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理文化研究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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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文化研究二

第二章理学的产生

涪陵因程颐在此点注《易经》，理学在其名下确立。

因此可说涪陵是理学的渊源之一。

一、理学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数千年传承发扬，至今影响着炎黄子孙，浸润熏陶着他们，提升他们的人文品性，完善其人格，形成氛围浓郁、激昂进取的人文精神。

这是文明古国民族文化世代相传，遗存至今的宝贵财富。

作为华夏儿女应该引以为豪。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但影响至为深远的莫过于孔子、孟子的儒学和程颐确立的、朱熹集大成的理学。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构建了儒学，并形成体系，其标志性经典书籍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对儒学有了概略了解，那么什么是理学呢？

从时间上看，理学开创于北宋时期，比儒学晚形成上千年；从内容上看，理学的主体当是儒学，也即是说，理学是在儒学基础上，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有继承发展，有创新变革构建起来的。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宋明理学可称之为新儒学，这是有深刻道理的，能够确立的。

明白了儒学和理学的关系，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理学或新儒学，而没有将儒学这种称谓如汉晋隋唐那样沿袭称之，这就有必要看看儒学在这时期是怎么演进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或儒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经历了约70年的黑暗时期。

刘邦虽然建立了大汉帝国，可谓雄风盖世，成为千古美谈，但在文化上他却不算是一个成功者，也就是说开国时的汉朝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化归皈和文化主导，这就势必造成文化荒芜，各种学说杂呈纷纭的局面，形成举国上下讲求卜筮、农令、医术、炼丹修道成仙、妖言惑众的技术性实用性的与文化相悖的乱象。

文化认同缺失就这样严酷地存在下去，刘邦来不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有“文景之治”美谈的文帝和景帝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在手上很好地解决。

统治者忽视或者无睱顾及的文化认同感问题焦灼着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心，一批学者开拓其思想空间，在以古鉴今思路的引领下，让自己的思想驰骋于古今广阔无垠的时空之中，以良知和历史眼光审视和规切时政，并从当代历史高度和视野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历史。

检讨和反思历史，几乎是每一个重要时期思想文化发生变化的先决条件。

这是历史上每一种带有时代品性的思想文化产生的必经阶段。

西汉早年，华夏文化在沉寂中催生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历史检讨、历史反思和总结的热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学巨匠司马迁写出了划时代巨著《史记》；刘歆则致力于经注，对儒学经典注疏不遗余力；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讲授《公羊春秋》的同时，把儒家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并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起一个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提出的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较为系统的回答。

并向汉武帝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指出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应该是统一的。

汉武帝很快采纳了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

因此，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司马迁、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时蔚起的史学检讨之风，萌发了思想文化的变化与活力，促成了经秦火焚而成历史残灰的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儒学成为登上帝王之学的统治之学。

这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在作用的结果。

儒学尽管在西汉得到复兴，但其势头因东汉的衰微灭国受到顿挫。

在之后的三国魏晋战乱时期，儒学的国学地位已不复存在，虽然有些学人谋士在儒学里吸取营养，用于为各路枭雄引经据典出谋划策，但却构不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虽然有曹操那气魄宏大撼人心魄的词章诗句；虽然有嵇康、陶渊明等竹林七贤饱含魏晋风骨的文人雅士的作品风格至今令人陶醉赞叹，但他们对政治格格不入的态度和采取隐逸处世的选择，乃至敌视政权的傲气都是对儒学的发展不利的。

不但如此，此时的佛学从印度等地传入中国，对儒学不能不说有所冲击。

此时中国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说，是儒学、道学、佛学并行的情状，更有甚者，巫术、黄老之学在上层和民间盛行，形成庞杂无序的局面。

此种情况到隋亡唐兴有了转机，其标志是史学的复兴，涌现出一批史学名家如刘知己，以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史通》，带动了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史家、学者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在沉寂数百年后有了新的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唐末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和大分裂，使刚刚复兴的儒学被中断。

之后，唐代开启的儒学复兴浪头虽然未掀起排天大浪，可却在蓄势待发，儒学复兴的波浪终于在北宋达到了高潮。

儒学在汉唐的两次复兴都是以史学为先导的。

谁都明白，史学有温故知新的作用。

当一个社会因战乱分裂到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无论统治者还是庶民百姓都需要发展教育文化，都需要以知识、教育文化来滋润几尽干涸的精神家园，都需要从前人那里吸取借鉴好的经验好的方法，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孔孟的儒学，于是一些史家便钩沉历史，以为今用，于是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和刘知己的《史通》，于是开创“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才感叹“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知兴替得失”。

儒学和史学就是这样相依为伴的在复兴和中断中发展到北宋，催生出理学即新儒学的产生并形成。

二、理学何以在北宋形成

赵匡胤灭掉五代十国，建立大宋政权后，他面临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实现由大乱到大治。

以什么样的方略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赵匡胤冥思苦想，找不出有效的办法，于是便向丞相赵普讨教。

赵普给他“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八个字的锦囊妙计。

赵匡胤心领神会，于是大刀阔斧推行这八个字。

他深知他是以兵变的手段夺得大宋政权的，他同样深知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兴许会学他哪一天发动兵变，把他刚刚建立的大宋国颠覆掉。

要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势力交出兵权，给其钱谷以优厚的物质财富作交换便是唯一的办法了，于是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用金钱从拥有重兵的将帅手中轻易地收回了兵权。

赵匡胤觉得权钱交易的办法真好真灵，不但付出的代价小，而且对他的大宋基业的稳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便把权钱交易奉为重要的治国方略，加以大力推行。

备尝甜头的赵匡胤对天下公开说明“恩禄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政于万民者，唯恐其有余”[1]，露骨地表示他就是要以物质享受为诱饵笼络百官，并以为对百官恩宠优待最多也不为过。

给百官数额巨大的钱从哪里来，赵匡胤的国库并不充足，那么只有坐视百官搜刮民脂民膏了。

对此，他非旦不制止，还唯恐不彻底。

权钱交易达到这个地步，赵氏天下将会是什么局面不言而喻。

既然钱可以买官，可以买法，那些百官们便放开手脚大干。

据记载：

西北三路辖区公开按官阶等级标价出售，“许纳三千二百买斋郎，一千六百缗钱买供俸禄，并免试注官。

”当时民间流行有这样的谚语：

“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2]”此种情况不独西北如此，全国都盛行，“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3]”。

此风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愈演越烈。

对此，绍兴进士单士镃说：

“经年以来，为奉使者，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

多是廛豪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否。

[4]”一句话，认钱不认贤，谁钱多谁就能获得好差事。

商人可以用钱向国家买官买权，而掌权的官员也可用权卖官。

据史料记载，不少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私自安置官职出卖，以饱腰包。

宋仁宗时四川商人用钱贿赂外戚而获得州官之位，“蜀贾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5]”。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菜商，交结阉寺以进，致秘馆修撰，广南转运使。

”一些权倾天下的重臣，不仅卖官，而且卖法，如童贯、蔡京之流便是。

史载有“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贿得免死，因遁迹入京师，交结童（贯）、蔡（京），援引得官，以致通显。

[6]”腐败到这个田地，朝廷还大开绿灯，纵官侵贪。

对此，赵普向主子说：

“纵使他们（文官）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武将。

”这充分说明赵宋朝廷对贪污的容忍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是在朝廷对文武百官的恩宠下，权钱交易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

最突出的是，官场办事都用金钱开路，贿赂成风，致黑金政治盛行。

对此，苏轼在《决壅蔽》一文中作了深刻揭露：

“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

致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得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流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7]”对此，王安石感叹：

“官乱于上，民贫于下。

[8]”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严重危机的恶化和加深。

赵宋统治者为了培植拥戴其统治的官僚队伍，洞开科举考试大门，超员录取进士、举人，使大批士人涌入官僚队伍，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冗官之患。

科举起于隋唐，可迅速发展却在宋代。

仅宋太宗赵匡义在位二十年间，进士录取人数近万人之多，年平均进士450人，超过唐代科举录取人数的总和。

唐代295年间进士数是六千人，而在宋一代则是唐代的十倍以上。

另外宋代还对士贡举人屡考不第者以“特奏名”、“恩萌”的形式，给他们入仕为官给予特殊关顾，使其成为国家官僚队伍的一员。

“特奏名”开始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人数逐年都在增加，其录取数基本上与正取进士相等，据有关统计，宋代贡举十万人，其中正式录用进士六万人，“特奏名”有五万之多，占45%[9]。

大批士人进入官僚机构，虽然提升了官员的文化程度，其中不乏一些不图个人利益，而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仁人志士，但庞大的官僚队伍必然加剧庶民百姓的疾苦，使社会矛盾更加恶化。

“恩萌”现象也是宋代官僚队伍增长失控的原因。

“恩萌”始于汉代，但滥用却在宋代。

所谓“恩萌”即朝廷对有功于国的大臣子弟的褒奖，不是所有官员能够享受的殊荣；再则“恩萌”的对象必是能继承前辈基业，有志气有作为的弟子，那些染有恶习官宦之家的弟子，不论其父功劳多大，地位多高是没有资格的。

宋代却不然，抛弃“恩萌”的条件，滥用“恩萌”，特别是到宋仁宗时，凡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都可“恩萌”授官，从而加剧了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

北宋官僚机构冗员之多，臃肿之巨有这些因素的促成，说其是历史上各朝所罕见的乱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一个怪象是，宋代的京官多于基层官员，形成“京僚多于胥徒（州县官员）[10]”的现象。

资料显示，宋太祖末年，举朝官员仅四千人左右，到第二位皇帝的宋太宗时就达八九千人，发展到宋仁宗时的官员数，据包拯统计：

“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末极差遣京使及守选人不在其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愈一倍多矣。

[11]”包拯对实际需要的官员量也严格计算过，他指出全国三百二十州，一千二百五十县，所需要的官员五至六千足矣，而实际数字则超过三倍之多。

冗官在南宋有增无减。

南宋偏安江左，山河比北宋少了五分之二，而官员数则增至三万零五百人之多。

总之，宋代官员数滚雪球似的急剧扩大，衍生了前所未有的臃肿的无效能的官僚队伍，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危害。

社会矛盾重重，政治沉闷如一潭死水，官员们贪图安逸享受，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骄奢淫逸。

宋仁宗后宫佳丽达几千之众，宰相吕蒙正每天都要喝鸡舌汤，杀鸡万千，鸡毛成山。

丁谓作相，贪污挥霍，“四方赂遗，不可纪胜”。

仁宗时，宋祁上华灯拥歌妓醉饮被宋庠劝告，而他却说当年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

高官们满足于万钟之禄，趋高马而驾大车，物质上互相攀比，人欲横流。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收入1165万，但支出则达2400万，国库收支差额之大，骇人听闻。

此时的大宋帝国初时那种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一些有识之士譬如王安石、范仲淹等曾试图进行政治改革，挽救大宋朝廷，但因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对，而归于失败。

王安石等的变法不能解决已患沉疴的朝廷，那么还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些有识之士在思考，能不能以思想和道德的力量来进行规约和调节呢，或者说运用不是政治但比政治作用更深刻的思想和人伦道德的理论进行无形的操作来挽狂澜于既倒呢？

仁人志士在焦灼的思考，社会矛盾在恶化和加剧。

历史应该说是公允的，之所以公允在于它能对已经过去的事象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以资后人。

历史也是无情的，之所以无情在于他能以严峻的目光审视过去时的是非，鞭挞腐恶，警醒后人。

赵匡胤建立大宋帝国的条件可谓先天不足，他能在割据一方的势力逐鹿王位的当时，发动兵变，得到名义上的国家政权，但不等于说他的天下就坐得稳当，那些手握重兵的枭雄们在明里暗里试图对他发难，把他掀下皇帝宝座。

没有办法，只有满足枭雄们的物质欲望，让其贪图荣华富贵，不计较手中的兵权。

一句话说到底，那些割据势力冒掉脑袋的危险，举兵起事，征战不已，不少人丢了身家性命，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声名显赫荣华富贵么？

赵匡胤抓住他们的心理，取得了“杯酒释兵权”的胜利。

他也许想到或者没有想到，单方面的物质刺激只能使一个社会充满唯利是图的铜臭味，泯灭社会运转的生机和活力，结果造成前面那些社会矛盾加剧，政治腐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山河日下的局面。

物质和精神是一对矛盾，当一个社会积贫积弱，物质财富匮乏时，人们或诉诸武力，揭竿而起，反对暴政，目的是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或在思考以什么法子来取代腐朽的政治架构，或者以新的思想、新的境界、新的机制对行将倾倒的王朝进行修补和支撑。

在长时期的封建王朝政治结构里，人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济世救民，如果说有，那就是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了。

我们知道，道德也好，伦理也罢，都只能是一种内修内控作用，这即是说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了，都注意节制自己各方面的欲望，去做对社会，对他人有利的事，不去做损人利己的事，都去为社会作贡献。

如果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呢？

事实上做不到。

因为手握权力的人一方面要求别人要讲伦理道德，而自己却大干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譬如前述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例便是例证。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只贪图一己之利益，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譬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一批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人，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寻求解救社会之道，在俨如一潭死水的政治环境中，以自己的思想和学识抑或行动，给社会注入生机与活力。

我们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富有见识和想象力的诸子百家就是如此。

北宋的历史与此仿佛。

面对深沉的社会矛盾，北宋统治者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但一批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在对时局的发展予以高度关注，对社会情势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比较正确的判断。

北宋在70年左右缺失思想文化建构，缺失朝野认同的精神文化的治国方略，为一批忧国忧民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正是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涌现了周敦颐、程颐等一批理学家，理学也就顺应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

我们对理学产生、酝酿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作了一些了解，接着看理学是怎么兴起的。

虽然在汉代儒学成为治国之学，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统治地位。

在这种光环之下儒学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政治魔力蚕食着它的学术灵魂，极大地压抑了它的学术空间，儒学失去其应有的学术品性，特别是作为人学和深蕴人伦之理的儒学失去了它昔日的魅力。

因此汉代的儒学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日渐走向僵化和衰落。

魏晋隋唐时期，儒学更是一蹶不振，既受玄学的挤压，又受佛、道的冲击，更没法面对现实的挑战，步入历史的低谷时期。

重建儒家人伦道德学说，复兴儒学的先驱当属唐代的韩愈和李翱。

韩愈一针见血地提出流传千载的汉唐儒学不是真正的孔孟儒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12]”这话是说要发扬圣道和接续道统，汉儒是不行的，只有回到先秦儒学原典上去，从孔孟经典中去直取本义。

为了否定汉、唐的儒学传统，重构新儒学体系，并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韩愈将此视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信誓旦旦地宣称：

“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对时逾千载被奉为神圣的、独尊的儒学传统的评判甚为北宋理学家所折服，他们对韩愈推崇备至，甚至把韩愈和圣人孟子相比肩。

北宋初的理学先驱孙复说：

“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仪之渊薮也。

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

”他还说：

“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继，《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久矣。

加之秦火之后，破碎残缺，多所亡散，汉魏以下，诸儒纷然四去，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门而入。

[13]”他还反对用“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于大《易》”，反对以“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之《春秋》”。

几乎破弃汉唐先儒的所有传注，其疑经惑古精神为新儒学的产生功不可没。

同时，宋初另一理学先驱石介也说：

“孔子后，道屡空，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开宗明义地宣称韩愈是继孟子之后倡明圣道的第一人，还深怀感慨地说：

“为贤人而卓而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

[14]”欧阳修（1007—1073）也说：

“韩氏之文道，万世所其尊，天下所共所而有之。

[15]”对李翱在复兴儒学上的贡献，欧阳修怀着崇高的敬意说：

“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又不得翱时，与翱上下之论也。

”

北宋理学的兴起，除尊韩愈、李翱否定汉唐僵化儒学，重尊先秦儒学经典外，他们还认真反思历史，把对历史的检讨和时事紧密结合起来，把历史资源作为政治设计思想的参照物，迈出了宋代以史为鉴和以古鉴今的第一步，并迎来有宋一代对历史检讨和反思的高潮。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英宗（1032—1067，北宋第五代皇帝）和神宗（1048—1085，北宋第六代皇帝）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史学繁荣局面，人才辈出，涌现了欧阳修、司马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史学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和号称“四大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相继问世。

另外有诸如实录、国史、前朝史、会要、地志、稗史等史籍的修撰普遍展开，并多有创新，如《太平寰宇记》被后世史家喻为划时代之作。

宋代史家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在历史中探究兴衰之因，寻求历史的启示和智慧，为当时社会服务。

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自述中指出该书不单是记述流年，而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16]”宋神宗在为该书作序中说《通鉴》“切磨治道”甚力，“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恶”，可为“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是为官者必读的政治要籍。

在司马光看来，治乱之源，古今本为同体，历史与现实没有什么区别，把历史上治乱兴衰详于史册，以作今用，是他著述《资治通鉴》的初衷。

这是北宋史家共同的心愿。

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等莫不如此。

欧阳修是北宋史学的开创者和旗手，对史学的贡献是卓越的。

他所著《新唐书》、《集古录》、《新五代史》等书对北宋史学思想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不仅如此，他还大力提倡在史学研究中必须有疑经解古，批判佛、道与阴阳谶纬的胆识和气魄。

这一学术良知和批判精神，得到诸多史家的认同，进而营造了在史学研究中大胆审视传统文化思想的新风，促使了北宋时期学风的转变。

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昕评论说：

“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无心得。

有志之士，若欧阳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已守残之陋。

[17]”这里，钱大昕忽视了开一代新风的旗手欧阳修的作用，但却把程颐、程颢等理学家列入史家范围，这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他忽略史学对北宋充满朝气的学风形成的引领作用，没有看到理学正是在疑经惑古精神下产生的，这里不去深究。

总之，唐代韩愈等儒者开启的疑经惑古之风，作为历史传承，为北宋理学家们批判热衷于章句注疏，没有创新洞开了思绪之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对汉唐儒学的批评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批判汉唐囿于传注，主张废弃之。

其二，对汉唐奉行的儒学经典本身提出质疑，对被《史记》所认定而流传达千载的儒经，如《子辞》、《说卦》、《文言》等加以怀疑，斥为非圣所作。

对《诗》序、《礼记》、《中庸》及《尚书》的某些经文的论述和说法，也提出疑问。

其三，基于以上认识，理学家们几乎都主张对儒家经义进行重新探寻和阐发，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

对北宋学风的这些变化，南宋学者陆游曾作出总结和肯定，他指出：

“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

然排《子辞》，毁《周礼》，疑《孟子》，讥《诗》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经义，况乎传注！

[18]”可以看出，“北宋理学家们已从破弃传注，进而怀疑到儒经本身，再由存疑经学发展为重新阐发儒经本义，又一层比一层深入，层层演进，揭开了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大幕，展开了儒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工程，迎来了儒学发展的新时代。

[19]”

赵宋朝廷吸取历史上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导致战乱频仍，政权不保的教训，出台了“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国策，满足手握重兵的藩王的物质利益，造成政治腐败，权钱交易，官商交易，举朝上下弥漫着贪图物质享乐的糜烂气息，致北宋政权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环境几至不保。

北宋朝廷削夺藩王兵权，接之而来的便是放松武备，即我们熟知的重文轻武，重商轻武。

这一政策的推行，使程朱理学即新儒学有了产生形成的政治条件；亦使北宋经济诸如商品性农业的成长，都市进程的加快发展，商品构成向日用生活资料转型，地方集镇市场快速发展，涌现出规模庞大的商人群体和“谋利”观念的广泛盛行，并向海外贸易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

为方便市场交易，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广泛应用。

这些特点，使宋代的商品经济成份在传统社会母腹中脱颖而出，急速成长。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加之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漕运、海运）的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迎来了战国秦汉以来的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潮发展期。

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剧增长，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在规模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

北宋的疆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江南地区、中原平原、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等富庶之地，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周边的辽国、吐蕃、西夏、大理国所不能比拟的。

优厚的地理环境和重商重文的国策相互作用，使宋代社会经济有了大发展的可能，其财富的大量产出和积累才有可能供物欲盛行，达官贵人奢靡享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侵吞聚敛财富，醉生梦死的挥霍消费。

否则，赵宋朝廷会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恶化中早日倒台。

理学产生于宋代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社会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不能忽视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偃武修文，提高文人地位，并扩大科举考试范围，朝野尚学之风浓烈，读书成风，举止斯文有礼。

在唐宋八大家中除柳宗元、韩愈是唐代的外，三苏（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都是北宋人。

因此，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可以说，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

由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说：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在文化氛围浓郁的环境里，理学产生于北宋也就得到最好的诠释。

在哲学领域里，出现“北宋五子”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思想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一。

[2]朱弁：

《曲有曲闻》卷十。

[3]《宋会要辑稿》十七之十三。

[5]、[6]王明清《揖尘录后录》卷八。

[7]《独醒杂志》卷一百零七。

[8]《宋史》卷三十三，《杨万里传》。

[9]张自清《宋史研究论文集》：

《论宋代科举制度的特奏名》。

[10]《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11]《包拯集》卷一，《论冗官财用等》。

[12]《韩愈全集·文集》卷四，《送王秀才书》。

[13]《孙明复小集》卷二，《寄范天章二》。

[14]《伹俫先生文集》卷七，《尊韩》。

[15]《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二，《纪旧本韩文后》。

[16]《司马光文集》卷五十七，《上资治通鉴表》。

[17]《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重刻孙明复小序集》。

[18]王应麟：

《图书记闻》卷八，《经说》引。

[19]陈谷嘉：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