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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瘟疫研究教学教材
武汉瘟疫研究
近代以来武汉市疫灾研究
人文学院10级历史学专业李阳
内容提要：
武汉市是一个瘟疫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进入近代以来，各种瘟疫灾害接连不断，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当地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对于当时的防灾减灾做出了一定贡献。
特别是进入20世纪，这些组织和个人投入了更大的心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并为之后的疫灾防治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武汉市瘟疫原因防治
绪论
关于疫灾的研究早已有之，其兴起于20世纪的西方，而我们国内对于此问题，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予以较多的涉及。
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范行淮的《中国病史通义》和陈胜坤的《中国疾病史》，在学术论文方面有何斌的《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谢学安的《中国古代对疾病传染病的认识》，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等。
然而，这些著述往往都是以全国或是某一大的地理范围为研究对象，对于小范围的某一市县的瘟疫历史则研究不多，本文就是立足于小范围长时段来研究疫灾，因本人自知水平有限，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产生。
要研究特定区域的瘟疫情况，首先应对这一区域的地理区位有所了解。
武汉市处于中国的的中部地区，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
“面积8393平方公里，人口653.26万。
”［１］主要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个部分。
由于其处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水运便利的同时也长期遭受水患，加之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季高温多雨。
容易诱发瘟疫灾害。
疫灾的概况
何为疫灾，疫灾即瘟疫，而瘟疫是指“一类因感受热毒戾气而暴起发热的热性传染病。
”［２］用更专业的医学术语表示为“属温病学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也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
”［３］那么，武汉市近代以来的瘟疫情况究竟如何呢。
据《武汉市志·卫生志》记载清代武汉大的疫灾共有八次，但由于记载问题没有具体的死亡人数，其文献上大多为“民多死”。
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秋，“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民多死”。
［４］民国时期基本建立起了防灾体系对于疫灾的具体人数大致有了明确的统计，到了建国后我国建立起完全的防灾减灾体系。
下面是我找到的关于近代以来武汉市疫灾情况：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武昌大水，夏大疫。
［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
［６］同治十一年（1872）夏秋，武昌大疟疾。
［７］光绪元年（1875）春，武昌府之兴国州，疫。
［８］光绪四年（1878）七月，汉阳府之沔阳州淫雨，疫。
［９］光绪五年（1879）武昌县，疫。
［１０］光绪十四年秋，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民多死。
［１１］宣统元年（1909），汉口有鼠疫。
［１２］1931年，全省大疫，三镇天花、痢疾流行，死于天花2000余人、痢疾500余人。
［１３］1932年三镇疫病流行，死于霍乱、痢疾、伤寒、天花等症者计7067人。
同时，霍乱流行，死亡1541人。
［１４］1935年七月武汉流行麻疹、天花、全年死于麻疹1200余人，死于天花3359人。
［１５］1937年，长江沿岸霍乱流行，武汉亦不能幸免。
［１６］其中31年32年37年是全省范围的。
1939年，九月八日三镇霍乱流行，发现366例，死亡183人。
［１７］1947年武汉市脑膜炎、天花在市区流行，死于脑膜炎79人，天花85人。
［１８］1950年春，天花流行，宣布武汉为天花疫港。
全市发现天花286例，施行种痘后，疫情缓解。
［１９］1966年，全市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发病26535人，死亡497人。
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武汉市的疫灾种类多样，比较常见的有天花，霍乱，痢疾，脑膜炎，麻疹等。
为了更明确的展示出武汉市疫灾对当地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危害，下面是一个表格：
1932年~1336年武汉市居民死因顺位表［２０］
1
2
3
4
5
6
7
8
9
10
1932
死亡原因
天花
其他痨病
肺病
老衰及中风
霍乱
伤寒及类伤寒
赤痢
其他发热及发疹病
其他肠胃病
其他原因
合计
死亡人数
2682
2198
1833
1714
1541
1456
1381
1038
978
937
15761
构成％
13.05
10.69
8.90
8.34
7.50
7.08
6.73
5.05
4.76
4.56
76.66
1933
死亡原因
其他痨病
老衰及中风
肺痨
抽风症
伤寒及类伤寒
其他原因
天花
赤痢
其他发热及发疹病
呼吸系病
合计
死亡人数
1845
1424
1276
1079
817
141
433
370
272
260
8217
构成％
18.53
14.30
12.81
10.84
8.20
4.43
1.34
3.72
2.73
2.61
82.52
1934
死亡原因
其他痨病
抽风症
老衰及中风
天花
肺痨
伤寒及类伤寒
其他原因
其他发热及发疹病
赤痢
腹泻及肠炎
合计
死亡人数
2593
2042
1911
1664
1486
873
760
637
636
425
13027
构成％
16.62
13.09
12.25
10.66
9.52
5.59
4.87
4.08
4.07
2.72
83.47
1935
死亡原因
天花
肺痨
老衰及中风
其他痨病
麻疹
抽风症
其他发热及发疹病
其他原因
赤痢
伤寒及类伤寒
合计
死亡人数
3359
2866
2321
1562
1296
1037
515
504
452
431
11343
构成％
20.22
17.25
13.99
9.10
7.80
6.24
3.10
3.02
2.72
2.59
86.33
1936
死亡原因
其他痨病
老衰及中风
肺痨
天花
抽风症
其他原因
伤寒及类伤寒
其他发热及发疹病
赤痢
呼吸系病
合计
死亡人数
2517
2404
1803
1107
860
679
534
408
329
308
10519
构成％
19.69
18.80
14.11
8.66
6.73
5.31
4.18
3.19
2.57
2.41
85.66
从以上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天花、霍乱、痢疾等急性传染病致死人口占死亡人口的很大比例，由此可见疫病对人生命威胁之大。
引发瘟疫的原因：
1气候因素：
从近代以来武汉市瘟疫爆发的经验来看，其爆发有一定时令特征，大多数可以考定有具体数值的疫灾都显示出其爆发时间多为夏季或是夏与春季或秋季的转换时期，其中尤其以夏季最为多发，如1935年的麻疹、天花爆发于7月，1939年的霍乱爆发于9月，道光二十九年的大疫爆发于农历六月光绪四年的疫灾爆发生于农历7月等。
那么为什么夏季会成为疫灾频发的时期呢，首先，一些疫病在春季已经初步形成，只是缺少一个全面爆发的外部条件，故而没有造成大规模影响。
但是，一旦夏季来临，适宜疫病大规模爆发的条件成熟就长生了不可逆之势。
其次，夏季高温多雨，而瘟疫的爆发除了传染病传播需要满足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三大要素外，特定的气候特征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高温、湿润的环境更利于细菌的滋生、蔓延。
而武汉市的夏季恰恰满足这一条件。
除此之外，夏季的饮食问题也是疫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因为天气炎热，人们的夏季饮食往往以避暑为先，大量的冰冷食物会对人体的肠胃产生消极影响，而肠胃功能的下降便给了瘟疫可乘之机。
2水灾因素：
大灾之后有大疫，这是一句为人们极其熟悉的谚语。
中国古代的瘟疫历史也验证着它的合理成分，可以说直到建国后，国家的防灾减灾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这一话语才开始慢慢的走入历史，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力证了，一般来说发生一场像汶川那样的大的灾难，人畜死伤众多、工业生活污染严重、难民聚集在一处，是非常容易引发瘟疫的。
但是因为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上升，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在救灾的同时加强瘟疫的预防，向灾区调动大批的医务人员和救急药品，定期消毒才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
但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好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故而大灾之后常有大疫。
武汉市位处长江中游，夏季多雨，常常发生水患灾害。
在水灾过后经常会产生瘟疫。
清道光二十二年，“武昌大水，夏大疫。
”［２１］此外，因为水灾导致武昌城卫生条件的迅速下滑，人们的饮用水、食物都受到了污染，居住环境恶劣，增加了疫灾爆发的可能性。
以1931年发水为例由于大水，武汉市附近居民大量涌入武昌城，“吃的是稀饭，喝的是生水污水，住的是荒郊野外的乱草丛中，又到处便溺，肮脏臭气发麇一起，以致瘟疫接连发生。
”“那里的受灾户无一家不患病，无一家不死人，尤其是霍乱而病死的，有全家死亡的”［２２］加之大水过后，垃圾成堆，尸体遍野，空气中弥漫着恶臭，死尸开始腐烂发霉，这样如不能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将变得不可收拾。
武汉当时便是如此，“疫痢流行，因疫症痢疾死亡与被水淹死的据有关方面统计，约有20多万。
”［２３］
3人口流动因素：
武汉是中部地区第一大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古有九省通衢之称，其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地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之处，是商品的集散地。
人口流动频繁。
而人口的流动整好是疫情的传播的重要手段，以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为例，当时这种疫情并非是产生于中国大陆，其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发现，因为人口流动，被带入香港特区，之后有香港传入大陆沿海城市，随后才有向全国扩散的事情发生，记得当时的中小学都统一放假，倡导每家也都要定期消毒。
在中国古代，基于交通不便，生产自己自足的方面的影响，人口流动并不频繁。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武汉市的人口流动快速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转口贸易城市，水运便利，凭借长江及其支流有人口流动的天然优势，同时近代以来中外交流增加，中国的货物要想出口需要运送到通商口岸，那么，相应的内地的货物有条件的便会采用水运，其价格低廉。
特备是在1861年汉口开始开阜通商之后，武汉快速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大量的外国人开始开始涌入此地，之后英国人还在此设立了租界，人口流动更趋多样化。
在武汉水运贸易发展的同时国内开始了修建铁路的高潮。
1898年5月汉口玉带门至滠口长23.5公里线路竣工，1902年汉口至河南信阳段建成通车1906年5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
［２４］这样就使得武汉市的人口流动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同时也给疫病的传播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
瘟疫开始由最初的区域流行转到带有广域化的倾向。
4政府准备不充分，技术落后：
一场瘟疫的盛行其固然是集多方面的因素而形成的，然则若在疫灾发生时政府能够有效的救灾亦必然会减轻民众的损失，若疫灾已然发生在赶上政府救灾不及时有效，其必然导致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正应了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1931年的疫灾就是一个证明，“当时市政当局疫灾发生前无相应预防措施，灾难发生后又少急救物资，医疗场所急缺。
医疗技术落后，对迅速传染的如燎原的疫症痢疾，素手无策，致死亡枕藉，哭声满城。
”［２５］民国之前的疫灾防治由古代官府负责，当疫灾发生时，官府招募郎中配置药物，预防技术十分落后。
如若遇上黑心官府，那么疫病的防治是极其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瘟疫常常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原因。
间或有义商明绅投身救济事业之中，但毕竟作用有限，进入民国后，人们对于疫灾有了新的认识。
受西方影响，开始运用较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防灾减灾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政局长期不稳定，执政集团内部明争暗斗，加之新技术新方法虽然引进，但当时中国还缺少大量的专业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其防灾面临技术挑战，如这时政府对于可就在不积极尽力，也将会造成大量的灾民死亡。
前段时间放映的《1942》就是一个影印。
虽然说电影中死亡人口绝大部分是因为饥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不是饥饿而是一场大的疫灾呢？
那么我认为结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减灾防灾的措施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是，在这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受过无数次的瘟疫挑战，但是中华民族一直长盛不衰，并在与疫灾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客观的评说，这些经验毕竟只是当时医学所能达到的水平，在应对一些突发性的恶性传染病时，政府往往显得无力，很多都是依靠地方乡绅在进行救济。
进入20世纪民国时期我国在防灾减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在抗日战争前，基本上建成了公共卫生体系。
蒋介石还曾开展过新生活运动，虽然那不过是标榜装饰他的门面，但是倡导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
建国之后，这一领域继续发展，许多的急性传染病陆续消失，种痘技术开始普及。
但也有挫折，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文革阶段，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大量的人们因为无法得到有效救治而死亡，武汉市于1966年至1967年发生了脑膜炎，死者众多。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遇到或是听到这些在古代横行的瘟疫了。
政府方面：
首先，建立起了已在报告制度，民国时期，1923年起国家开始有九种法定的传染病调查。
1928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规定天花、鼠疫、白喉病、脑膜炎、伤寒及类伤寒、斑疹伤寒、霍乱、猩红热、赤痢9种疾病为法定传染病。
1930年，民国政府卫生部制定《法定传染病月报表》，填报内容有患者人数及死亡人数。
同年，汉口市卫生局制定《法定传染病消毒暂行规则》，1946年，建立疫情通报制度。
解放后，市卫生局颁布《武汉市传染病暂行管理规则》。
到1951年又制定了《武汉市传染病报告办法》，详细规范了报告流程。
到1953年，确立武汉市卫生防疫站，为全市疫情报告中心，对于疫情进行及时的掌握，以为之后的政府措施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
为了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健全疫情报告网，从1961年起，开办报告现场。
1962年起，开通24小时专用电话，及时把有全市的疫疾动态。
到1964年，“在全市各个居民委员会、旅店、招待所和饭店等单位培训义务疫情报告员6740人，疫情报告率达94.45％。
”［２６］
其次，预防接种与计划免疫，清末，武汉市各个善堂已经开始为民众种痘。
到民国时期，1927年汉口市卫生局设立了19处临时种痘站，并告知市民自动前往接种。
从1928年起，武汉市依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条例《种痘条例》，由市卫生局组织各医院成立临时种痘站，于每年3-5月，9-11月为市民施种牛痘，到1929年，武汉市开始接种霍乱疫苗。
随后，由市卫生局聘请或委托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对市民进行种痘。
至1935年，每年种痘人数已超10万，1940年春季种痘，三镇共接种62.15万人，秋季汉口接痘61.68万人。
1946年使用伤寒三联菌苗。
至1949年，武汉三镇使用了牛痘、霍乱和伤寒等三种疫苗接种。
建国后，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各类预防药物广泛增加。
“1950年武汉市开始使用白喉类毒素、卡介苗、百日咳菌苗，1952年增用乙脑疫苗。
”［２７］之后各类防疫的疫苗不断增加。
除此之外，政府建立各种防疫保健站。
之后广泛的为婴幼儿接种疫苗。
从1983年起，市区施行计划免疫，制定计划免疫程序，建立计划免疫机制，开设计划免疫接种门诊。
在市区婴幼儿中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实施“接人接种，按户管理”的办法。
各免疫接种门诊建立有户儿童和无户儿童预防接种登记簿。
再次，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以针对疫情进行治疗。
“1939年11月，市立传染病医院在武昌成立。
”“1946年8月28日，湖北省立传染病院在武昌成立”。
［２８］
此外对流动人口检疫监督，1902年汉口江汉关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检疫，为了进一步规范检疫活动，1904年江汉关税务司发布了《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
1929年，上海南京等地霍乱流行，武汉组设临时防疫队，于太古、三北、招商局日清等轮船公司码头实行江岸检疫。
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铁道部卫生处管理各路卫生医务细则》把“关于全路流行病之预防及制止事项”作为卫生课处理的首要任务。
［２９］同时派专员监督居民，1929年汉口市政府开始筹办卫生警士兵，以卫生警士五十名，合一组之卫生警士队，设卫生队长一人管理之，卫生稽查四人，助理之书记一人，录事一人办理报告及其它文牍事宜。
除了以上的常规防疫方法之外，我认为，针对武汉市的特殊情况，防洪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武汉市历史上的疫灾，其中很大比例都是因为洪灾而引起的此生灾难。
因而，防疫先防洪。
对于防洪这一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学过很多的手段了，这里就不在展开，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防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古代洪灾一直是个困扰国民的大问题。
长江大堤屡有加固，但是仍然不是决口，即使到了现今，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相信各位对于1998年的那场洪水应该还有映象，虽说现在修了一座三峡水电站说是可以抵抗特大洪水，但究竟效果如何还须实践检验更不要说三峡大坝的修建对于下游地区气候产生的影响了。
但是，必须要表明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治理水患的能力也必将有长足跨越。
灾前的物资储备也是减轻疫灾的有效手段，如果在瘟疫发生前或是发生时政府有相应的救援药品，那么就会对疫病产生抵抗效应。
而反之就会加剧疫灾，1931年武汉的疫灾就是证明，当时固然因为医疗条件落后，救灾能力不足，但同时市政当局没有认真的进行灾前准备也是个重要原因，当疫灾发生时，缺医少药，最终武汉市尸横遍野。
社会和个人的努力
在疫灾发生时，社会救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给处于困苦挣扎中的人们送去一丝心灵的温暖。
武汉市的慈善团体有善堂会馆、慈善会、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
其中尤以善堂会馆最为知名，其在近代武汉市的疫灾救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这些救灾时的社会义举持续不断，如施棺收埋、施粥施衣、送诊施药等。
而送诊施药对于疫灾的减缓作用不可磨灭。
“1929年，汉口送药的善堂有55家，占善堂总数的75.3％，其中汉口慈善会、济生、安善、培心、保安、开化、潜仁善堂每日门诊100余号，多则300余号。
”［３０］在社会救济中，有一些人物对于此项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韩大载（1885-1975）“于1938年被聘为湖北省赈灾委员会名誉委员”到各地视察赈灾。
吴德施（1870-1945）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文学院和剑桥神学院。
1926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昌，他指挥辖区社会服务部动员和组织人力、财力，从事区域卫生和难民救济工作。
“1931年，夏秋之间，长江汉水流域洪光成灾，任全国水灾救济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在武昌成立武汉个教会联合赈灾办事处。
次年，又应成立鄂湘教区水灾农民扶助总社，向受灾农民发放贷款。
”［３１］
小结
武汉市近代以来瘟疫灾害频发，给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建国之前，历次大的瘟疫都死亡人数众多。
建国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国家对此的重视，历史上的大多数疫灾都进入了历史，一去难返。
我们研究这一领域额，一方面是这是当时社会社会生活方便的一个影印；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在维护公共卫生的行动中，注意贯彻执行的意图和力度，为之后的瘟疫防治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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