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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土太过，两湿流行，肾水受邪，甚则饮发，中满食减。

”所有这些论述，虽详于饮而略于痰，但从其病机病症视之，内涵确有今之痰证。

在治疗上，《内经》提出了，“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

《内经》十三方，其中的生铁落饮为重坠豁痰开窍之剂，治疗“有病怒狂者”。

用半夏秫米汤治疗“目不瞑”，现临床用本方治疗胃肠有痰浊而致失眠者有良好的效果。

《诗经》上载有90余种药物，其中藻（海藻）、苓（茯苓）、果臝luǒ（栝蒌）、瘘（远志）、蝱（贝母）、瓜（瓜蒂）等，为历代医家常用的治痰药物。

《内经》、《诗经》的这些论述记载，为后世痰证学的形成，诚起肇源荫始之益。

二、痰证学说的形成

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首创痰饮之说。

后世魏荔彤评述：

“《内经》言饮而不及于痰，言痰自张仲景始，已有痰病之说……细考其文，究以饮为主，而以痰为附论”。

在生理方面，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指出：

“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

明王纶也认为，“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

对杜痰之源的重要性，李梃在《医学入门》强调了“水火升降，脾胃和调，痰以何生”。

《景岳全书》指出：

“盖痰涎之化，本由水谷，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化，皆成气血，焉得留而为痰”。

所有这些论述，均从生理上阐明了人之阴阳相对平衡，升降协调，气血调和，脾胃强健，津液流通无阻的重要性。

为后世论痰治痰提供了依据。

在痰的概念上，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指出：

“痰者，病名也”。

又说：

“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熏蒸成聚而变为痰焉”。

宋代杨仁斋在《直指方》中，以形态上将痰与饮作了区别，指出：

“稠浊为痰，清稀为饮”。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所述更详，指出：

“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

“痰与饮，虽曰同类，而实不同也，……若痰不同于饮者，饮清彻而痰稠浊，饮惟停积胃肠，而痰则无处不到。

水谷不化而停为饮者，其病全由脾胃，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致之。

”不仅说明了广义之痰为“五脏之伤”，而且使痰与饮从概念，形态以及病机病证方面的区别更加明朗化。

在病机病因方面。

金·

刘元素指出：

“酒性大热而引饮冷，冷与热凝于胸中，不散而成湿，故痰作矣”。

明·

王纶也有类似记载：

“老痰，饮酒之人多有之”。

李梃在《医学入门》中说：

“风痰外感贼邪，或肾枯木动，或内风郁热……”。

“寒痰因形寒饮冷”，“湿痰或外致湿滞，或停饮不散”，“热痰因味厚积热，或外患误温所致”，“火痰因饮食衣褥过厚，火蒸津液，成痰稠浊……”，“气痰七情郁成”，“食痰因饮食不化结成痞块……”。

又指出：

“痰源于肾，动于脾，客于肺。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说：

“惟脾上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

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指出：

“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

《症因脉治》更加详细的论述了外感痰症与内伤痰症的原因。

古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六淫、七情、饮食所伤为痰邪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其病理变化的关键是肺、脾、肾三脏，从而为痰证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致病性质方面，隋·

巢元方提出了“百病皆有痰作祟”之说，使痰邪致病的范围得以扩展。

元·

朱震亨《丹溪心法》指出了痰邪的流动性，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同时也说明了痰浊致病的广泛性。

《活人书》中指出：

“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胸膈痞寒，有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耳。

余常见湿痰郁于项背，或麻或强，脉浮滑而不浮紧耳”。

楼英所著《医学纲目》“痰之为病，或偏头风，或雷头风，或太阳头痛，眩晕如坐舟车，精神恍惚，口眼?

?

动，眉棱耳轮俱痒，颔腮四肢遊风肿硬，似疼非疼，浑身燥痒，搔之则瘾疹随生，皮毛烘热，色如锦斑，齿颊似痒似痛而疼无定所，满口牙浮，痛庠不一，嗳气吞酸，鼻闻焦臭，喉间豆腥气，心烦鼻塞，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或因喷嚏而出，或因举动而唾，其痰如黑墨破絮桃胶蚬肉，或心下如停冰铁，闭滞妨闷，嗳嚏连声，状如膈气，或寝梦刑戳，刀兵剑戟，或梦入人家，四壁围绕，暂得一窦，百计得出，不知何所，或梦在烧人，地上四面烟火，枯骨焦气扑鼻，无路可出，或不因触发，忿怒悲啼，雨泪而寤，或时郊行，忽见天边两月交辉，或见金光数道，回头无有，或足膝酸软，骨节腰肾疼痛，呼吸难任，或四肢肌骨间痛如击戮，乍起乍止，并无常所，不时手臂麻疼，状如风湿，卧如芒刺不安，或如毛虫所螫，或四肢不举，手足重滞，眼如姜蜇，胶粘痒涩，开阖甚难，或阴晴交变之时，胸痞气结，闭而不发，则齿痒咽痛，口糜舌烂，及其奋然而发，则喷嚏连声，初则涕唾稠粘，次则清水如注，眼前黑暗，脑后风声，耳内蝉鸣，......”。

许俊在《东医宝鉴》中记载了风痰、寒痰、湿痰、热痰、郁痰，气痰、食痰、惊痰等多种痰证，著述分类明确，实为后世论痰者所宗师。

治疗方面，仲景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为后世治疗痰证作了有益的启蒙。

《伤寒杂病论》所载262方，其中50余方使用了治痰药物。

有些方药至今仍为医家治痰所喜用。

西晋·

葛洪撰《肘后备急方》，列有“治胸膈上痰（疒阴）诸方”。

隋·

巢元方提出了痰病患者不能“服散而饮过度，将适失宜，衣厚食温”的防治方法和护理措施。

唐代孙思邈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搜罗医疗经验，成书《千金要方》，所载治痰方药，如今仍在沿用。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专列“痰论”一门，将痰证按风痰、热痰、湿痰、酒痰进行辨治，并对痰证的治疗，首创吐法，认为“痰在胸膈之上，大满大实，非吐安能得出”，从而更加丰富了治痰的内容。

元代朱震享在《丹溪心法》中提出了“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

所述深密精邃，显用于世。

楼英《医学纲目》中提出：

“凡病百药不效者，其关上脉伏而大者，痰也，用妙应丸”。

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设立治疗“老痰”的化痰丸并认为“惟在开郁降火，清润肺金，而消凝结之痰，缓以治之，庶可效耳”。

李梃对痰证的治疗更有发挥，他在《医学入门》中指出：

“因气动者曰痰气，顺气导痰汤，因火动者曰痰火，清热导痰汤，因湿动者曰湿痰，祛湿导痰汤主之，通用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尤为分导要药。

风加南星皂角白附子竹沥，寒倍半夏加姜附姜汁，火加石膏青黛，湿加苍术白术，燥加栝蒌杏仁，老郁痰加海石芒硝栝蒌，食积加山楂神曲麦芽，停水加槟榔，痰在胁下加白芥子以行之，痰在四肢加竹沥，痰在经络用此探吐，痰在皮里膜外加白芥子竹沥姜汁，气实用荆沥”。

设立痰病虚证的治疗，并批评了“痰无补法”的说法。

张介宾进一步阐述了虚痰的辨治，对“脾胃之痰”、“肾经之痰”、“风寒之痰”、“中风之痰”、”饮食之痰”的证治又有新的见解。

《景岳全书》还提出了“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的治病求本的原则。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搜集了治痰方药百余首。

清代叶桂，贯彻古今医术，学验俱茂，其著《临证指南医案》运用温、补、逐、散诸法治疗痰证痰病，而取卓效，并强调了“古人见痰休治痰之论，此诚千古之明训”。

唐宗海为“痰瘀相搏”立法组方，为后世痰瘀同病同治奠定了基础。

三、痰证学说的发展

（一）由肺、脾、肾三脏生成发展为五脏生痰论。

古人认为，痰浊是由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而导致水津代谢障碍，凝聚变化而成，对心、肝生痰论述比较少见。

近人朱曾柏在《中医痰病学说·

五脏生痰》中指出：

“按照中医一般的认识，认为痰的发病与肺、脾、肾三脏有关，这样认识是对的，但不全面，痰的产生，除了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之外，还与肝、心及三焦有密切关系”。

（二）由痰证庞杂无际发展为更加特征化

朱曾柏根据前人的论述，总结归纳：

体征特点：

（1）久病不衰，病症自发自愈，年龄多在中年以上。

（2）眼神滞涩不流利，或眼眶周围略显晦暗，或眼角反复糜烂，面色晦暗，其形如肿。

（3）皮肤油垢明显，前阴、腋窝或手、足心常泌津渗液，秽气甚大，或面色光亮如涂油。

（4）形体日趋肥胖，或肌肉松软如绵，指短掌厚，项背、手足作胀。

（5）厌油腻厚味，喜素食，热食，淡食或焦香干燥食物。

也有时觉焦烟异味扑鼻。

（6）时时惊悸，神志惚恍，或抑郁，或亢奋。

（7）舌面津津滑润，甚至清水时时外溢难以自控。

或时时唾吐痰涎，特别是在安静环境和心情抑郁不乐时尤其难以控制。

（8）嗜睡困盹。

（9）大便秘结不爽，粪便并不干燥，或大便粘裹痰涎。

（10）气候、季节变化，引起病症加重。

症状特点：

（1）头眩、头痛、头重。

（2）呕恶或呕吐痰涎，或胃肠中有水声漉漉，或口粘、口腻、口干不欲饮水。

（3）咽喉中似有物梗塞，吞吐不利，时消时现。

（4）噎膈，呕吐痰涎。

（5）平时胸部痞塞憋气，或突发压榨样心绞病，或阴雨、寒冷季节上述症状加重。

（6）易惊悸，失眠难寐，或昏厥、抽搐，或神志失常，但神经科检查无异常，亦无阴虚阳亢诸症可凭。

（7）低热身困，或自觉身热不扬，体温并不明显升高。

（8）肢体某一局部发热，或发凉（或背部凉冷如掌大），或麻木不知疼痒，或肢体某些局部粗细、感觉不一样，但神经科、骨外科、皮肤科等检查均未发现病变。

（9）溃疡、糜烂、滋水渗津或渗流粘稠痰液，久不收口，也有局部皮肤增厚，起屑而不流水渗津者。

（10）胸闷憋气，背部作胀，喜叹气捶打。

阴雨闷天或天气寒暖交替时，上述症状尤为明显。

（11）肿块结节，或节于皮下，或凝聚于腹内，也可发生在其他组织器官之中，皮肤表面无变化，或微有冷凉感，或肤色晦暗。

（12）口中碎痛。

（13）胁下痞满肿大、微闷痛。

（14）痰病脉象，有滑、有弦、有沉、有迟。

上述论述不仅语言精辟，而且见地独到，实为后学之津梁。

（三）由内科杂症发展到临床各科

现代医家将痰证理论由“内科杂证”中逐步扩展到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

近几年来，痰症理论又广泛用于老年医学领域中，从而使中医治疗老年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四）治则方药有了更大发展

《谦斋医学讲稿》中将痰病治法，根据病情轻重，分为化、消、涤三类，指出：

“一般均化，较重用消，留而不去则用涤”。

又将各类进行分属，化痰包括宣肺化痰法，清化痰热法，燥湿化痰法，温化痰饮法。

消痰包括消痰平喘法，消痰软坚法。

涤痰包括荡涤痰涎法，搜逐风痰法。

高保良结合外科痰证，总结出“解郁化痰，温肾化痰，化痰消瘿，养营化痰，祛瘀软坚化痰”等外科治疗六法（引自《江苏中医杂志》1980年第五期）。

董汉良根据“痰瘀相关，痰瘀同源”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痰瘀同治”的原则。

朱曾柏在《中医痰病学说》中专揖“治痰药物串解”，使中医痰证痰病的治疗得到更大的发展提高。

第三章水液的正常代谢

痰是水湿津液凝聚变化而成。

因此，了解水液在人体内的正常输布情况，对分析痰证的发病过程以及诊断用药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脏腑在水液代谢中的作用

（一）肺与大肠

肺居五脏之上，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

人体内的水液代谢的运行、调节和排泄，不仅要有脾的转输，还要有肺气的宣发与肃降，才能保证水道通调，宣发到体表的水谷精微，而发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

多余的部分，变成汗液排出体外。

由于肺气的清肃下降，水液才能下输膀胱，排出体外。

由于肺的宣发肃降作用，才使得水道通调，从而保证水液的代谢平衡协调，所以古人云：

“肺为水之上源”。

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接受小肠下注的内容物，吸收其中剩余的水液，参加水液代谢。

余者变成糟粕，排出体外。

其通降为顺，故有“大肠主津”之说。

（二）心与小肠

心主血脉，主汗液，津液是血液的组成部分。

人体的一部分津液，要进入血液循环，靠心气的作用，才能运行周身，循环不息，发挥其作用。

汗是津液的代谢产物，津液又与血液同体，故有“汗血同源”之说。

由此可见，津液的正常运行，要靠心气的推动作用，才能内灌脏腑，外达经络，以发挥正常的功能。

多余的津液，变成汗液，调节体温，排出体外。

因此，不能忽视心脏在水津代谢中的重要位置。

从现代医学的生理角度言，更具有说服力。

心与小肠相表里，小肠与胃相通，分别清浊，清者为水谷精微，经吸收后通过脾脏，输送到全身，代谢剩余的水份，下输膀胱。

其浊者通过阑门则下注大肠。

故有“小肠主液”之说。

（三）脾与胃

脾居中焦，主司运化，为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重要脏器之一，其气主升，恰是它的运化之机。

能将消化吸收的水液上输于肺，而输布到周身各组织中去，以发挥其滋润濡养的作用。

由于脾脏的这样运化转输功能的正常，才使得体内各组织既得到了水液的充分濡养，又不致水湿潴留，从而维持和调节了人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

脾胃互为表里，胃主受纳、腐熟，其气以降为顺。

脾胃一纳一运，一升一降，共同完成了水饮的受纳、吸收、运化、转输功能，故有“胃为水谷之海”之说。

（四）肝与胆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既能疏利三焦，通调水道，维持水液的代谢和调节，又可协助脾胃之气升降，发挥正常的运化功能，使人体的水液各司其所。

另外，肝气疏泄正常，气机调畅，气行则水自行，从而使水液在体内正常运行，而不致于发生壅滞现象。

肝胆有经络相连，构成表里关系。

肝分泌胆汁，胆内藏精汁，肝与胆共有疏泄功能，协助脾胃对水谷的消化吸收。

（五）肾与膀胱

肾为人体先天之本，藏精主水，主持和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

津液的布散，糟粕的排出，都要依赖肾阳对水液的推动作用，称为“阳能化气”，简称气化。

在水液代谢过程中，肾脏除气化作用外，还主要表现为水液的升清降浊作用，由肺下肃于肾的水液，分为清浊，使清者上升于肺，浊者下降膀胱，排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息，维持人体的水液代谢平衡。

肾与膀胱互为表里，膀胱贮藏津液和排泄小便。

在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津液必须通过下焦阳气的作用，才能变为尿液而排出体外。

前人认为这种津液化为尿液的气化作用，虽然为肾所主，但也是膀胱的职能，《内经》云：

“膀胱者州都之宫，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六）三焦

三焦为总司人体的气化，是水谷精微生化和水液代谢的通路。

水谷的受纳消化吸收，到精气的敷布，代谢产物的排泄，都与三焦的功能有关，故《圣济总录》指出：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三焦调适，气脉平匀，则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

”

二、水液代谢的基本程序

经脉别论》指出：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五脏六腑在水液代谢过程中，均具有程度不同的作用。

水液自摄入到利用、排泄，基本上可以化为二个程序：

第一是水液的接收程序，是由胃、大肠、小肠的共同作用；

第二是转用程序，是由脾、肺、心、肝、肾及三焦的共同作用；

第三是排泄程序，是由肺、心、肾、膀胱的作用。

具体地说，水饮摄入，经胃、小肠、大肠的消化吸收，脾脏的运化转输，上归于肺，通过肺气通调水道的作用，一方面把水液经肺气宣发，心脉运载，而输布到全身，调养脏腑腠理皮毛等各组织器官，一部分变成汗液排出体外；

另一方面水液沿着水道，经肺气的肃降，肝脏的疏利，三焦的通调，水液下降至肾，肾脏分别清浊，清者又上输于肺，敷布全身，浊者形成尿液，下输膀胱，经气化而把尿液排出体外。

由于脏腑生理活动的正常进行，水液代谢才能按照正常的代谢程序，推陈出新，循环不息。

根据以上所述，水液灌溉周身，无所不至，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是五脏六腑正常功能活动的结果，尤其是脾、肺、肾、肝、心、胃、三焦、膀胱等脏腑的作用。

如果其中任何一脏的功能失调，加之外来因素的干扰，则会使水液代谢的基本程序遭到破坏，使机体内环境失去动态平衡，水湿潴留，酿成病理产物——痰，而导致一系列的临床证候。

因此，维持人体正常的脏腑机能，从整体观念出发，保证水液代谢按正常程序进行，使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是杜绝生痰之源的根本措施。

第四章痰的致病性

痰浊来源于脏腑功能失调，因此它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动因。

临床致病，范围甚广，涉及各种，症侯怪异，复杂多变。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就是痰的致病性质和特点。

古代医家对痰致病性质已有散在记载，如“痰生百病形各色”，“痰注全身”，“怪病多痰”等等。

一、痰属阴性，遏伤阳气

痰为水液凝聚变化而成。

水液的代谢主要依赖肺气的宣降，心气的推动，脾阳的温运，肾阳的温化，肝阳的疏通。

如果脏腑的阳气偏衰，阴寒内盛，水液不能正常输布，则生痰邪。

痰、水性同质异，皆属阴邪，痰属阴邪，其临床表现多以病变部位的闷胀困重，麻木冷痛为主，遇寒则剧，得温则舒，或见肿块不红不热不痛，根脚散漫，或见冷痛不红，败血腐骨。

古人有“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以及“痰为阴邪，非温不化”之说，足以说明痰乃阴冷之邪，遇阳得温则消。

中医认为“阴盛则阳病”，所以，痰常可遏伤人体阳气，以致清阳不展，而见嗜睡、困顿、体倦乏力。

病位恶寒，甚为冷痹。

因此，临床上治疗痰病痰证，要注意扶助人体阳气，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忽略痰之热化，以及合邪为病。

二、痰性粘滞，阻碍气机

粘滞即是粘稠，滞涩之意。

祖国医学认为“稠浊者为痰”，痰的粘稠性，在临床上视之可见，表现为，咯痰粘稠，或口粘口腻，呕恶或呕吐痰涎；

或咽中有粘痰梗塞，吞吐不利；

或大便粘裹痰垢；

或见溃疡，糜烂渗流粘稠痰液，久不收口，凡此种种，显见十分充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可靠依据。

痰属阴邪，质性粘碉，留伏遏阻，滞涩不散，其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指病情缠绵，不易速效；

二是指症状，凝结滞涩为肿块、结节，或结于皮下，或结于皮里膜外，或结于腹腔、脏器，中医的“瘰疬”、“瘿瘤”、“痞块”、“癥瘕”、“痰核”、“流痰”、“乳癖”等等，大都属其所致病症表现。

痰性粘滞，留着不去，阻碍气机，是痰病痰证发生发展的关键。

痰浊阻肺的咳喘症，痰阻胸痹症，痰热结胸症，湿痰中阻的脘痞症，气痰阻滞咽喉的梅核气症，无不与痰阻气机相关。

因此，治疗痰病痰证，常加入行气之品，意在调畅气机，气行则痰自清。

三、痰性流动，变化无端

痰属粘稠滑腻之物，其性流动。

对此《杂病源流犀烛》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指出：

“痰之为物，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具有”。

因此由痰而导致的痰病也就势必是多种多样，变化百端。

“或贮于肺，或停之于胃，或蒙蔽心窍，或扰动肝胆，或流窜经络”，无所不至。

痰性流动，变化无端，不仅说明了其病位广泛，症侯怪异，复杂多变，而且还包涵了痰邪易于激动，变化不测。

临床上亦不乏其例，如悖怒伤肝，痰随风动，表现为头目晕眩，或中风痰厥，口眼歪斜，舌强不语，半身不遂等。

四、痰多挟瘀，痰瘀相关

痰形成之后，随气血而流行，内而脏腑，外而经脉，痰的粘滞和嗜动性质，必然影响气血的运行，由痰生瘀，或挟瘀而病。

痰多挟瘀，历代医家均有论述。

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明确指出：

“肺胀而咳，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

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中亦云，“痰挟死血，随气攻注，流走刺痛”。

清代李用粹在《证治汇补》中指出：

“胃脘之血，为痰浊所滞，日积月累，渐成噎膈反胃”。

现代医学中的淋巴结核、肿瘤、脑血管意外后遗症、肺心病以及精神病等，从中医角度而言，多是先有痰而后有瘀的。

如肺心病，长期咳嗽、喘促、咯痰、胸闷等一派痰症，细心观察，又可见面色晦暗，唇舌青紫，或舌下静脉紫黑等瘀血兼症。

因此，临床上要在治痰的同时酌加活血化瘀之品，尤其是久病顽痰的患者，切勿忽略“痰挟瘀血”之性，合理佐用化瘀药物。

古人有“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瘀血既久，化为痰水”之说，因此，今人有“痰瘀同源”，“痰瘀相关”之妙论。

我们临床上也可以看到，痰阻则血难行，血瘀则痰难化。

痰滞日久，必致血瘀，瘀血内阻，久必生痰。

痰瘀相关为病，涉及临床各科。

为此而立的痰瘀同治法，越来越被临床所广泛施用。

五、痰生百病，百病兼痰

痰为诸病之源，怪病多由痰而生，故有“百病多由痰作祟”之说。

痰邪致病，变化百端，错综复杂，范围之大，病种之广，正如王隐君云：

“或头风作眩，眩晕耳鸣，或口眼蠕动，眉棱耳轮瘙痒；

或四肢游风肿硬，似痛非痛；

或为面颊痒痛，牙床浮肿，而痛痒不一；

或嗳气吞酸，嘈杂呕哕；

或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色似煤矣，形如被絮、桃胶、蚬肉之类；

或心下如停冰雪，心头冷痛时作；

或梦寐奇怪鬼魅之状；

或足腕软，腰背卒痛；

或四肢骨节项痛，并无常所，乃至手臂麻木，状若挫闪；

或脊中有掌大一块，如冰之寒痛者；

或浑身习习如虫行者；

或眼涩痒，口糜舌烂，甚为喉闭等症；

又或似绕项结核似疠非疠；

或胸腹间有二气交纽噎塞烦闷，有如烟气上冲，头面烘热；

或失志癫狂，中风瘫痪；

或为劳瘵，风痹脚气之候；

或呕冷涎绿水，黑水，甚为肺痈，肠毒变脓，挛跛，其为内外痰病百端，皆痰之所致也”。

痰生百病，既包含了上述致病性质，还说明了痰邪致病，易合它邪为患，临床上常见的风痰、寒痰、湿痰、燥痰、热痰、火痰、气痰、食痰、酒痰等，除了病邪本身致生痰病外，还有邪痰合而致病。

任何疾病，在发病的不同阶段，除了疾病本身影响脏腑而生痰邪外，还可触动宿痰，兼杂致病，临床辨证当中，常有“风寒挟痰感冒”、“风湿挟痰”、“气虚挟痰”、“阴虚挟痰”、“阳虚挟痰”、“血虚挟痰”等。

我们在临床上也常常遇到久治不愈，或收效甚微的病例，而在其原来治疗的基础上，佐以化痰药物，而获卓效，此即百病兼痰之故也。

第五章痰证的病因学

痰证的病因，内容甚多，综合归纳，主要是外感和内伤两个方面。

《证治汇补》指出：

“人之气道，贵乎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若外为风、暑、燥、湿之侵，内为惊、怒、忧、思之扰，饮食劳倦，酒色无节，荣卫不清，气血浊败，熏蒸津液，痰乃生焉”。

说明了痰之生成，与内、外两因的密切关系。

一、外感生谈论

外感六淫，即是感受风、寒、暑、湿、燥、火等六种异常气象变化的致病因素。

《内经》说：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有关六淫而生痰论，古人有“湿盛生痰”、“热盛生痰”、“火盛生痰”之说。

（一）因风生痰

风为春天之主气，四季皆可发病，为六淫之首，百病之长。

气候突变，邪风之至，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