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产业影响分析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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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产业影响分析报告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产业影响分析报告
图表目录
第一节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一、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范围内人口数量的多少，也可以认为是一定时期内地区人口发展的数量。
人口规模的大小往往与该地区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建设条件等密切相关。
我国总人口数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其中1982年到1996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6年以后,这种增速处在平稳阶段。
根据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2010年11月1日,我国人口总量为13.4亿人。
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之间,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
对比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间,我国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1.07%。
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这也反映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图表1：
中国总人口逐年递增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图表2：
新增人口逐年变少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二、年龄结构
1.社会总体老龄化
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少年人口比例减少，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平均寿命提高。
据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0-14人口为22,558万人，占总人口的16.5%。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为老龄化社会，达到14%为老龄社会，因此目前我国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并且向老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反映出一种明显的反向运动趋势：
0-14岁人口的比重逐步降低，65岁以上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同时15-64岁的人口比重也处在缓慢上升阶段。
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逐渐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
至199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完成了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的全过程，并且逐步向老年型过渡。
201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1%，己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老龄化社会（7%）标准，并逐步靠近老龄社会（14%）的标准，可以看到中国离老龄社会己经不远了。
在未来5至10年内，中国人口将全面进入到老龄社会，之前所谓的“人口红利”的论点将完全消失，人口在经济中将不再具有数量上的优势，劳动力市场将从过剩向短缺转移，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图表3：
中国各个年龄层比重（%）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1）老年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为世界老年人口的1/5。
近年来，老年人口比例己经超过10%的水平，究其原因，是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过渡，并且这种低生育率是比平均水平更低生育率水平。
同时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那些出生于高峰期的人口队列目前进入老年，从而促使了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加剧。
（2）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据全国老龄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而从生育率角度来看，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急剧下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仅用了60年就使生育率从37%。
（1950年）下降到11.93%（2011年），导致少年人口比重迅速降低，这也加速了中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
发达国家从年轻型社会（64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4%）过渡到老年型社会（64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用了长达几十至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随着2015年的到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继续加快。
（3）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
老年人口高龄化表现为老年人口队列从低龄化向高龄化转变过程中的不均衡特征，使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相伴而生。
老年人口本身典型的动态变化特征为:
低龄和中龄老人规模较大，而高龄老人规模较小。
但是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人口高龄化现象趋于严重。
在中国目前的老龄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且80岁以上高龄人口将以平均百万人的速度增长。
（4）地区老龄化差异程度较大
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早在1979年上海就己经被列入老年型地区的行列，这也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直到2011年，宁夏也成为老年型地区之一，这是我国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城市。
中国31个省市进入老年型人口的时间均值为2005年，标准差为9.36，先后相差最大值为36年，由此可见，不同地区老龄化的速度差异十分明显。
一般来说，东部较发达地区首先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这种形势逐步向中西部蔓延，这种现象是由于不同省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造成的。
事实上，我国地区老龄化不平衡的分布情形遵循了世界人口老龄化历程的规律，即东部发达地区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
（5）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入老龄化社会。
据资料显示，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的人均生产总值仅在900美元左右。
由此可见，中国现阶段老龄化的现象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问题。
图表4：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3），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2.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影响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它决定了长期劳动供给的总量。
根据2014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4%，较2010年六普时降低了1.1个百分点，绝对数量近10亿。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在全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按照每5岁一个年龄组划分，其中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三个年龄组分别为40-44岁（9.07%），45-49岁（8.83%）以及20-25岁（8.79%）。
壮年劳动力是目前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比2010年，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三个组分别为20-24岁（9.56%），40-44岁（9.36%）和35-39岁（8.86%）。
尽管目前国家已经放开二胎政策，但是在15年以内，劳动力结构仍不受二胎政策的影响。
那么在未来5年或者未来10年内，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变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根据我们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老龄人口比重逐步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则逐步下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各个年度的抽样数据进行推测，可以发现，2021年时老龄人口比例将升至13.1%，较2014年上升4.7个百分点，劳动人口比例达69.5%，比2014年的73.4%下降3.9个百分点。
这些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比例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不容乐观。
图表5：
中国老龄问题加剧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3.年青的流动大军
与常住人口相比，迁移流动人口一般为年轻型人口。
“六普”数据的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迁移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最高的年龄组为20-24岁年龄组，表明迁移流动行为主要发生在20-24岁的年轻人当中，这一部分迁移行为集中表现为去外地求学或者工作。
其次为25-29岁年龄组，接着是15-19岁和35-39岁年龄组人口。
当前我国的迁移人口以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20-35岁的迁移流动人口比重之和占到了劳动适龄人口的一半以上。
流动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流入地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从而成为流入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另一方面，大量劳动适龄人口的流出，将会对于流出地，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
图表6：
分年龄组的全国迁移流动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三、性别结构
1.中国性别总体失衡
对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一般用人口性别比来度量，是指男性与女性人口数量的比率。
如果一个社会男女性别人数比例为1:
1，则处于绝对平衡状态。
目前我国总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在均值1.06上下波动，意味着每100个女性中大概有106个男性。
从2014年数据可以发现20-79年龄段性别失衡尚不严重；80岁以上女性人数多于男性；而1-19岁人群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每100个女性有接近120个男性，这意味着随该人群年龄的增长，我国未来20岁以上适婚人群的性别失衡情况将比较严峻。
图表7：
全国男女性别比（男性/女性）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研究所
图表8：
2014年全国各年龄段性别比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研究所
2.出生人口性别比
人口学家非常关注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人口分年龄、分性别的构成，是影响一个地区或国家一定时期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
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的失衡将可能导致男女婚配人群结构的不平衡和多余男性或女性成年后无法婚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人类婴儿性别比并非绝对的1:
1，国际划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为102~107之间，即正常情况下每100个新生女婴中应该有102至107个男婴。
观察我国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我们会发现，自八十年代起，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和B超技术的引进推广，人们开始有意识的选择生育孩子性别，加之中国传统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想，更多人选择生育男孩，所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这一指标开始高于正常值且持续上升。
在2007年左右我国新生婴儿中男女比例差距达到了峰值，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衡。
虽然近几年连续下降，但截至2015年，每出生100个女婴中仍有114个男婴。
可以预见到，随着每一代人成长到结婚年纪，我国将出现大量的“剩男”。
尤其我国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便已超过正常值的上限107，而整个80年代我国又恰好经历了一段生育高峰时期，到1990年达到顶峰。
现阶段，1981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即35岁以下）进入婚恋需求高峰期，且伴随我国新人初婚年龄向大龄化发展，未来十五年将是中国适婚人群的婚恋高峰。
图表9：
出生人口性别比（女=100）
资料来源：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六次人口普查，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图表10：
1980-2000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万人）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从地理空间来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性问题。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例，近四次普查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逐次加剧，而且分布上也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从区域到普遍的特点。
在1982年人口普查中，我国尚未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偏高和严重偏高的情况，只有安徽、广东和广西3省中度偏高，有9省轻度偏高，其余省份均在正常值以内；1990年普查期间，中度偏高省份已增加到17个；到2000年出生性别比有5个省份严重偏高，6个省份高度偏高，12个省份中度偏高；截止最新一次人口普查，除了3省外，其余均处于中度到高度偏高。
所以总体来看，我国人口性别失衡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普遍性问题。
图表11：
2000年各省的初生婴儿性别比例
资料来源：
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图表12：
2010年各省的初生婴儿性别比例
资料来源：
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注:
暗红色地区表示男女性别比例超过120（女性=100），淡红色地区表示男女比例超过112但低于120，蓝色地区表示男女比例超过107，但低于112，绿色表示该地区男女比例正常。
第二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
一、社会老龄化与金融模式转型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特征关系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排。
过去的经济发展依赖的主要是要素的投入，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中国拥有大量储蓄，即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投资转化为产出的效率较低，但是其总量还是较大。
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四十多年后，中国人口形势正面临着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步入世界的前列，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也将会下降，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不能依赖于简单的要素驱动，而必须依赖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当前的发展建设金融模式不再具有持续性。
首先，人口老龄化降低居民储蓄。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居民储蓄主要来自16-60岁人群，老年人不仅不继续提供储蓄，反而取出以往储蓄用于生活支出，所以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必然引起储蓄率的下降。
例如2001年前后美国出现的高科技泡沫以及整个股市泡沫，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起了重要影响。
当时战后婴儿潮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开始取出过去购买的股票和储蓄，带来了储蓄率的下降，股市资金减少，泡沫破裂。
再如日本，90年代初家庭收入的15%用于储蓄，而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储蓄降至5%。
中国从1980年起，储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远高于许多国家20%以下的储蓄率。
2007年后储蓄率波动下降。
但总体上始终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直到2020年，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直线下降。
图表13：
中国储蓄率与老龄人口比重的散点图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其次，人口老龄化将影响金融机构的格局。
目前金融体系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导，未来倾向于银行贷款-债权、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人们风险意识趋于保守，契约性储蓄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收入流，满足老龄化人口的投资需求。
因此，形成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地位下降和契约式储蓄机构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稳步上升的局面。
从04到08年，我国保险投资结构中，银行存款由52.06%降到24.39%，债券投资由25.58%上升到43.98%；股票由03年的5.1%增加到08年的17.65%。
图表14：
人口老龄化与金融模式转型的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
袁志刚和余静文（2014），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二、年龄结构，城镇化与消费增长
1.年龄结构与消费理念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支出行为是消费者根据自身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支出的过程，相应的也做出了储蓄决策。
收入的年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年龄分布。
然而，不同年龄的价值观差异会导致他们对于消费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家庭的消费特征。
按照户主年龄，我们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四个年龄群体，即36岁以下的低年龄群体、37-45岁的中低年龄群体、46-55岁的中高年龄群体和56岁以上的高年龄群体。
各年龄群体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各年龄群体来说，食品预算份额最高（33%-38%），且年龄越高的群体，家庭食品预算份额越高，随着年龄上升而预算份额逐渐增加的商品还有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和居住。
对于36岁以下的低年龄群体来说，其次是衣着和教育娱乐预算份额，均为16%，随后是交通通讯，预算份额为12%，而居住、家庭用品和医疗保健预算份额均在10%以下，其中医疗保健预算份额最低，仅为6%，说明除食品外，对于低年龄群体来说，衣着和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较高，而对医疗的消费支出则最低。
对于37-45岁和46-55岁两个中年群体来说，除食品外，教育娱乐预算份额最高，分别为19%和17%，其次是衣着（预算份额分别为13%和12%）和交通通讯（预算份额分别为11%和12%），预算份额最低的三类商品为居住、家庭用品和医疗保健，均在10%及以下，说明对于中年群体来说，教育娱乐消费尤为重要，对这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也较高，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和消费则与低年龄群体类似。
而对于56岁以上的高年龄群体来说，除食品外，居住和医疗保健预算份额最高，分别为13%和12%，衣着、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这三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份额类似，均为10%，消费份额最低的商品是家庭用品，仅为8%，说明高年龄群体对居住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远高于低年龄群体和中年群体，而对衣着、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较低，这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方面更容易产生问题，因此，医疗保健占高年龄群体家庭的消费份额要远高于其他群体，也正是由于医疗保健消费在高年龄群体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据了较高的份额，因此，衣着、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份额较低。
图表15：
各年龄群体家庭消费结构统计描述
资料来源：
CHIP，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2014年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中对中国的代际人群做了深刻的分析。
60后是关注政治，优越却不安逸的“现实一代”。
他们对社会议题现状满意度低，对“反腐”、“民族”、“收入”、“环境”、“教育”、“养老”问题均有不满情绪。
值得关注的是，60后是所有人群中对“医疗”问题最为关注的群体。
70后是情绪有点沉重，愤懑、进取的“中坚一代”，他们更关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公共议题，比如“房价”、“户籍”、“食品”、“收入”以及“就业”。
80后是正面态度次多，分化的“重商一代”，这一人群最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的，也是最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营销的代际群体，而90后是轻松、乐观的“社交一代”。
“娱乐至上”是90后的生活态度，他们崇尚娱乐，热爱自由。
在新消费时代，80和90后的人群往往走在所有消费者的前列。
90后崇尚娱乐，热爱自由。
在所有的代际群体中，90后是最爱在网上消磨“闲暇”时光的代际群体。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90后人群构成了庞大而又年轻的二次元用户群体。
截止至2015年，全国共2.19亿二次元用户，其中90%都是90后。
图表16：
90后引领二次元消费浪潮
资料来源：
艾瑞咨询，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2.城镇化与消费增长
城镇化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城镇化拉动的消费已成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3倍到3.4倍，将最终拉动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各种累积效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源已为其他国家所证明。
图表17：
城镇化带动农村人口往城市移动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图表18：
城市人口拉动消费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
按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城镇化率超过30%时就进入了加速阶段，我国正好处于加速时期。
如果以75%的城镇化率计算，意味着未来仍有40%的提升空间，也意味着将有5亿多农民进城；即便是按照60%的城镇化率计算，也有近3亿农民进城。
这些进城的农民，将会带动大量投资和消费，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
新一轮城镇化不会延续此前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重点在于促进投资稳增长和结构优化，培育拉动力较强的消费增长点。
一方面大力倡导集约、绿色、循环、低碳等先进模式和技术，保障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产业创新发展，加强信息网络技术推广应用，着力加快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等重大技术突破，推动知识经济和技术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城镇化实现成本下降、效率提高。
图表19：
城镇消费引导消费复苏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第三节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
一、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婚姻“战争”
婚姻是男女之间的结合，一个人一旦进入适婚年龄会自动纳入婚姻配偶的供给与需求体系，在该体系内进行比较、选择和匹配，这种婚龄期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被称为婚姻市场。
我国法律规定，女性结婚年龄为20岁，男性22岁，根据我国结婚登记的年龄分布，在20至29岁结婚的人口占每年登记结婚人口的67%以上，20至34岁结婚人口占每年结婚人口80%左右。
所以当前在我国初婚适婚年龄为20至35岁之间。
如果在该年龄段的男女性别过高，将造成婚姻市场中出现没有配偶的过剩男性。
李树茁设计了婚姻挤压指标以度量我国婚姻市场中的竞争情况，并预测了我国在2015年至2045年男性剩余人口（未婚配男性人数）将达到15%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大概30年中我国适婚年龄的男性将大概有120万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对象。
图表20：
按年龄分结婚登记（万人）
资料来源：
WIND，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财富作为家庭条件、社会地位、生活保障且可以进行实际衡量的一项标准，往往是女性择偶时最看重的指标之一。
因此，在男性进入适婚年纪之前，其父母为使儿子在婚姻市场有更大竞争优势，他们会竭尽全力为儿子储备财富。
生女儿家庭也常常做出同样行为，为了让女儿在婚姻市场中有更大的议价能力。
由适婚年龄段男女性别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如果是在个别年龄组合个别区域，对社会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可以通过与上下年龄组之间的匹配来弥补，而区域内的性别失衡也可以通过其他区域的人口调剂。
但如果是持续的、大范围的男女性别失衡，则男性的婚姻挤压效应会累积，并导致社会问题。
然而我国在2000年至2009年前后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衡，随着这一时段内出生的人成长到适婚年纪，届时我国婚姻市场上将上演更激烈的厮杀。
这将促使每个家庭在其子女成长到适婚年纪之前，通过“节流开源”的方式大量储备财富，使得将来在婚姻市场具有更大竞争优势。
其中“节流”即增加家庭储蓄和购置房产，“开源”即通过外出打工、开设个体工商业或创办私人企业等民营经济方式增加家庭收入。
图表21：
“光棍经济学”
资料来源：
北京欧立信咨询中心
二、性别失衡推高居民储蓄
中国上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增长，同时期中国出现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储蓄率，从90年代起中国储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以往人们对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从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融发展欠缺、或文化习惯等方面来解释。
但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我国储蓄率依旧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说明这些原因尚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
华人学者魏尚进从性别比例失衡的角度，利用竞争性储蓄理论对此作了解释，即通过性别差异和婚姻压力研究家庭经济行为，从而认为中国高的储蓄率部分归因于我国性别比例的变化。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男大当婚”深入人心。
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独子家庭尽力提高儿子未来娶妻的可能性，如延迟消费、提高家庭储蓄是众多家庭的选择。
当许多家庭认为提高家庭储蓄会增大独子成婚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家庭之间的竞争性储蓄。
更确切说，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是否能成功找到伴侣，但是假定其他情况既定，只要拥有更多财富能提高成功结婚的概率，独子家庭的父母（或儿子本人）就会倾向于提高家庭储蓄。
虽然不断上升的人口性别失衡比例不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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