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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比较文的学的起源与学科历史

第一章比较文学的起源与学科历史

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产生与人类长期通过“比较”探索文学现象间联系的逻辑密切相关。

因为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机制,包括人们比照较文学形成的共识是在“跨越”前提下进行的文学研究,其实,“跨越”已经包含了“比较”,“跨越”和“比较”都是立足于两个及其以上事物的关系。

“比较”作为思维模式与方法,“跨越”则是从学科界限而言。

“比较”一词源出于拉丁语comparäe,在英语中,动词形式为compare,名词形式为comparison,在法语中,“比较”一词为comparaison。

都是由com-〔共同、一起〕和par〔相等的〕两个语素组成,具有“一起平等地”探究的意思。

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普遍的“比较”就是发现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异同之处以及可能存在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包括文学在内的世界是千差万别而又多样统一的客观存在,正如中国春秋诸子与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等思想家所指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联系,这就是比较思维产生的文化逻辑。

在比较文学发展历史上,所有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或是跨越研究,都是以比较思维与方法对不同类型文学关系的研究,并上升为对文学认识的一种胸怀和视野、当然,仅有“比较”思维和学术上的比较方法,还不是比较文学形成的全部前提。

事实上,比较文学的共识达成于对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局限的超越。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最早它又是源起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化和文学交流,只有出现了跨越民族、语言、文化体系的文学交往,才有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可能。

第一节引导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历史思潮

比较文学诞生的最初动因在于人类文明文化的世界性与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与差异又是形成比较的原动力。

比较文学学科也是在特定的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并与世界主义观念的孕育、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意识的觉醒和各国之间文学翻译的热潮等诸多因素有密切联系。

一“世界主义”思潮

经历了15-16世纪的海上探险,全球航线开通,欧洲列强开拓海外殖民地,瓜分全球的市场与资源,开始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这场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革成为了席卷欧洲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催生剂,形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文学格局,也必然给文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带来巨大影响。

欧洲世界主义思潮有其历史因素,早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产生过所谓的世界公民思想,以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天下大同观念也对世界主义思想先驱有重要启示。

在希腊斯多噶学派那里,“世界城邦”(cosmoplis)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es)是同一个意思,意味着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每个公民都应该对此负责,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一个概念。

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民胞物与、天下一家、博爱济众,具有鲜明的大同主义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共同的人文主义思想,欧洲作家也表现出了共同的文学旨趣。

“18世纪后期,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思想革命,以德思想家为代表的“世界主义”就是其中一种重要思潮。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世界主义权利”就是一种普世权利,并把它想象成为“在政治共同体之中并通过它来表达并倾听的能力;这是一种不受人为限制和规定的对话的权利。

”这种参与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特殊要求,并扩展到所有“世界共同体”。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是康德为人类奉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预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世界主义在康德那里指人类普遍的人性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德国的赫尔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也表达了世界主义的观念并提出书写世界历史的思想。

当然,这些理论中也包含了一定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这一点已经受到当代中国与国际学者的批判。

世界主义观念对于文学也有重要影响,欧洲部分作家与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人性或普遍的思想情感表现。

对艺术整体论的普遍崇尚尤以德国浪漫哲学家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最为突出,作家和学者纷纷以超越主体自限为目标,改变完全以民族本位的立场思考具有普泛价值的文学,而是力求用自己与对方两种视角的协调来从事文学研究。

这时候,一种文学研究比较思维的整体意识开始形成。

在欧洲,比较文学初期的这种观念长期居住德国的法国作家、批评家斯达尔夫人以及文学巨匠歌德最具有代表性。

施莱格尔兄弟先后提出“文学的开放性”、“文学的普遍性”的观念,为19世纪比较文学的研究奠立起一个共同的根基。

A.W.施莱格尔〔AugustWilhelmvonSchlegel〕于1808年在维也纳作了一连串的演讲,指责新古典主义的排斥性,要求真实批评应具有普遍性。

他认为人性应该具有共同的基础,而文学艺术上不同的表述,就思想而言,只是和谐与对立的结果。

这种分辨,把所有不同时空的作品都归纳到两个范畴之中:

理性的与热情的。

前者代表为历史记载与传记文学,后者代表的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歌与小说。

他认为一切艺术形式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甚至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尤其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更具整合功能,“小说是进步的整体诗”。

这种观点与20世纪60年代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互涉”观点已经非常相近。

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也注重研究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开创社会历史批评的风气。

她的《论文学》、《论德国》堪称比较文学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

在1800年出版的《论文学》〔全称《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序言》中,她宣称自己的任务是“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在书中,她把西欧文学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两大源流,再把两者加以分析比较,指出各自的特征和优长,主张南北文学要互相学习,克服民族局限性,特别是在德、法两国文学之间,要求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史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进而提出了“文学就是社会表现”的口号,把文学演变的程序当成社会状态与思想的表现,并且把文学的范围扩展到实际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去。

1813年出版的《论德国》对以歌德、席勒为首的德国浪漫派文学作了介绍,通过分析和评论德国的文学和民族性格,进而开掘出了德国浪漫主义中的民族特点。

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决定论就是源于斯达尔夫人的这一理论。

强调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民族和民族文学。

歌德也认为文学的基本性非常普遍广泛。

他认为文学的共同性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所有的文学都是为满足灵性的需求而产生的,都具有地理、心理与美感的因素。

1827年,歌德在将中国传奇和贝朗瑞的诗歌比照的时候,指出:

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喜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

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前提条件,乃是各民族文学都具有共同的规律,并且可以相互沟通、理解和宽容,这种渴望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沟通的文化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观念,对于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因此,歌德被公认为是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人物。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提到“世界文学”,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无论是歌德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学”,都把文学看成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人类精神活动。

这两个“世界文学”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特点,相比起来,歌德更多地强调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同一性,特别是反对民族自我中心,主张欧洲要向包括东方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学学习。

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未直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论述昭示了文化知识的生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规律,科学地揭示出了“世界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准确地阐明了文学发展过程中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整体能动效应。

事实上,关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多种解释,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这个概念的特殊性,所以“不可能对世界文学作出准确而概括的定义”。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原则表达,它说明了比较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自觉意识,也就是将文学从本土推向世界,使得人们在进行文学考察时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或单一的自我视角,而是具有了世界主义的整体意识,事实证明,只有建立世界文学的前提,才可能有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之后,欧美比较文学界讨论最多的理论概念其实并不比较文学,而恰恰是世界文学,这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有不可无视的提示作用。

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

欧洲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最早是在16世纪以后出现的,直到18世纪后期才基本形成各个独立国家。

中世纪,欧洲人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以拉丁语为书面语言,欧洲各国自己的母语没有地位,封建等级制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使得领地成为权力的实体,欧洲的国家力量相对薄弱,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

文艺复兴以后,社会思想的解放为建立新的社会体系奠立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民族主义源于对传统的历史、宗教、血缘、文化、语言及新创的政治体制集体认同。

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些观念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本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

这个“共同体”对于居住在同一个国度中的民众而言,表达为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认同。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使用本民族的意言翻译了《圣经》,德意志本民族的语言消弥了不同阶层情感交流的鸿沟,凝聚了德国人的共同的民族情感,进而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特别是经历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德意志民族意识才被真正激发出来,并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德国,当时这种民族主义风暴曾经席卷欧陆各国。

欧洲国家在文学方面也强烈要求回归民族传统,表现同一的民族意识。

维护民族独立弘扬为其献身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切正符合了当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潮流。

爱国情绪与浪漫主义文学重情感与内在想象的特点自然地结合起来。

特别是在德国,浪漫文学的自我定位过程也是一种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

在文学领域里,民族文学的视域最初并未完全退缩至国家主义自我关注的狭隘限制中,浪漫诗人所找到的既有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学传统,也有欧洲的乃至世界的文学榜样。

这种努力与德国浪漫思潮既追求民族同一性又不乏世界主义的理想相契合。

以施莱格尔兄弟和谢林为首的耶拿学派是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文学最早的阐释者,施氏兄弟主办《雅典娜神殿》杂志,较早在德国标举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

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民歌等,都是民族生命力亦即“民族精神”的表现,浪漫主义是促进文化领域里爱国主义的强大动力。

A.W.施莱格尔甚至得出结论:

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占据先进地位。

当然这种观念的民族自我中心已经受到马克思等思想家的批判。

浪漫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开掘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其一是走向民间,从民俗学中寻找精神源泉,比方阿尔尼姆和布伦塔为代表的海德堡派的浪漫主义者通过搜集整理德国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以翻译和改写,搜集出版了《儿童的魔号》歌谣集、《德意志人民丛书》、《格林童话》等,将施莱格尔的结论传播得更为迅速和广泛。

他们还把德国民间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从古德语翻译成新德语,通过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把《尼伯龙根之歌》和法国外来统治以及1813年到1815年的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并充满激情地称之为民族史诗。

史诗被当时的人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来研究、认识,把这部史诗宣扬成德国民族忠诚的典范。

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RichardWagner〕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从现实中逃到对古希腊和古代德国传说的研究。

他对尼伯龙根神话的分析促成了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诞生。

瓦格纳对《尼伯龙根之歌》的重新建构塑造了日耳曼民族的再生和德意志帝国的复兴,从内心深处唤醒了德国青年对民族英雄的认同感。

其二,为了继承民族传统,通过寻求历史形成的积淀,具体研究本国过去的文学史,尤其是题材史,力图实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复兴。

德国文学家们像赫尔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等,在纵深推进法国文学研究的同时,领先于其它国家开辟了建设“德国文学史”的道路。

德国启蒙运动与狂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把民族历史和风土作为文学形成的土壤加以思考,力图催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在他那里,“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它民族更具优越性,相反,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价值,并力主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学史的生成,这是一种站在国际化的视点上探讨问题的“比较”,在当时堪称是划时代的文学理论。

这种思想对他以后的施莱格尔兄弟、歌德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为此,赫尔德被有的欧洲学者誉为“比较文学的始祖”。

由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势力强大,新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的开展相对滞后。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先是表现于卢梭关于情感与艺术理论的主张、德英两国的浪漫主义对法国作家这种观念觉醒的促进、斯达尔夫人对德国浪漫主义元素的介绍和引入,以及法国文学中异国情调的崇尚。

斯达尔夫人的《论德国》批判了法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使法国人从对拿破仑军队的沉醉中首先清醒过来。

她采用比较的观点来论述法德两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民族性格和宗教哲学等。

她因与拿坡仑政见相左而被流放到德国,在流亡期间她亲身接触到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德国文学的奠基者歌德、席勒、莱辛和施莱格尔兄弟等都有亲密的往来,相互推重与影响。

而这些人都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着重阐发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张在文学批评中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她提出文学要扎根于本民族土壤这一观念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先声。

19世纪20、3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全面繁荣,出现了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维尼、缪塞、乔治·桑、小仲马等作家。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除了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外,还重视异国情调的艺术效果。

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印第安人的风俗、雨果的西班牙、塞缪的意大利、德拉克瓦卢想象的东方,虽然有很多杜撰的成分,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文学间的比较是有利的。

无可讳言,法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在知识文化方面的绝对自信与优越地位。

在法国,许多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以法国文学或文化作为主要的源泉,而把其他的国家文学或文化看成是支流,从而实践法国文学中心论或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实证研究。

他们一开始思考的仅仅是本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并不考虑他国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比较方法的导入最初只是被用来向他国夸示本国的优势。

“这种倾向到19世纪随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的发展,逐渐升级为竞相昭示本国优越性和独特性的研究,文学领域也不例外,民族意识的高涨促进了国别史的整理。

”基亚曾指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这种传统使得后来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诞生与文学史的梳理形成了固有的紧密关系。

此后,浪漫主义思潮相继蔓延到俄国、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并且远行美洲大陆,人们的文学视域进一步扩大,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破土而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大塚幸男说: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潮流,因其国际性特征的缘由,形成了即便是在研究一国文学之际,也不能无视它同外国文学关系的风气。

这样,便催发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萌生”。

三欧洲的实证主义哲学导引

欧洲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思潮,在19世纪得到普遍接受,它不是把科学实验简单地看作是对事物的观察、描述和归纳,而是力图在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关注经验性的考察和事实的联系,通过在理性指导下的主动实验去发现事物的必然规律,因而突破了传统的纯经验主义框架,成为当时自然科学的主流方法论。

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德(AugusteComte)认为科学知识就应该是实证的知识,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

实证主义认为社会上一切现象,包括文学在内,必然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孔德曾极力提倡运用比较法研究人类社会,认为这种方法是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

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在当时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意识,各领域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研究的发展,它使文学研究获得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并使比较研究的方法成为人们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想有十分紧密的关联,尤其是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实证主义理论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交融相契。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都是经过科学实证的。

这就为文学史的整理提供了一种更为开放的世界观和历史的方法。

在国别文学史的梳理归整中,文学史研究不再只是传记式的陈述,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以及文学交流的事实得到重视,世界性的文学主潮在不同国度的相互影响因而得到说明和证实。

把进化论直接用于文学研究,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曾经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在德国,于1860年创办《人类心理学杂志》的H·斯坦特尔,率先“进化论的诗学”作过广博的探讨,他的《历史诗学》探讨了文学类型的演变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应关系;在法国文学研究中,进化论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如E.梅利尔所著的《喜剧史》〔两卷本,1864年〕就采用了进化论的观点,布吕纳蒂耶〔F.Brunetiere〕将进化论思想应用于近代文学,在《十九世纪法国抒情诗的进化》、《法国文学史中文学体裁演化论》等论著中,都认为不同文学样式的演化同物种进化规律是一致的;英国的波斯奈特则将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移植到文学中来,在《比较文学》一书中提出了民族文学-城邦文学-世界文学的进化模式,企图寻找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提倡科学精神和实证研究的时代氛围中,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A.Sainte-Beuve〕提出“文学科学”的概念,主张把“精神的自然家族”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一种“道德的自然历史”。

文艺理论家泰纳〔HippolyteAdolpheTaine〕认为精神科学、艺术研究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是相类似的,主张建立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中心人物——艺术形式”的系统,并且运用实证的方法,对艺术观念从生活摹仿上升到审美创造的根本条件、艺术产生的外部原因、人在艺术创造中的关键作用等层次进行探讨,企图用“科学”观点建立系统的文化历史学的美学思想体系。

在《英国文学史·序言》〔1864〕中,他指出文艺创作及其发展趋向,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根源”或要素决定的,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为后天动量,这三种力量共同促进精神文化的发展。

他主张研究作家作品,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后来在《艺术哲学》〔1865〕中,他又结合具体的艺术现象,分析了艺术发展的历史,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

实证研究注重事实和事实之间确凿的联系,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得出科学定律,比照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法国比较文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无论以后的学者对法国比较文学有何种评价,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比照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标准做出了努力。

四“比较主义”与译介活动

当代学者将欧洲早期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比较主义”或是“比较学者”。

欧洲比较研究起步较早,比方富尔贝克的《法律的比较论述》〔1602〕、格雷格里的《凶残动物的比较解剖》〔1765〕与《人的状态与能力同动物的状态与能力的比较看法》〔1766〕等都是比较研究的名作,但究其实质仍然处于现象的描述阶段,比较分析的方法也未能为对研究者们起主导作用的方法。

进入19世纪,比较研究法逐渐被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比较”命名的学科得到学术界公认。

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有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埃〔GeongesCuvier〕的《比较解剖学》〔1800〕,此外还有德国地理学家里特尔〔CarlRitter〕运用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法研究区域差异,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

在哲学和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成果有特雷萨神父的《神话学与历史的比较》〔1802〕,德日昂多(J.M.Degerando)的《哲学体系比较史》〔1804〕,索布里的《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1810〕等。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比较主义与比较学者成为一种共名,直到21世纪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仍然随时可见这种称呼。

此外,在比较文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研究方法论层次给与“比较文学”极大的启示的还有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比较语言学。

所谓比较语言学就是从历史学、发生学的角度比较同源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或异同关系、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历史演变的一门语言学,又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语法。

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语言学,就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比方博普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比较》,波特的《印度、日耳曼系语言领域内的词源研究》等。

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ugustSchleiher〕的《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

比较文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兴起也同样正是基于比较的方法得到普及这一历史背景。

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之间文化交往密切,翻译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所承担的交流和沟通的地位日益重要,国与国之间文学作品的比较也更多地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1828年1月1日,歌德致信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我很想从您那里了解《塔索》的英文译本在究竟再〔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英国韵味。

如果您在这方面能给我一些启发,我将十分感谢您。

因为原作与译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与另与另一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方式。

翻译是‘世界文学’首先需要评估和了解的问题。

歌德敏锐地发现研究文学作品与译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审视和阐发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社会是如何交流的。

19世纪欧洲各国之间文学翻译活动相当活跃。

施莱格尔、蒂克等都孜孜不倦地从事了欧洲其他国家著名作家的译介工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A·W·施莱格尔。

他不仅是但丁、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等作家的优秀译者,而且他还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17部名剧,这些作品至今仍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瑰宝。

译介活动促进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关系研究,虽然当时的翻译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技艺与语言研究的层面,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以翻译研究为主要对象的译介学则是在后来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分支。

第二节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

一门学科确实立一般需要具备较为明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常规化的教学建制、研究成果等支撑条件。

比较文学学科确实立是学科概念的提出、理论与方法的完善、课程与学位设置、学刊创设与著作出版、学术会议以及书目资料的整理等众多标志性事件的综合表达。

通过梳理这些事件,我们粗略地把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19世纪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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