
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
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
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
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
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
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
他倡导:
“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
”（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
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
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
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
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
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
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
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
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
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
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
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
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
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
”（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
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
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
他们嘲讽张居正说:
“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
”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
“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
便俗为宜。
”（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
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
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强调:
“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
”（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
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
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
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
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
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
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
“葬者,藏也。
”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
在《杂着》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
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
“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
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
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
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着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
“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
”（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
“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
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
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
“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
”（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
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
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
“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
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
答:
“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
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
”（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
”（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
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
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
”（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
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
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
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
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
“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
“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
”（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着。
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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