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中译与圣经中译的比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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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中译与圣经中译的比较

基督教之《圣经》与佛教之《大藏经》等宗教经典是民族信仰和地区文化的最初文字形态，代表其发源地的民族精神和灵性智慧。

宗教的生命在于传播，让更多的人接受，因此，宗教典籍的翻译历来是宗教机构或政教合一国家统治者的一件大事。

中外翻译史告诉我们，人类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以大部头的宗教经典翻译开始的。

佛经中译与圣经中译同为翻译活动，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也有些许差异。

相似性：

一、佛经中译与圣经中译都以传播本教教义为主要目的，受当时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人读经传统影响，得到诗意的诠释，使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一种解放，而且佛经以其作为宗教经典的尊严将白话文提高到新的地位，汉译《圣经》和佛经在中国文学认知模式下均被接受为“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佛经与圣经的中译过程，均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工作。

蒋述卓曾评价佛经的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翻译。

”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佛经文本自身具有的宗教、哲理、文学三位性质的首肯。

从某种程度上看，圣经汉译活动也具有类似特点，因为《圣经》也具有三维性质，它既是充满哲理的基督教经典和记录古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又是一部写作技巧超高的文学作品。

三、从文本的主导性价值来看，两者都是宗教经典，但是经过翻译这一跨文化过程和教义“本土化”过程，佛经和《圣经》自身的文学价值被凸显出来，这对翻译成汉语的宗教文本发挥了重塑作用。

作为译本接受者，对宗教没有执着追求的中国文人常常以文学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经典，他们看重的是其流露出的宗教感染力、民族想象力和文章风采。

因此，文本原来的主导性价值与非主导性价值发生了转化，其自身的文学品质被接受为主导性价值，而其宗教功能则被一再淡化。

差异性：

一、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没有受“征服文化”理念的驱动，自始至终以“使节文化”的形式出现。

圣经汉译活动则不然，唐代和明清之际的圣经翻译还受“使节文化”影响，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基督教新教兴起传教运动，推行征服全球的传教战略，英、美、德等国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的圣经汉译活动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策略扯上关系，带有“征服文化”色彩。

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华人译者的主动参与，圣经汉译才重新纳入文化交流的轨道。

二、《圣经》文本与佛经文本的翻译过程也有着极大不同。

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等级之上的合作，“译主”的地位很高，有时由统治高层担任，译家通常被称为译经高僧，可见其在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相比之下，圣经汉译不突出译者的个人地位，即在翻译组织中，主席和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他们甚至采用机会均等的“投票”机制来决定最后的译文，可谓经文面前人人平等。

这种差别同中西方的政治文化有一定关联。

三、由于历史缘故，佛经翻译无法拥有圣经汉译的时代特色。

《圣经》在中国被反复翻译，经历了文言、浅文言、白话、现代汉语的更替，乃至出现“主流译本”、“权威译本”和各种“新译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可以探讨宗教文本的文学和记录价值，因此当代译者不一定是神学家，也可以是文化历史学家或诗人，而且进入21世纪，《圣经》中译仍未停止，甚至还出现了教外学者参与翻译的现象。

圣经中译与佛经中译在中国本土均有着悠久历史，可说二者投入相当、规模相当、影响相当，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在外来文化面前，中国文化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与外来文化积极互动，因文本而别，因文化而别，因时地而别。

这正是民族文化自主和自卫的体现，也是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