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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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
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
一、小引
“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题目。
我想通过这个题目来回答两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怎样来学习和研究。
本文不打算从正面，也就是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而是想通过历史上中国国民经济到底在世界各国中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是一贯落后还是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有过自己的成就，以及为什么发达，又为什么落后这样一个虽然广泛但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明我们应该抱什么目的，从什么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史。
近年来，不少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原因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中国除了个别如丝织、瓷器等奢侈品手工业部门以外，整个国民经济自古以来就落后于西方国家，就一无是处。
这些文章的主要论据大概是任何社会都应当遵循同一模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过渡，譬如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
中国这个封建社会既然迟迟不能实现上述过渡，就必然是因为它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自来就不如世界上比中国早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古代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原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1987）。
时期的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地域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的社会或国家是否也能沿着不同的模式道路发展等等。
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什么研究，不拟在此讨论。
我只想对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即在我国上下都在戮力同心加速实现“四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总产值翻两番的现阶段，我们这一个学科一一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否能在继续研究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类问题的同时，也研究一些其他较为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
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
经济史所担负的科学任务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任务，它自然同时是一门历史科学。
史学不同于理论学科，它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事物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关系。
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
如此方能起到科学的作用、历史学的作用，使我们以后的政策和行动更为明智一些。
这恐怕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我们又应该怎样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呢?
我以为应做到这样三点。
第一，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
西方在19世纪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所谓纯粹客观主义，主张写历史要像绘画、摄影一样，对历史事件作如实描写。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要对具体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没有自己的想法，在研究中就不知该如何起步，就会无所适从。
选一个题目，研究一个问题，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和档案中取舍整理材料，都得有自己的想法，分析研究就更是如此了。
当然，这些想法也不是完全凭空臆测，而是要有事实依据的。
第二，经济史的研究要有数量概念。
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思想史和历史人物传记。
要说明经济上的演变发展，必须有一个数量的概念。
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所作的判断就很可能是不确切的。
一种现象有多大的代表性，就是说在空间上占有多大份量，在时间上延续多久，这些都需要量的研究。
第三，要有比较研究。
不经过比较，概念就不容易明确，论断就不容易符合实际。
比较包括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比较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才能准确、中肯。
因此，在一些可以比较的方面把中国经济史同外国经济史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中国到底是发达还是落后，或者什么时候发达，什么时候落后。
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几点初步看法，来同大家讨论。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达时代我把这个时代定为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8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战国时期到清乾隆初期。
首先要说明一下经济发达程度的国际间比较标准问题。
社会生产方式或其中的生产关系，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可以用来作为比较指标，但要衡量不同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似乎还需要别的指标。
现在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用的标准主要是国民总产值，这主要是对生产力、经济结构的一种综合指标。
只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中国的经济地位，而我国古代史资料中却很少或几乎没有系统完整的统计数字。
中国最早的一次全国工厂工业（不包括手工业）调查是1933年才作的，也还不很全面。
至于农业生产则要到解放以后才有比较翔实可靠的全国性数字。
因此，现在用两种较为简单的指标来进行比较。
第一种是农业中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这在国际间大体上是可以比较的。
在上述我认为中国国民经济相对发达的历史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1750年）里，农业（包括畜牧业和其他农村副业在内）是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的主体。
农业生产里面粮食生产占重大比重，因此用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进行比较，大体上能反映地区间、国家间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
从这方面看，中国人是可以自傲的。
据最近的考古发现，浙江宁波附近有距今7千年前的稻谷种植遗迹。
在北方，据农业史学家研究，最晚在4—5千年前黄河中下游一带就已经种植了禾（小米）、黍（糜子）、稷等粮食作物．据《史记》、《汉书》、《管子》等着作记载，战国至西汉时期（公元前475一公元8年）黄河中下游的旱地粮食作物（小米、糜子）产量已经达到每市亩200—250市斤，而公元l世纪的意大利粮食作物产量是每市亩70市斤①，中世纪后期（1400—1449年）英国的大麦、燕麦产量不过每市亩110市斤②。
中国要比它们先进得多。
这是中国北方旱地粮食作物单产。
我国历史上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靠种植水稻。
用育秧移栽的办法种植水稻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上一个主要发展。
中国从公元2世纪（东汉）起开始用这种方法种植水稻。
这使得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旱地增加几倍③。
水稻生产的其次一个重要推进是北宋初年的引进和推广种植占城稻。
由于这种稻耐旱早熟，一年能收获二季、三季，所以稻谷亩产在两宋（960—1279）平均达到300斤，明清（17至18世纪）最高达450斤，与解放后的全国平均单产513斤相差无几。
④同国际上比较，日本在19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1942年英文版，第100页。
②见[英]《经济史评论》第1卷，1927年版，第16l页。
③《晋书·傅玄传》：
“白田收十余斛，水田收至数十斛。
”④见D．H．Perkins：
《明代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史》，1969年英文版，第315页。
纪末水稻亩产400斤，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亩产仅300斤①。
所以，从大田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来说，中国大概在任何时代都并不落后于全世界多数其他地区或国家，水稻的单产则除了最近时期落后于日本以外，历来居先进地位。
第二个比较指标是人口增长率。
下表是中国与西欧英、法、德三国在14至20世纪间的人口和人口年增长率数字（见下页表）。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除了特殊时期，如英、法、德三国在1340—1450年间由于黑死病疫蔓延以及中国在1600—1700和1850—1900年间由于大规模农民起义引起的人口锐减和次一时期的迅速回升以外，在同是承平安定时期的1500—1600年一个世纪中，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英国完全相等，而高于法、德二国。
但到了1800—1850的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则低于西欧国家。
由于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欧这些国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大致近似（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再谈到），一个较长时期的人口持续稳定增长，必然要有足够的人均收入特别是粮食生产来维持人民的生活需要。
因此，从中国与英、法、德在1500—1600和1800—1850两个时期内人口增长率上的差别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以前并不落后于西欧任何国家。
中国的经济落后是从18世纪后期，从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开始的。
18世纪前我国历史上几个相当长的时期所以能够取得和维持相当高度的国民生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独立的个体小农经济，它从战国时期以来在大多数地区和长时期里基本上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另一个方面是国家制度和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见世界银行《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一主要报告》，1981年版，第45页。
中国与英、法、德国的估计人口和年增长率1340年—1900年（人口：
百万，年增长率‰）资料来源：
中国人口，Liu，K．C．及Hwong，Kuo—shu：
《1400后中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近代中国经济史》，1979年英文版，第81—82页。
英、法、德三国人口，《方坦那欧洲经济史》（TheFontanaEconomicHistoryofEurope）卷1（1972），第36页，卷Ⅱ（1974），第38页，卷Ⅲ（1973），第29页。
①包括现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国境。
②现在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
首先是个体小农经济。
任何时候一个国家农业产量的大小决定于两个因素：
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面积。
但在我国历史上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无论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还是耕地面积的扩大，都要靠农民的体力和手工劳动，都是亿万农民胼手胝足、披星戴月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的结果．在传统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下，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是低微的．但由于他们能够独立自主，是为自己身家而生产，由于个体小农经济一方面能利用现有资源条件维持最大量的人口，同时又能充分地动员所有男女老幼从事生产一一田间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从而在当时手工生产技术条件下达到最大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效益。
这里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劳动者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并且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
小农经济的缺点是劳动生产率低。
第一，农民往往一家老少终岁勤劳，而于生活勉强自给以外，难得有多少剩余；第二，农民自给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商品货币经济范围不广，全国比较普遍的只是地方性的、间歇性的集市贸易；第三，小农经济必然趋于两极分化，从而发生土地兼并，地租剥削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斗争，成为历史上多次几乎是循环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甚至破坏、倒退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总的来说，独立的个体小农经济，毫无疑问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所以发达的根本因素，而上述缺点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
其次来看国家制度和政策在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史上，商业城市经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成为一股同农村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从秦汉以至明清，历代的国家政治制度使得商人不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中国的城市也不同于西欧一般城市。
历史上我国多数城市不过是政府衙门或军队的驻所，而不是工商业城市。
在中国，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看，即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就消极方面而言，从秦汉到明清，我国历代王朝差不多主观上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历史上我国最重要的商品是盐，其次是铁。
如果政府不加限制，应能形成大的商业资本。
但至晚从汉代起，国家就对盐和铁实行某种方式的官府经营，对商人加以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
例如，商人不能衣丝、乘车，商人子弟不能同地主、农民子弟一样参与科举考试，人仕做官，这都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最大的积极作用是扶植小农经济。
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包括元朝在内，无不重农，并且是重小农，而不是重大农或大地主。
一个王朝刚兴起时，由于前一时期的战争破坏，致使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锐减，故新兴王朝都实行招民垦荒来恢复生产。
但政府对农民占田有所限制，一般限制在30市亩左右，这也就是一个壮年农民的体力一般所能耕种的最大面积。
为什么要这样呢?
首先当然是由于上面说的小农经济能够最充分地“地尽其利”，从而能最迅速有效地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
此外，可能也有政治上的理由，就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制度，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一帝国的重要统治工具。
一个专制帝王的最大愿望是确保自己一姓的政治统治万世不堕。
而历来对于皇帝这把交椅的威胁不外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宫廷禁掖的政变篡夺，一是地方势力的起兵反抗一一地方军政大僚反抗朝廷或广大老百姓起来造反。
为了防止篡夺和反抗，我国历代帝王除了不断试验改进中央集权、专制、统一的官僚制度外，最基本的政策手段是扶植小农经济和依靠地主阶级。
小农经济是国家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而且，农民是最好的步兵。
小农经济繁荣昌盛，国家也就富足强大。
历代英明帝王之所以重农或重视小农，是可以理解的。
但又为什么要扶植乃至依靠地主阶级呢?
中央集权要求所有的官都由朝廷任命，对皇帝个人负责。
这样正式官员或所谓“命官”的人数就不能太多。
如前后两汉都仅设官7500多员，平均每人丁1万有官不到一个半；隋代设官12600员，唐代设官18800员，每丁1万分别有官3人、5人；宋和明都设官24000多人。
按明初人丁计算（宋代丁口数字不可信），平均是4个官治理1万人丁①。
清代，除翰林院编修、检讨、宫廷侍卫以及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职官无一定员额外，中央和地方各省共设官2．7万人，按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国人口22500万计算，平均每一个官员要负责管理8000多人口②。
官员所以这样少，既因为便于皇帝驾驭控制，也因为小农经济社会本来政事简单，在承平时代，主要政事不过是民、刑、钱、谷，这在州县衙门，几乎完全委之于吏胥和佐杂幕僚办理；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和依靠在乡地主士绅来监督农民的一举一动，预防他们起来造反。
由于国家政策是重小农而不重大农，历代除少数皇亲国戚、贵族豪门占有大地产外，一般地主都不太大，并且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因此能够以他们的地权、财权和乡党族权最有效地控制和压迫农民，防止农民造反，同时地主自己又没有能力起来割据称雄和造反作乱。
全国的地主士绅是专制国家统治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人数以千百万计的非正式任命的庞大官僚队伍，也是专制统一帝国政权的支柱。
所以总起来说，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之所以重视和维护小农经济，目的主要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过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很早就懂得不能杀鸡取卵的道理，懂得要有取于民，就必须让人民活下去的道理，因之历代王朝，特别是初兴不久的时候，总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小农经济，不过份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负担。
小农经济本来主要是农民的自发经济，也是简单的“习惯经济”。
《击壤歌》词“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的话，可说是解放前至少两千年间我国农民的一致心声，说明了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农民劳动的成果。
国家的招民垦荒，兴修水利，引进新农作物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见严林祥：
《中国历代官员与民户民口数比较》，《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67页。
②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职官一，K．C．Liu等：
《1400以后中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
其他救济灾荒措施，在一定时地场合是必要的和起了重要作用的，但在一般时候和多数情况下，小农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理想政府职能，只不过是轻徭薄赋，简政轻刑，保证社会秩序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历史上汉唐明清盛世，国民经济高度发展时候的国家条件不过如此。
世界上其他地区或国家，在同一时候往往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所以在18世纪以前，中国国民经济总还能居于先进地位。
当然，小农经济所能达到的经济发达，无论如何只是传统体力手工劳动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发达。
小农经济本身既不能凭它固有的特性来摆脱传统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束缚而改用近代机器生产，在小农一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不可能主动去促进技术改革。
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所以发达，同时也是我国所以始终不曾发生英国18世纪那样的产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三、18世纪以后的经济落后
（一）落后的事实从前面表中的人口年增长率数字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国民经济在过了18世纪之后，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
近20年来，不少知名国际学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8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一些新的估计，使我们对于中国在1750—1950年200年间经济落后的程度，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如美国历史学家兰德斯（DavidLandes）和经济统计学家库兹涅茨（SimonKuznets）都认为西欧英、法等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在产业革命之前就已经远比中国和其他一些不发达国家为高①，而法国统计学家贝洛赫（PaulBairoch）则持相反的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见D．兰德斯：
《松了绑的普罗密修士》，1969年英文版，第13—14页，S．库兹涅茨：
《人口、资本和增长》，1974年英文版，第179页。
法，认为18世纪中叶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但不是高于而是很可能要略低于世界上其他地区①。
最近，另一学者麦迪逊（AngusMaddison）根据自己对1820年以来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和英、法、美三国人均国民产值的估算，认为兰德斯和库兹涅茨虽然夸大了18世纪两类国家之间国民产值的差距，但当时这些不发达国家确实比发达国家要穷得多。
例如1820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不过是英国18世纪人均产值的一半。
笔者还没有看到贝洛赫的着作．下表节录了麦迪逊的部分有关数字。
中国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的世界地位，1820—1950（美国1965年实际国民总产值相对指标）资料来源：
A．麦迪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水平的比较，1700—1980》，见[美]《经济史杂志》1983年3月号，第30页。
表中数字是一国农、林、渔、工业和服务业五个部类的生产实际数值综合指标。
①P．贝洛赫等编：
《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差距》，1981年版，第7页。
表中数字所反映的每一年代各国人均产值的相对地位可能大致是正确的，但我不同意他所说的几个不发达国家（至少是就中国来说）在18世纪内人均产值只达到英国或法国一半左右。
理由十分简单。
这就是他和我们一样提不出1700年或1760年的中国国民产值数字，而从这两个年代到1820年，时间相隔120年或60年，其间中国人口从13800万（1700年）或26800万（1760年）增长到了38100万（1820年），他怎么能用1820年的人均产值去同英、法18世纪的数字相比拟呢?
又怎么能断定18世纪中国的人均产值同样低于英国或法国呢?
不过尽管如此，表中数字所表示的中国经济从18世纪以后愈来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是十分清楚的。
从1820年到1950年，英国和法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都增加了3倍半，美国的人均产值增加了7．6倍，而中国的人均产值只增加了8％，比巴西、印度或墨西哥的发展速度还低。
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剧吗?
那么由于什么原因呢?
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是在产业革命中开始增长的。
产业革命革新了生产技术，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总产值。
工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而农业比重降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直到解放的时候（有的方面甚至到今天为止），与历史上两汉魏晋南北朝相比，没有多大差别。
很具体的例证就是，我国多数农民每年的生产劳动，从耕种到收获、如犁地、耙地、插秧、收割、打场所用的工具，与中国古代农书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插图上画的没有多大差别。
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甚微，旱地作物停留在两汉，水稻种植超过两宋不多。
这也就是说，在解放前，中国不曾经过产业革命，国民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主体依然是小农经济。
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始终停留在十分低下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自然上不去了。
（二）落后的原因18、19世纪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和日本的产业革命可以大致区别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英国大约在1750—1830年间的产业革命，其特征是：
（1）私人资本的比较缓慢的自发性发展；
（2）本国首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3）从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
一类是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在19、20世纪的发展。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英国之后，因此，既有利用英国先进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有利条件，也有必须抵制英国产品市场竞争的不利条件。
从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于产业革命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的企业规模和产业革命发展的声势都比较大。
还有一种类型是法国。
法国在18世纪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但到了19世纪，由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落后于德国、美国和日本了。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大概凡是比较迅速的经济发展或产业革命，有三个方面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这就是：
（1）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对内能维持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身家财产安全和生活劳动经营企业的自由，对外能够维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护本国的资源和市场免受外来的掠夺侵略；
（2）具有或能够取得非传统的或非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3）一定数量的资金。
这三方面可以说是任何产业革命都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18至20世纪各国的产业革命所以形成不同类型，只是具备这些条件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
上面我们简单说明了中国历史上所以不能发生英国类型产业革命的原因。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任何私人经营过机器生产事业．中国开始兴建新式民用企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日本和俄国的产业革命差不多同时，比英国晚120年，比美国、德国晚四五十年。
所以就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知识来说，已可以从几个国家去引进。
比较成问题的条件是政府和资金，特别是政府。
就维持国内和平安定秩序来说，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清王朝政府基本上是成功的。
乾隆年间的多次人民“聚众滋事”和武装起义，大半是地方性的，规模不大。
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4），范围也只限于川、陕、豫、鄂四省，对于全国震动并不太大。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
太平天国革命，连同捻军、回民等起义战争，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清王朝利用地主绅士武装并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了这些起义，朝廷政权却从此旁落，终至民国以后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内战不已的局面。
在1912—1937年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前15年是军阀之间争城夺地的混战时期，后10年是蒋介石妄图武力统一中国、残民以逞的内战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还能从巩固自己朝代统治的目的出发，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对于英国屡次要求扩大贸易市场始终深闭固拒。
也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争和外交上的屡次失败，中国逐步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完整独立。
沿海内江外国船只得以任意航行游弋，全国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都洞开无遗，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租界”甚至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东方乐园，他们能在那里猎取世界上别的地方猎取不到的暴利。
更为严重的是，民国以后，外国金融资本势力通过政治贷款和军事援助，勾结中国大军阀官僚，支持地主阶级统治，延长国内战乱，从而一方面取得高利贷利息，另一方面扩充势力范围，作为后备侵略场所甚至殖民地。
北洋军阀政府在1913—1927年间所借的97600万元银币的外债中，64600万元，是军政经费借款，其中25000万元是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给予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13000万元是日本银行对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这些借款除一小部分用来作为政府行政开支以外，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进行军阀之间的内战，妄图用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不是这些外国借款，1913—1916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17—1920年的段祺瑞政权就不可能那么猖狂；如果没有外国军火，中国军阀们也不可能那么勇于穷兵黩武。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连国内的统一和安定秩序都不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自然也就不可能去考虑保护工商业者的企业经营自由，考虑抵制外来的商品侵略和投资侵略。
但军阀割据和内战频仍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祸害，还不在于战争地区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直接破坏，而在于这种局面直接间接使得国民收入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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