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的发展演变看汉字教学与规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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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士、朋、

政、柱、机、宾、

壤、敌、践、

析、展、

袒、羡、惩、逐、植、

奢、

紊、婉、狡、

狭、巨、洪、

昂、甘、

惑、良、概、毫、暂、

刊、

孕、众、基、

聪、疑、辅、

警、殊、

究、毕、己、务、径、

适、

今、许、阿、

以、然、况”

等。

随着词义的发展演变，许多汉字的字义也由单义变成了多义，

据《汉字信息字典》（1988）,在所收的7785个字中，多义字有3053个，大约占总数的40%。

有些现代汉字所记录的核心语素义也与造字之初的本义有了明显不同。

如甲骨文中的“上”为短横在长画之上,用上面的短横来指示方位；

《说文》：

“上，高也，指事也。

”由此可知，“上”是一个指事字，本义是“位置在高处”，与“下”相对，是个方位词。

随着词义的发展，先秦汉语中的“上”就已经引申出了“等级、地位或质量高”、“次序在前”、“从低处到高处"

等多个义位;

现代汉语中的“上"

除了保留它的本义以外，词义进一步丰富发展，《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上”字条下共列出了2音6大类27个义项，绝大多数都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

甲骨文“考”与“老”本为一字，像一个披发老人拄着拐杖之形，到金文才分化出两个字形。

许慎认为两者是转注字，《说文》：

“考，老也。

”反映了二者的同源关系。

参照早期文献用例，“考”的本义是“老，年纪大”o但随着词义的进一步发展，“考”的本义在现代普通话口语中已不再使用，《现代汉语词典》“考”字下共列出了2大类5个义项，“考1"

下列出了4个义项：

“提出难解的问题让对方回答”、“考试”、“检查”、“推求、研究”；

“考2”下列出了“（死去的）父亲和母亲"

1个义项，这说明“考”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与它的本义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

现代汉语常用字中，大约40%的字仍然主要使用本义，如表示数目或方位的“一、

二、上、下”等，表示自然界事物和现象的“水、火、山、雹”等,表示动植物名称的“牛、羊、林、桑”等，表示肢体器官的“鼻、耳、齿、手”等，表示生产生活的“衣、门、车、刀"

等，表示事物性质的“大、长、高、白"

等，表示动作行为的“采、出、生、死”等；

大约20%的字在现代汉语中的核心义有了引申或转移，但与本义之间仍有比较清晰的线索可寻，如“行、昏、兵、集、辫、错、暴、驳、窜”等；

而大约只有20%的字，其本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消失或者完全改变，现代的核心义与造字之初的本义具有明显的差异，如“莫、且、圣、耽、笨、倍、巴、叔、听、骗、骄、特”等。

总之，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已由最初的表词文字发展成为语素一音节文字，但汉字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结构的定型、形体的简化，到语音的演变、字义的增多，每一次变革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作为汉语的书写工具的职能。

汉字的演变不但没有脱离它为汉语服务的轨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适应了汉语的发展。

汉字教学中，要根据汉字字义发展的特点和教学对象的不同科学地安排教学方法。

教学中可通过分析复合词中构词语素的意义来引出汉字的理据。

对于那些现代义与造字之初的本义具有明显差异的汉字，如果不好找合适的规律，可以利用构形特点让学生反复练习。

二、从汉字的造字理据看，逐渐由表意性文字向意音性文字发展，古今汉字的造字理据具有一定的差异，现代汉字中的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的比例上升。

汉字具有很大的传承性特征，丁方豪（1990）把《新华字典》和《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两书所收的字与《康熙字典》所收字作了一个统计，得出新造字只有296个，占两书总收字量的2.7%；

另据高更生（20—）统计,3500个常用字中，有78.9%的字都是汉代以前就产生的。

因此，分析汉字的造字理据，考察汉字内部结构的历史演变规律，可以加深我们对汉字性质的认识，指导我们的汉字教学与规范等实践活动。

一般认为，汉字在造字之初是有理据的，早期的古文字象形程度较高，形体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直观具体，能给我们更多的语义方面的提示，所谓“因形知义”，也就是说汉字的形体结构能够揭示最初的造字意图。

如：

・（日）、■（月）、■（舟）、■（目）、■（人）、（女）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古文字的形体直接联想到它们的意义。

然而，仅靠象形的方法是无法表达丰富多彩的语义内容、不能满足汉语发展的需要的，因此必须使用其他的造字方法。

形声字以声符表音、意符表义的构造方式，运用有限的造字部件，建立了汉字形体与字音、字义之间的双重联想，并在记录汉语的过程中显现了突出的优势，最终成为最重要、最能产的造字方法。

汉字由表意性文字发展为意音性文字的历程很早就开始了。

据张振林仃993）对古文字资料的研究结果，西周到西周末期形声字尚占当时总字数的50%左右，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资料中，形声字就已占总字数的75%—80%了；

周有光仃998）认为，成熟的文字都脱离了“表形"

阶段；

清代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六书爻列》中指出，《说文》有形声字7697字，占《说文》全部字数的81%o

但是，随着汉字结构形体的变化、语音系统的演变和语义的丰富发展，汉字的字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许多汉字已经不能直接地建立形音或形义方面的联系了。

首先，古文字中的一些象形字和指事字失去了形义方面的理据，如“日、月、虫、水、手、年、龙、乐、寸、甘、亦”等，早期的形体还带有明显的象形性特征，但现在已经变成记号字了；

其次，有些会意字也在发展中弱化或消失了造字理据，变成了现代汉字中的半记号字（如“报、步、盗、叠、妇、号、昏、引”等）或记号字（如“孔、夺、史、及、射、见、先、具”等）；

最后,有些形声字因为失去了形义或音义方面的理据也最终变成了现代汉字中的半记号字（如“点、冯、新、康、旁、望、耻；

币、层、春、待、划、岁、飒、杏、都"

等）或记号字（如“备、答、旧、尽、压、兰、要、总、历”等）。

苏培成对《新华字典》“又、＞、U、鱼”四部字作了抽样调查，推断出现代汉字的理据度在50%左右；

郑继娥仃998）则从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选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800个甲级字进行了理据上的定性和定量描写，最后推测现代汉字的理据度不太可能高出45%。

当然，理据度的降低并不能全面否定汉字的表意或表音性特征。

在汉字教学时，既要看到形声字的绝对优势，利用声符表音和意符表义的特征进行合理类推;

又要认识到汉字字理的存在，特别是对于理据明显的汉字，要充分利用汉字的内部构造特点，根据形体演变规律适当地进行溯源，利用意符或音符建立汉字形体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汉字的认读能力和认知水平。

当然，由于汉字的理据度不高，所以汉字教学中不能过分夸大理据的作用，没必要一一进行形体的溯源。

三、从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看，象形性功能逐渐丧失，表音性功能大大降低，记号性功能有所增强,汉字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汉语发展的需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最初的高度象形到象形性功能的逐渐丧失，从形声字的急剧增加到表音功能的大大降低，发展到今天的线条化符号，汉字的理据度也逐步降低。

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过程，怎样认识现代汉字中的大量记号，会影响到汉字的教学与规范、中文信息处理以及汉字的评价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汉字的象形性功能逐渐丧失。

古文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发展到今天，很多都丧失了象形功能，成为现代汉字中的独体记号字。

如“才、工、飞、弓、毛、门、眉、人、山、玉、刃、旦、片”等，如果不从形体上进行溯源分析的话，已经很难从形体上联想起它们的意义了。

其次，现代汉字的表音功能大大降低。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通过音符来表音的，原则上汉字的部件都有充当音符的可能，但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却相对较少，加之作为构字部件的音符不能随着古音的演变而相应地调整，所以汉字的表音功能相对低下。

从形声字的声旁来看，很多也不能准确地标示现代汉字的普通话读音。

据范可育等（1984）调查，《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中共有形声字5990个，声旁1522个，只有22.4%的声旁可以完全准确表音。

最后，现代汉字的记号性功能增强。

现代汉字中记号字符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汉字的理据。

钱乃荣（1990）对3500个常用字的构字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代常用字中的半记号字和记号字占了总数的37.14%；

李琼（20_）统计，现代汉语2500个常用字中，纯记号字占了三分之一，而带有记号的字高达2033个，占总数的75.67%之多，大量形声字的声符和意符都变成了没有音义联系的记号。

虽然现代汉字的理据度在逐步降低，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了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能否定隶变在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价值，否定新中国以后汉字的简化和整理工作。

对于理据不明显或理据消失的记号字，则要着眼于其外部构形特点，从构形单位、构形方式和构形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侧重汉字的结构规律和形体组合规律进行教学。

四、从汉字的应用看，传统的偏旁分析和新兴的部件分析在汉字研究和教学中可以相互补充，现代汉字具有更强的结构规律和类推规则。

苏培成（1994）认为，“部件专用于汉字的外部结构分析，有层次性，包括一级部件、二级部件……；

偏旁专用于汉字内部结构分析，要研究它和字音、字义的联系，有人叫'

字符'

。

从分析的结果看，偏旁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第一层部件。

”（63页）这说明，偏旁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汉字的形音义系统，而部件分析能深入地反映汉字字形的组合结构，在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中可以相互补充。

汉字的偏旁分析主要立足于形声字形旁和声旁的分析。

李燕等（1993）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7000个常用字进行了考察，得出形声字的数量占总数的78.51%o在5631个形声结构中，共有1325个声符，其中成字声符1119个，不成字声符206个。

声韵调完全相同的仅占37.51%；

声韵同，调不同占18.17%；

完全不同的占12.70%,最后得出总体表音度66.04%；

另据尹斌庸（1998）的研究，现代形声字声旁的预示力在0.50左右，即认识一个形声字，读正确的可能性大约只有一半。

相对来说，现代汉字字符中的意符却占有较大比重，据统计,2500个常用字中，有60.89%的汉字能够从它的意符推知字义。

因此，意符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汉字的理据性。

施正宇（1992）对3500个常用字中的2522个形声字进行了考察，统计形声字共使用形符167个，其中直接表义1979个，间接表义103个，不表义440个，形声字的有效表义率共为83%,不表义的仅占17%。

也就是说，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的形符字义，绝大部分对形声字的字义有提示作用。

郑继娥（1998）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800个甲级字进行定量分析描写的基础上，也证明了汉字“形一义”联系的理据性优于“形一音”联系的理据性。

因此，汉字教学中，要正确认识到汉字意符和音符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否定。

特别是形声字教学中，更要恰当地利用这种理据联系。

“当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形成互补关系的时候，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量就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大大的增长了，并使汉字在表义兼表音的文字系统内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结构方式。

”（费锦昌等,65页）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实践也表明，利用意符策略对汉字意义的识别是很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汉字常用的构字部件是有限的，7000个通用字中总共有246个形符,3500个常用字中共有167个形符，而形声字常用的形符和声符具有一定的分工，左形右声的字占了绝对的优势，并且,形声字形符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因此，教学中既要认识到某些现代记号字的“弱理据性”特征，又要充分认识到构形特征和组合规律在现代汉字中的重要性。

特别是一些“能产性”很高的构字偏旁，如“又、虫、王、手、土、木、门、广、厂、女、水、人、大”等，早期的形体还带有明显的象形性特征，现在已经变成记号字了，但当作为意符出现在合体字中时，就能对汉字的意义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所以有必要明确这些构字部件的本义以及它们在构字时的组合规律。

汉字中还有很多不成字的部件，一旦作为意符进行构字，也表现出很强的类型意义，如以划'

（心）”为意符的字一般都与“思维或心理活动”有关；

以“卄（草）”为意符的字一般都与“花草”有关；

以'

锡（衣）”为意符的字多与“衣物"

有关；

以V（示）”为意符的字多与“祭祀、祝福”有关；

以

（火）”为意符的字大多与“火”有关；

意符邛（阜）”在左时表示“山或高”，邛（邑）”在右时则表示“地名或聚居地”；

意符“彳、：

L"

大多与“行走”有关；

意符“斤”大多与“斧钺等工具”有关；

等等。

这些联系的建立，不但让学生掌握了大量的汉字,还能同时领略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

因此，汉字教学时可以先从一些独体字入手，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形符，要适当地引出它们的字理，突出这些部件在构字中所表示的类型义，让学生利用类推规律进行集中识字。

通过分析现代汉字的外部构形特征和形体变化规律，科学地整理和规范汉字的部件，对汉字教学与规范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符号，具有形音义一体的特性，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汉语与汉字的发展并不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汉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发展也不同步，这就导致了汉字与所记录的汉语之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但汉字的演变不会导致其根本性质的变化一一汉字仍然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记录汉语的最合适的书写符号。

汉字的演变不但没有脱离它为汉语服务的轨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适应了汉语的发展。

了解汉字形体结构的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不管是对汉语本体研究，还是对汉字教学与规范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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