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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雷丽平、李渤
2013-2-2011:
38:
16 来源：
《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
[摘要]中俄两国是最大的邻国，有着世界陆地上最长的海岸线，边界长达4500公里。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为礼仪之邦。
加强中俄两国的文化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只有俄罗斯人懂得汉语，理解中国的文化载体，才能了解中国，才能成为中国的朋友，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加强文明间的对话，才能减少偏见，消除隔阂和误解。
俄罗斯的汉学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
对俄罗斯汉学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有益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各领域合作，更能全面认识中俄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汉学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文化；发展；汉学家；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do：
i10.3969/.jissn.1003-7411.2011.04.014
[文章编号]1003-7411（2011）04-0112-（11）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08TD005）
[作者简介]雷丽平（196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春130012）；李渤（1965-），黑龙江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100091）。
一、俄国汉学的形成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之后诞生的，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
传统上人们把汉学分为三大板块：
周边的国际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俄罗斯的汉学一方面从西方间接获得汉学资料，另一方面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并对国际汉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俄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直接接触最早始于13世纪，金帐汗国的统治给俄国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
16世纪，俄国政权得到巩固，开始进行领土扩张。
此后“在大约七十年（1582~1648）的时间里，俄国人已把自己的边界推到俄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界地区。
”[1]这就使俄国统治的地区逐渐接近了中国。
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俄国开始大力向幅员广阔、人烟稀少的中亚草原及西伯利亚地带扩张，俄罗斯人基本上未遇到任何阻挡即推进到中国的视域之内。
当时的中国明朝尤其是后来强盛的清帝国成为俄国东方扩张不可逾越的障碍。
至17世纪末，为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除有俄国商队到中国外，俄国在1618年派出彼特林（Петли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又多有使节派出。
但由于当时中国使用的汉语、满语、蒙语，俄国无人能翻译，成为双方进行联系、交流与沟通的主要障碍。
如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清顺治、康熙皇帝给沙皇的国书，俄国人无人能翻译得通，即使尼布楚条约的议定也颇费周折。
如此，消除语言障碍成为俄国了解中国，与中国顺畅交往的重要前提。
那些去中国的使臣、商人，尤其是后来的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研究者，应该说此时俄国的汉学已经开始“萌芽”。
[2]这一时期是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积累时期，还没有达到从事汉学研究的程度。
1.俄国汉学的摇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1700年，彼得大帝为扩大对外的政治影响，打算寻找机会向中国传播东正教。
1715年，沙皇彼得一世征得康熙皇帝同意，俄国向中国正式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为在17世纪80年代中俄雅克萨战争后被俘虏的在北京居住的俄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
传教士团的任务之一是学习满文、汉文和蒙文，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传教士团中还有一些来自俄国高等院校和神学院的学生。
1727年10月21日，俄国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了《恰克图条约》。
该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合法性。
其第五条规定，允许俄方派遣“四名年轻的和两名年纪大一点的、懂俄语和拉丁语的学生留在北京学习语言。
”[3]条约中还有随团世俗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的条款，对于俄国汉学的创立有重要意义。
彼得一世的谕旨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国文书，以及了解中国人的迷信信仰”，以便把他们带到“对耶稣的信仰”，这有助于俄罗斯的政治和商业利益。
[4]这些人就成为俄罗斯学习、研究汉学的第一批人员。
布教士团是俄国人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汉学研究基地，也成为俄国学者专门研究汉、满、蒙语的研究中心。
传教士团的成员每十年左右轮换一届，到1917年前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士团。
1807年传教士团划归俄国外交部领导。
1820年起，医生、教授、天文学家、圣像画师等成为传教士团成员。
[5]19世纪30年代以前，传教士团是俄国汉学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是俄国名副其实的汉学摇篮。
1728年（雍正六年），清帝国在国子监开设了一家俄罗斯学馆，为他们讲授满、汉语及文史哲等典籍。
1741年（乾隆六年），有一批俄籍青少年入馆学习，“国子监与满汉助教内，间专二人专掌教事。
”[6]这些学生与传教士团的优秀者日后成为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骨干。
通过上述方式，俄国培养了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刻苦学习中国的汉、满、蒙语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为俄罗斯汉学的开创和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7]也奠定了未来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基础。
2.汉学家在俄罗斯汉学创立和形成中的作用
俄国早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满、汉书籍、经典等，为俄国汉学的创立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如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拜耶尔、阿加福诺夫、弗拉德金等。
（1）罗索欣（1717~1761），他出生在色楞格斯克的一个神甫家庭，是沙俄第一个汉学家。
1729年，罗索欣作为第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学员赴北京学习满、汉语。
他是前两届传教士团中汉语水平最高的一位。
由于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学习成绩引起了清朝官员的注意，先后被聘为理藩院的通译和俄罗斯文馆老师。
罗索欣在北京待了12年，对中国传统、习俗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并收藏了这方面的中文书籍。
[8]（43）1741年，罗索欣回到俄罗斯，被分配到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满、汉语翻译与教学工作，直至1776年辞世。
罗索欣短暂的一生译著颇丰。
其中，《资治纲目通鉴》是18世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译著。
而16卷本的《八旗通志》，罗索欣仅译完了5卷即英年早逝。
其译著充分体现了罗索欣对清朝历史、地理及八旗的深入了解。
正是通过该译著，欧洲了解了当时的中国，该译著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
罗索欣的另一大功绩是把满、汉语的中国地图译成俄语，并用俄语标出了地名，这对当时俄国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罗索欣的许多译著，如《三字经》、《千字文》、《二十四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异域录》、《名贤集》等等都成了俄罗斯和欧洲学者研究中亚、东亚历史、地理的工具书。
[8]（43）罗索欣奠定了俄国汉学研究的基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及满、汉语的先驱。
[8]（41）
（2）阿列克塞·列昂季耶夫（1716~1786），他为俄国汉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8世纪俄国出版的中国书和论文共120种，他的译著就占了其中的1/5。
1771~1786年间，他出版了21本译著，如《大学》、《中庸》、《大清律例》等。
经过他23年的笔耕不缀，1784年，《八旗通志》16、17卷得以出版。
[8]（69）使俄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了满族人的历史，进而明白了一个如此小的民族能统治中国并建立起强大帝国的原因所在。
1775年他翻译的《中国象棋》是“俄国象棋术语的里程碑”。
[7]（60）1770年2月，他在《雄蜂》杂志发表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从国君“立法”、“责任”和“求贤”几个方面提出了治国方略，[9]意在忠告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管理国家。
[8]（71）是年7月，他发表《雍正帝传子遗诏》，该文将雍正皇帝治理下的中国描写成理想的世界，暗示叶卡捷琳娜二世应将帝位让给16岁的保罗（ПавелⅠ1754~1801）。
[8]（73）列昂季耶夫翻译题材广泛，其中包括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格言》在俄国十分受欢迎并多次出版。
苏联斯卡奇科夫、霍赫洛夫两位汉学家给予他高度评价：
“列昂季耶夫的译著为18世纪俄国社会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完全可称得上是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
”[10]因此说，以上两位汉学家开拓了俄国汉学的先河。
（3）拜耶尔。
1724年1月28日俄国建立了科学院，科学院建立之初，俄国政府邀请大批国外学者到俄罗斯，其中包括德籍东方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希腊学历史专家拜耶尔，他被俄国科学院聘为古希腊罗马史和东方古迹史院士。
拜耶尔在当时俄政界要人的大力支持下，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
在他的研究、著述中，关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历史、语言的内容占有很大比例。
他考察俄国贵族的中国收藏品、通过俄国赴华商队掌握的有关中国情况及与在华耶稣会士的通信中获得资料进行研究，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状况及文明程度等介绍给俄国学界。
他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还编辑了汉语—拉丁语词典。
1730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中国学纪念集·欧洲汉学著作的历史概述》，迈出了欧洲人研究汉语的第一步。
他在彼得堡出版了用汉字印刷的辞书，这是在欧洲印刷中国方块字的最初尝试。
拜耶尔在俄国生活了12年，是个多产的汉学家。
其中，《中国博览》为各国的汉学家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11]作为俄国汉学研究先驱，拜耶尔为俄国汉学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比丘林（1777~1853），他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他曾于1808年1月作为第九届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中国，在北京生活了13个春秋。
期间，比丘林刻苦学习满、汉语，在搜集中国典籍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翻译。
回国时，他带走了包括四书、十三经、二十史、《三字经》、《大清一统志》、五本汉语词典、两本满语词典等在内的12大箱满、汉语书籍、一箱手稿、一箱颜料和六大卷地图、平面图。
[2]（38）比丘林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共发表著作60余种，内容涉及中国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中很多方面都属于开创性研究。
他的研究成就不仅对改变俄国社会对中国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汉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形成、发展的基础。
因其杰出的贡献，比丘林享有“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等美誉。
他的“丰富著述使俄罗斯汉学摆脱了从前翻译和出版欧洲传教士的汉学作品、附和欧洲声音的状况，对提升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也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使俄国汉学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世界汉学的高度。
”[12]
3.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俄国的“中国风”
中国对欧洲一直具有吸引力。
两千多年前中国开通的贸易古道“丝绸之路”，把中国的物产和技术文化传播到欧洲各地，像丝绸、农桑、造纸术、印刷术、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16世纪之后，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回国时，把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哲学的各种资料书籍带到欧洲，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其中传教士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又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
18世纪的欧洲各国掀起了旨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束缚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中国则是康熙、雍正、乾隆盛世繁荣时期，中国的圣贤哲学学说和人文思想与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开明和理智产生了共鸣，其结果，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中国的丝绸、锦缎、瓷、漆器、茶叶、园林建筑及四书五经、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戏剧小说等皆向西方世界展示着东方中国文明的风姿，从而使中国文化大规模走向世界，赢得西欧各界人士的青睐。
[13]耶稣会士和思想家们极其崇拜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部分在中国朝廷任高职的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力赞美中国的思想和国家体制，使欧洲人感到中国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是个理想的社会。
法国思想家甚至将其作为与中世纪神学教条斗争的工具，期望借鉴中国的优秀思想在欧洲建立起理想社会。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从儒教典籍中找到了与启蒙运动相吻合的精神，成为中国完美制度的颂扬者。
欧洲的“中国热”为俄国汉学热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
18世纪俄国形成“中国风”有三个因素：
一是受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影响。
大量来自欧洲的中国作品在俄罗斯翻译出版并大量发行，对俄国“中国风”和俄国汉学的诞生，以及对俄罗斯社会都产生很大影响。
在法国影响下，俄罗斯上层也开始收集漆器、瓷器。
后来，价格便宜的瓷罐从中国和西欧大量涌入俄国，成为俄国普通人生活的必需品。
俄国人尤其喜欢中国的棉布，俄国革命家拉吉舍夫写道：
“富裕人每天都穿中国棉布衣服，其他人在节庆时穿”。
[14]二是《恰克图条约》激起俄国人对中国商品和艺术的向往和追求。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允许俄国政府每年派遣一个不超过200人的商队来北京从事贸易，于是，茶叶贸易逐年增加。
1762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取消对华贸易垄断后，大量的中国商品充斥俄罗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18世纪末，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甚至相信来自中国的砖茶可以代替金钱做交易媒介，因而在那些地方出现了“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的现象。
[15]三是沙皇彼得一世和“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推动。
深受西方“中国热”影响的这两位俄国皇帝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促进了18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形成并为俄国汉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彼得一世在荷兰学习、考察时就很喜欢中国瓷器。
回俄后，他在中国宫按照中国风格布置了两个中国房间“东厅”和“西厅”。
宫内摆设各种中国物品，连墙上都绘有中国风情的图画，还在夏宫绿色办公室的玻璃柜中陈设了中国的艺术品。
皇帝的近臣如缅希科夫、戈洛文、沙菲罗夫、阿普拉斯金等都藏有中国的文物。
彼得一世还多次派特使郎喀来中国，将搜罗到的各种中国书画及中国皇帝的赠品运回俄国。
[2]（15）而其中的中国书籍恰恰成为俄国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
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中国风格”已经成为俄国艺术的时尚。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更为崇尚，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
从1764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圣彼得堡建造博物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风”的产物。
18世纪70、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
[16]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中华文明成果传播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民众中树立了文明的中国形象。
俄国“中国风”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蒙俄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及喀山大学蒙汉语专业设立对俄国汉学崛起的意义
18世纪初，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科学院与外交部先后4次设立满、汉语翻译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在俄罗斯进行满、蒙、汉语教学的经验，出版了一批教材。
1727年10月24日，俄国东正教主教公会发布命令，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设立蒙古语学校，专门开设了蒙语课和汉语课，后来更名为“蒙俄学校”，从此开启了俄罗斯蒙、汉语教学的新篇章。
在吸取包括西伯利亚等地方组织学习东方语言的经验的基础上，俄国政府于1773年6月22日批准了参政院关于“在伊尔库茨克州长办公厅设置一名蒙、汉语翻译”并由他用两种语言教授学生的报告。
[17]1789年，俄国在西伯利亚设立了一所专业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有一个班专门学习满语和蒙古语。
该校一直开办到19世纪60年代，它培养了一批翻译人员，其中包括对中国政府工作的翻译。
1833年7月，俄国及全欧洲第一个研究蒙古的专业教研室成立，由进驻北京的第十届传教士团中的科瓦列夫斯基任主任。
其杰出的成就是分别于1836年出版的《蒙古文选》及1841年出版的《蒙俄法语词典》。
尤其是《蒙俄法语词典》，至今仍是俄国人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高度评价了科瓦列夫斯基所做出的贡献，并授予他杰米多夫奖金。
[16]（72）1837年5月，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建立并于1844年开设满语课程，喀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
第一位汉语教授西维洛夫和第一位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除进行汉、满语教学外，还完成了《道德经》、《四书》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同时还编写了满汉词典，他们均为俄国汉学的民族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喀山大学开创了俄国高等教育先河，改变了俄国汉学教育主要由北京传教士团培养汉学人才的状况，实现了从单一的僧侣汉学到僧侣与高等学校汉学并存的局面，为俄国汉学奠定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雄厚的基础。
[18]这也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从而也推动了俄国汉学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
因此，蒙俄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及喀山大学蒙汉语专业的设立对俄国汉学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
1858年5月，沙皇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签订《北京条约》，沙皇政府开始疯狂侵吞我国领土。
此时俄国汉学走上了为其政府服务的使命之路。
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汉学经历了繁荣、滞缓与改革几个阶段。
近代化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最主要特征。
俄国汉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代表人物除大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外，还有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巴拉第、杂哈劳、孔气等，他们均在汉学各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
之后，由于俄国官僚体制的僵化，俄国汉学发展相对变得滞缓，汉学家研究汉学的目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为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径进行服务，汉学改革势在必行。
这一时期，实证学在欧洲占主导地位。
由于科学的发展并受之制约，考古及文献考证成为史学的要项。
[19]俄罗斯汉学研究因之进行了改革，以实地考察成果的方法为主，进行学术研究时更多了些批判精神。
1.汉学大师王西里与圣彼得堡学派
王西里（1818~1900）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1834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分系学习蒙语、鞑靼语。
1839年11月，他以第十二届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学习藏、汉、梵文，1850年回国后，在喀山大学教授汉、满语。
1855年8月27日，俄国汉学研究中心从喀山大学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迁移到圣彼得堡大学。
此后，这里一直是俄国东方研究中心和东方人才培养基地，王西里成了第一任汉满教研室主任。
[20]王西里得到了俄国政府有力的资助，一生的科研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等领域均有非凡的建树。
他创立了俄国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学派——圣彼得堡学派，其著作浩繁，著有《汉语文选》、《汉字解析》、《汉字比划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
[21]因此，王西里成为世界知名汉学家。
圣彼得堡学派（即后来圣彼得堡大学）以深入研究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而著称，在中国文学史和语言史等领域有杰出的成果，如汉学家Ю.k.休茨基将《易经》翻译成成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作品。
[22]在王西里及圣彼得堡学派的推动下，俄国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2.汉学名家巴拉第（1817~1878）对国际汉学发展的贡献
巴拉第原名П.И.卡法罗夫（П.И.Кафаров），1817年生于现俄罗斯的鞑靼斯坦的契托波耳市。
巴拉第是他在1839年成为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助祭时获得的法号。
1840年10月，他随传教士团到北京学习语言，1846年应召回国。
1849年9月，巴拉第作为十三届传教士团团长再次来到北京，一直到1859年5月才回国。
巴拉第对中国的宗教，尤其是对佛学研究十分着迷，投入了很大精力，他在第一次来华期间就阅读了750卷汉文佛藏，同时，他还对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华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巴拉第一生著述斐然，自1843年，完成了第一篇作品《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纪要》后，又发表了《佛陀的生活》、《古代佛教史纲》、《中国及其藩属区域内的商路》、《13世纪蒙古与中国的基督教遗迹》、《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14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等诸多研究文章。
1866年，他发表了多年呕心沥血的译注《元朝秘史》，这使巴拉第名声大震。
此外，1888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其编撰的《汉俄合璧韵编》辞典，该辞典成为各国汉学家案头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巴拉第也因之蜚声当时的国际汉学界。
美国汉学家丁韙良说，“在俄国汉学史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作品。
……尽管词典都有过时的时候，但这一部在短时间内不会被超越和遗忘。
”法国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认为，这部词典常常是汉语词典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依赖的“最终的论据”。
[16]（93）巴拉第主编出版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共四集），也在国际汉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因其在俄国汉学科学研究、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将他和比丘林（БичуринЯ.，1777~1853）、王西里（ВасильевВ.П.，1818~1900）一起并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
[23]
3.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
1895~1917年是革命前俄国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向苏联汉学发展的过渡阶段。
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俄国汉学受到了一定制约。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沙俄政府借西方列强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机，疯狂侵略我国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了我国大片领土，还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
此时的俄国汉学研究和教育一切听命于沙俄政府，走上了为沙俄对外政策服务之路，许多汉学家都曾为沙俄侵略中国效过力。
为配合其远东政策，培养所需要的通晓中国事务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人才，1899年7月9日，沙俄政府颁布了建立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法令。
该学院着重现代汉语教学，强力培养学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
为此，该校的教师编写了大量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性文章或著作。
实际上，海参崴东方学院成为俄国远东的汉学研究基地，从而奠定了俄国远东汉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8]（256）
三、苏联及当代汉学的繁荣
19世纪下半期，虽然遇到过许多问题，但俄国汉学没有停止其发展的步伐。
1917年苏联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的苏联汉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完成了从俄国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的历史性过渡。
1.苏联汉学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把苏联汉学分为四个时期：
（1）十月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期。
苏联汉学家发表了一些有成就的著作，如М.П.巴甫洛维奇所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来阐述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国的独立斗争》。
[7]（73）这一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1921年成立了全俄东方学术研究会（1924年改为全俄东方学术学会）。
同时创办了《中国问题》、《新东方》、《革命的东方》等一批专业刊物。
（2）20世纪20年代中期~卫国战争时期。
此时是苏联汉学发展和革命时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运动、民族等几个问题。
同一时期出版了《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斗争》等著作。
卫国战争前后是苏联汉学的艰难时期。
由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苏联的政治气氛凝重，许多无辜的人包括汉学家或惨遭杀戮，死于非命，或遭逮捕、镇压、流放。
[7]（74）
（3）卫国战争结束~1965年。
1946年以后是苏联汉学蓬勃发展时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同盟。
这一时期的苏联汉学家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译著。
其标志是1958年费德林的《中国文学》及与郭沫若合作的4卷本《中国诗集》的出版。
一些大作家如鲁迅、矛盾、巴金、老舍、叶圣陶、丁玲的作品都有了俄译本。
[24]20世纪50~60年代初，苏联建立了几个汉学研究基地和人员培训中心，以齐赫文斯基为领导，把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综合研究推向了高潮。
据统计，1946~1964年间，苏联有近800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出版了近千种书籍。
[7]（71~73）
（4）1966~1991年。
由于中苏两国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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