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期末复习资料x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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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质文明内部的整合
4）国际关系日趋非西方化
5）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的结合是对西方的头号威胁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
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
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
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
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
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
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
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塞缪尔·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它反映了冷战后美国政治精英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思考。
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过分夸大了文明的作用,并鼓吹中国威胁论,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
首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含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再次，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而忽视文明间的和谐共通因素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3、“霸权稳定论”评价
定义：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是:
霸权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霸主自我牺牲,霸权必衰,
霸权丧失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
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梳理,可以归纳为霸权的战略目标、霸权的运行机制和霸权的发展过程。
评价：
霸权稳定论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霸权（体系）的存在联系起来,认为霸权国建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和维持这种经济秩序的国际规制,并且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加以解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很大。
但是,霸权稳定论不仅在理论上受到质疑,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1.霸权——不论霸权国是一国还是几国——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结构,它与多边自由的国际秩序是不能相容的。
霸权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是极不平衡的。
霸权国之所以愿意提供公共产品是因为它本身能够从中受益,而且它的受益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包括霸权合作国。
2.霸权与稳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霸权国及其建立的霸权秩序具有等级结构的特征,霸权国建立和维持国际系统的意愿和行动,出自霸权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维持霸权国与系统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
3.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足以证明霸权稳定论。
作为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霸权象征的布
雷顿森林体系,确实在战后初期对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期,美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而布雷顿森
林体系受到挑战的时期,正是多边自由的经济秩序开始形成的时期,这说明自由多边的经济秩序与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是相互矛盾的。
换言之,美国倡导的霸权体系,并不能真正起到长期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
4、“民主和平论”评价
民主和平论，简称民主和平，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更正确的说，所有自由民主制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
不过实际上，该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
也不保证，民主国家会比其他体制（比如，专制）的国家来的不好战。
二、驳斥“民主和平论”的相关观点
（二）深刻剖析“和平民主论”，驳斥其不合理性
“民主和平论”基本概念的不确定性。
“民主和平论”的两个要点难以成立。
“民主和平论”从民主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这两点来论证民主国家倾向于和平，有利于控制发动战争的动机，因而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间的和平。
事实上，民主制度、民主观念的建立既可以激发战争，也可以控制战争，它并不能单独地决定一国对外是否采取战争行为。
“民主和平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民主和平论”所讲的民主只是一种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而不涉及民主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内容，因而这种“国家层面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从形式上分析国家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具有片面的深刻性。
（三）“民主和平论”到“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大有市场。
在美国，反华势力掀起的“中国威胁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威胁论”，又是在“民主和平论”催动下出现的。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那些依据“民主和平论”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不断重复地把美国和中国主观和简单化地分别归入民主和专制、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和类别。
在上述阵营和类别中“民主”的美国优越于“专制”的中国，“民主”的美国是“文明”和
“爱好和平的”，“专制”的中国是“好斗”和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本性”。
这些都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民主和平论主张建立的和平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局部和平，世界总体和平的巩固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呼唤新的民主。
5、地缘政治学说及其评价
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称为地理政治学。
它关注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
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海权论（马汉）陆权论（麦金德）空权论（杜黑）
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的。
其基本观点是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的影响甚至制约，他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如果“不参
考整个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环境因素光谱，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的背景”，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抽象层次上，地理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这样一种能力上：
一个国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运用权力去影响或控制它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
地缘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这也是运用最广的一个界定；
二是中等层次的、主要指比一个国家的周边范围更广泛的地区，是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
三是大的地缘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把世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研究，地缘政治在这一层次上多半涉及大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地缘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综合体，是各种地缘政治现实关系的总和，反映特定时期地缘政治的总体面貌特征。
所以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
地缘政治学是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随着科技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显，地缘政治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是，作为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其影响仍非常深远。
6、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曾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其中以印度最为严重。
种姓制度以统治阶层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
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
印度独立后，宪法第15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
第
17条明文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
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教育和求职权力，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
另外，还给低种姓出生的学生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
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记录里不再有任何关于种姓的记载。
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
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
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
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印度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善、最持久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古印度的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后来的印度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同时，种姓制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调整，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种姓制度从产生后，便与宗教、法律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统治者的重要工具。
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联系在一
起，在维护王权的同时，也发展了婆罗门教。
而种姓制度也与印度法相联，成为印度法的依据，使古代印度法完全成为种姓的法律，成为对各种姓间不同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这种法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而印度种姓制度的独特性，说明它必然产生于一个独特的历史环境。
它是吠陀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产物，是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转变的产物。
种姓制度从它产生开始有它的积极作用，即稳定了社会各阶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同时，种姓制度的消极作用则日渐明显。
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于印度的影响却是十分的深远，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印度的政治、法律，最重要的是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这种等级制度。
所以在印度独立后，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了，种姓制度还是在影响着印度社会。
7、一带一路战略前景预测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
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
精神。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
“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
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
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
“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
“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
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
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
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
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
实和发展。
8、宗教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的影响
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美国化了的基督教世界观、价值观构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了能够有效维护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评价体系，这是宗教得以影响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社会大背景。
其次，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神学塑造了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思想基础。
除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等西方国家流行的政治理念之外，美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受到上帝保佑、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在人世间体现上帝的意志、要将基督教文明推到全世界、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的天命思想和“拯救人类与世界”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构成了一种美国人特有的宗教性的自我感觉和意识，即所谓的“天定命运”观。
这是美国人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先辈继承下来的传统，它来源于基督教的救世主义和清教徒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政治、外交政策的基调，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思想的根源。
对此，美国人从不隐讳。
美国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带有美国特色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道德源泉。
美国的历史不长，但作为美国社会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传统却源远流长，这是美国国情的一大特色。
宗教影响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最佳方式是在教会组织内部不断提升和强化宗教信徒的宗教信仰、巩固宗教作为美国社会道德标准与价值观源泉的地位。
近年来，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与地位受到了世俗化、多元化的极大挑战。
青年一代的信仰淡薄，许多传统教派持续衰落，传统宗教道德标准不断被突破。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宗教在美国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的地位难以撼动，宗教作为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作用难以为其他体系所取代，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仍将会在美国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影响美国的政治与外交。
9、宗教对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的影响
目前,东正教已是俄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
东正教的复兴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俄罗斯
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改革的伴生物。
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
同时,东正教
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东正教信仰对于俄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解体后,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
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
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
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
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
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
“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
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著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
2000年
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
复兴后的俄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10、宗教对日本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的影响
政治外交：
宗教从古至今就对日本政治生活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并与之发生了千丝万缕的、
难以割舍的联系，使日本宗教发挥了较强的政治职能及作用。
其中有积极之处，例如维护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激励国民精神，但又不乏军国主义影响的恶例。
社会文化*：
日本（企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结合，（是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相结
合的-个重要体现。
）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日本（企业）文化，宗教信仰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人们精神上所带来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任何其他形式很难达到的，这种精神上的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物质上的发展。
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日本（企业）文化上的这种宗教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或唯心论，它强调精神、心灵的重要性而把物质放在次要地位，但对日本这个"
大和"
民族而言，它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宗教信仰仍然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因素。
11、世界大国论
论述：
世界强国一定是世界大国,但是世界大国不一定是世界强国;
发达国家不一定是世界
大国,世界大国也不一定是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某个或某些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就可以称其为世界大国.作为世界大国,除了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军事、科技、
外交、文化、体育、能源,甚至是国土面积、人口众多等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显性实力外,还要具备一些世界大国隐性因素。
从显性实力方面看,中国现在虽然既不是世界强国也不是世
界发达国家,但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全球影响力了,完全是一个世界大国了。
12、中美国
“中美国”一词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
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中美国”这一新词是建立在中美两国借对方来转化自己内在危机的基础上的。
更重要的是，“中美国”还代表着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中国只能处于依附地位。
比如，美国为
了救市大印钞票，带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并将引起通货膨胀，而中国多年来存的都是美元！
所以，中国立即提出创立国际货币作为贸易支付手段。
两国各自出招，体现着在“中美国”这个联合帝国中双方同床异梦、各有不同的焦虑。
可惜，不管中国如何敦促，美国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一切以自身利益为转移。
国际货币说说容易，真建立起来恐怕要等10年以上。
事实上，经过这一动荡，中国没有减持美国的国债，甚至还在购买，甘愿冒自己的资产随着美元而贬值的风险。
这一是因为不买美国国债也没有更稳妥的渠道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二是因为中国必须帮助美国降低利率、刺激其经济复苏和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以保障自己的出口市场。
可见，“中美国”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因为在“社会开支”上对国内的老百姓欠得太多，在支付经济发展的
“社会成本”时“偷工减料”。
如果这种“偷工减料”不改变，中国也只有把自己的经济命运锁在美元上了。
“中美国”的世界秩序掩盖了中国的真正利益。
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并不是看自己属于G20的一员还是G2的一员，而要看能否对克勤克俭的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
只有他们，才会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繁荣。
如何看待“中美国”（Chimerica）这一提法？
目前“中美国”的形成，已经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中美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了生产消费不可分割的新型经济体。
通过私有化改革把中国资源变成廉价资源，通过禁止BG等立法把中国劳动力变成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装船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美国则开动印刷机印制美元付给中国，为防止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便让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用这种方式把付给中国的美元又收了回去，最终结果是中国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13亿中国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财富，完全是“无偿”地白白奉献给了西方国家。
这就是“中美国”的基本经济内容。
从中国向西方国家搬运财富的历史过程，至今已经持续了30多年，期间不分白天黑夜，无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所有航道上都挤满了来往穿梭的巨型货轮，在抓紧从中国搬运财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在经济上瓜分一个大国。
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结果，就是创造了4万亿美元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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