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学自修之路.docx
《我的国学自修之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的国学自修之路.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我的国学自修之路
我的国学自修之路
国学博大精深，底蕴丰厚。
每次我们在阅读国学经典时，雄心壮志地开始，心灰意冷地中断。
国学经典的博大精深与语言的晦涩，让我们无从下手。
为此，我们专访了本院的地音先生，请他谈谈他是怎样自修国学经典，并有较深体悟的。
访谈便从读书谈起。
记者：
地音先生，您现在深谙国学，据我所知，您不仅是学数学出身，而且自学国学很多年。
您是如何从学数学走到学文学，后面又是怎么接触国学，并具有这么高深的境界呢？
地音先生：
国学这一博大精深的学问，非一句话能道明其中的深邃。
你问到了我是怎样自学国学到这么高深的境界，这话有点不妥。
我自己在国学上本来就不高深，还很浅薄，这不是谦虚。
国学的博大精深，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我们只是在其中任取一瓢饮而已。
刚才你问到我如何从学数学转为学文学，我就具体的事情来谈谈吧。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放牛娃，1963年读小学一年级时8岁，爸爸就在生产队给我领回一头小水牛。
那时我一边给小牛割青草，一边上学，冬天双脚冻在冰天雪地里，双手瑟瑟地在山坡割草喂牛。
文化大革命一来，停课闹革命，我是一边放牛，一边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比读《毛主席语录》感觉要过瘾很多），很多篇章至今都能背得出来。
至今记得最熟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还有《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
按现在课程标准来看，小学生读《毛选》大大超标，而在那时，在没有书读的情况下，能读懂《毛选》，已经算够有福气了。
1975年，我被推荐读中师，在1981年3月前都是专攻数学的，为此还参加了高师函授。
学数学给我带来了很多帮助，至少说里面很多思想、论证的方法以及思维模式，对后来我学习文学以及国学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一个是数学的思想。
数学的思想首先是向前看的思想；其次是最不保守的思想；第三是去伪存真的思想；第四是审美的思想；第五是奥妙的思想，在每一个抽象的公式、定义、难题等推演过程中，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奥妙在其中，这种奥妙能引人入胜，使人不断去探索。
哪怕这个问题探索不出来，自己也总是想办法去解决，这就让人向问题的深刻方面发展，这是很有帮助的。
在数学中觅到的这样一些思想，为我后来学习文学，深刻地思考文学当中的一些现象做了铺垫。
1981年我遇到了喜好隐居的张寿康先生。
当时便向他诉苦，说数学越朝前走困难越大，特别是在学复变函数论时，确实感觉前面有巨大的拦路虎阻碍我继续前进。
我觉得自己自学数学的能力好像已经到了极限，或许我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数学学习的底子也不是很扎实。
我们当时读的中师，上的课程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当时主要培养的是中学教师，就开了高等数学、物理等课程，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学习不系统，学习风气也不是很浓，再加上之前自己的底子仅是个初中生的底子，而初中生在文革时期本身上课就不正常，所以数学的教学很混乱，受到了影响。
当时的中师课程上得极不正常，经常停课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随便停课的现象比较严重，政治第一，学习第二，又红又专，“红”为第一，政治表现第一。
而且学习还不考试。
到1977年才恢复考试，像这样的情况，我的数学底子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很早就分了班，分了文史班和数理班。
在分班之前，我一直就对文学很感兴趣，很多人都去闹革命去了，自己就跑到图书馆去读书。
那个时候接触的书就是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中，我对《三国演义》、《西游记》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到处都在批判《水浒传》。
读了这几部小说后，我对文学特别喜欢，但是后来分班的时候，数理班的人数太少了，为了凑数，学校就把我分到数理班去。
当时我跟校长提出来，说：
“我不适合学理科。
”但是校长说：
“数学也还可以，你去学吧。
”在他的动员下我就没有再坚持了。
我想，一个人一生的学习，什么东西都得学点。
到了数理班后，因为我的书法写得好，毕业后就留校了。
留校以后，还要继续学习，就自学数学，当然，我原来的老师也带我，但他不可能一个题一个题地给我讲，我大多数时间还是自学，看得似是而非的。
买了很多数学方面的书，看得懂看不懂都在看。
另外是受了陈景润的影响，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闻名于世的数学家，看了他的一些介绍之后，也想像陈景润那样成为一个在学术上有建树的数学家。
那个时候我一面学习，一面不断地解决问题，从微积分方程一步一步地学，学到了复变函数，还是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身体也搞垮了。
后来考了函授，函授因为是面对大多数学生，不可能一一地进行辅导，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地解决。
所以，学数学感觉越到后来越困难。
尽管数学后来没有继续学下去，但是从数学当中获得了思维的严谨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这为我后来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不赶潮流打下了定力基础。
因为数学讲究科学，讲究实事求是，你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
这样的思想也为我后来学文学或者说是学国学作了很好的铺垫。
为什么后来从数学转到了文学呢？
其实，尽管数学再困难，我还是打算坚持下去，但是后来遇到一位在文学上很有学问的老师。
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可谓人才济济，要说把那所学校改成一所大学的话，其文科师资力量比现在一些所谓的重点大学还强。
因为重庆在抗战时是陪都，聚集了大量的学术精英，沉淀了丰厚的师资班底。
我所在的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国民党时期中央大学留下来的，他们都很厉害，比如说，黄侃的弟子、吴宓的弟子等饱学之士；又比如说，教音乐的老师是国民党时期中央乐团的副总指挥。
当时我就遇到了张寿康先生，在一次畅谈中，他说你学数学，还不如回头来学文学。
我说，文学有什么用？
也没有老师教。
对第一个问题，老师当时没有回答，好像意有保留。
对“谁来教我”的问题，他当场就表态说：
“我来教你。
”我说我一个人你怎么教我？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要谈报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谈报酬。
谁谈报酬谁就是资本主义，老师如果接受学生给的报酬，学校是要处分的，制度非常严格，管理也非常严格。
那个时候的老师要为人师表，根本就不谈报酬的事，老实说，老师看上了学生的潜力，还谈什么报酬呢？
所以张寿康先生愿意教我。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关注、重视文学。
记得在学数学的时候，我就坚持用毛笔字给老师、同学写信，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的字跟书上的楷体字一模一样，但信的内容不知道该从何下笔，后来由于长期坚持，写着写着就感觉容易写了，变得行云流水了。
另外在1979年的时候，土地刚刚承包到户，在社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受此影响，我还学着写了一篇小说。
当然不是很成功，但是不少人看过后也还很感兴趣，我也因此引起张寿康先生的关注。
这个时候，他就跑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学文学，我的文学生涯实际上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我想这就是从数学转向文学的大致过程。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从学文学到现在学国学。
学国学，我算不上高深，应该是说从国学中学到了或者说了解了一些常识吧。
我跟张寿康先生学文学，与一般人学文学不一样。
现在的人们学文学，一定要跟那个语法配合起来学。
张寿康先生当然也讲语法，我们也学王力的《古代汉语》，他一面讲古汉语知识，一面讲古代文学。
跟他学文学，主要是古代文学，学古典文学里面浸透出来的中国先贤的精神和思想，以及德行的行为范式。
一开始，老师就给我讲《滕王阁序》。
我拿着《滕王阁序》，文体是骈文，发现认不了几个字，简直没办法读懂。
张老师就鼓励我，问我读熟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读熟，他说那不要紧，我先给你讲，讲了你读，读了我再给你讲。
就这样，我就开始读，读啊读啊，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注上拼音后他就给我讲。
之后我就买了教材，当时张寿康先生让我们学的教材是刘盼遂与郭预衡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选》，厚厚的两大本，北师大出版社出版。
当时我就从这个版本开始古文学习。
我从听《滕王阁序》起，在这本书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他给我讲的内容。
老师讲了过后又读又背，背了过后看注解，看了过后他又给我讲内容，讲完了过后就开始背诵。
学习《滕王阁序》就基本上定下了我学习的基调。
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也有一些千古流传的故事，张老师也很风趣，边讲解作品边讲故事。
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到文学很美妙，语言优美，故事经典，相比之下，数学就显得很枯燥，虽说它讲究逻辑推理，可以让人享受到探究未来知识的乐趣，但是自从读了《滕王阁序》以后，感觉到文学的思维模式完全变了，它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结合起来，妙不可言。
我特别欣赏里面一些非常美妙的骈文句子，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老师讲到这里时，说王勃死了之后怎么都不瞑目，灵魂不安，为什么呢？
这时，有一只鸟在那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一个人就说是不是有两个字很不经典，所以王大才子才不瞑目的。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中的“与”跟“共”是多余的，应该是“落霞孤鹜齐飞，秋天长天一色”。
这么一说，鸟就不鸣了，王勃也瞑目了。
除此之外，老师还给我讲，当时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在滕王阁宴请群僚，请了很多人在滕王阁相聚，主人家本来希望他女婿好好表现一番，女婿写了一篇之后，大家附会地说：
“好好好！
”王勃走到那里，主人家客气，说你也写一下，他才子气盛，也不知道含蓄一点，就写了，一气呵成。
对仗工整，言语华丽。
写完过后，是一首诗，空了一个字没填，自己就走了。
他一走，剩下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填哪个字好，才驱马把他追赶回来，他填上这个“空”字，人们才仰天一笑。
这就是千古流传的《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是个真才子，才气大。
当时老师给我讲这个，我一听，确实比数学的故事更精彩，一下子对文学感兴趣。
张老师以《中国古代散文选》为教材一直讲解，讲到明清、到近代。
那时，我早晚都要背诵，要求背诵的和不要求背诵的我都背诵。
背诵有几个好处，一个是背了以后记得很多词语，这为后来丰富自己的语言确实很有帮助。
老实说那时候没有系统学语文，就是背这个。
所以说少受了现在很多小学初中高中甚至高考导致的思想桎梏。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数学课程总是破中立，立中破；语文课程如今设计得越学越保守，越学越僵化，从小学到大学，就是一个“语言文字”框框成桎梏，甚至不得突破。
张寿康先生的教学让我在文学中找到了不少乐趣，更找到了学习文学用处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文学让我快乐，让我智慧一生！
第二学期，张先生就说不再学《中国古代散文选》，改用王力的《古代汉语》，学先秦文学，因为这个教材比较权威。
学《古代汉语》，开始学会分析语法现象，毕竟要学古文，古文里的那些古代语法跟现代语法修辞很不一样，所以必须要好好学，这是基础。
王力的《古代汉语》这套教材有四大本，一年讲下来，每一周比正规中文系学生上的课程还多。
怎么安排的呢？
一下了课，我们的事情就做完了，张老师马上就给我们上课，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学到深夜十一二点或者两三点。
有空我们就背，除了上班，完成工作任务之外就是学习。
每篇文章学完后张先生就要求我们大量背诵。
学《诗经》，就背《诗经》。
讲《诗经》不是按照选编教材讲，而是把整个三百篇都拿出来讲。
他在讲一首诗的时候，要用很多的先秦历史典故来举例。
讲《楚辞》，让我们背整个的《楚辞》，背原经典，不仅仅背《离骚》。
讲《老子》，张先生自己有很多地方确实都不懂，但是他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为我们讲，为我们培养了学习兴趣。
此时张先生的弟子开始增多，已经聚集了五六位，而且是严格控制的。
讲完《老子》讲《庄子》，再讲《论语》。
1983年的时候我能把《论语》全部背诵，后来讲《周易》。
再后来讲《金刚经》。
从1981年起，给我们讲国学经典，一直讲到84年，我就去考取一所大学读中文函授。
在读函授期间，张先生仍然给我们上课，仍然继续讲，一直讲到1989年。
所以我从1981年起一直到1989年，都在学习古代文学。
张寿康先生讲授的古代文学把文史哲都涵盖了，他把哲学与很多文学作品一起讲，站到哲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张先生还让我们读了大量的史书，比如《史记》。
我们那时的学生很单纯，整天拼命读书，其他什么都不理会。
我现在的文史哲的基础都是在那儿积淀下来的。
张先生还给我们讲程朱理学。
他讲程朱理学的时候，正是人们批判程朱理学最厉害的时候。
张先生说了解程朱理学对你们以后的工作有好处。
程朱理学最大的贡献是把儒释道三家放在一起谈，所以说形成一个新的学派。
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破坏了儒家等原本的一些东西，新儒学又没有提出自己非常闪亮的观点。
程朱理学过后，中国人在学问、学术上的发展，其成就跟先秦两汉比较起来，慢慢地就褪色了。
当然后面出现过王阳明的心学，还出了一些学者，但是，整体成就，是没有办法跟先秦两汉比的。
张老师在讲程朱理学时，要求我们对儒释道三家溯本清源，回到源头上去，不要受程朱理学的混淆，这个观点对我影响是特别深远的。
张老师有一些理论对我很有影响，比如给我们讲快乐生活的时候，讲到“钱是骗人的符号”，还有“大丈夫不为格格所拘”等至言。
而且他也像李白、苏东坡一样豪放不羁，属于豪放派，拥有这些大诗人一样的气质。
他讲李白的诗，我就买《李太白全集》来读；李白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真是震撼人心！
李白的赋写得很好，其中一句“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的话语，至今让我常挂嘴边。
张老师非常欣赏李白的诗歌和苏东坡的词，所以在讲李白的诗的时候，充满了激情，他称赞李白的诗“搓轻绳以揽明月”。
当然，张老师自己的诗和词也写得很好，我们曾建议他把他写的诗词整理出来出版，但是他拒绝了，直到现在，张老师没有一首诗词流传下来，这是一个遗憾。
1989年的时候，我本科函授毕业了，国家落实政策，我就在原校教中师语文。
受张老师的影响，我教书也有点“大逆不道”，几乎不按教材顺序和内容来教，因为我觉得教材编得浅薄，没多少用处。
老师如果按照这个去教的话，我觉得是害学生、耽误学生，浪费学生的生命。
我在教中师文学课的时候，就经常不按照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去教，我叫学生读书，把这一学期的文学课程全部自己读完，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共同讨论。
比如说执教鲁迅的散文诗《秋夜》，我就把余光中、池莉等名家的散文，还有古代的散文等，把这些大量的资料刻印出来给学生，叫学生去读书，而且我教书也不讲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主题和中心思想。
这些学生自己去理解就可以了。
因此，学校认为我不会教书，但是我教的学生，他们学得非常鲜活，能力超强。
我的课堂跟其他老师的不一样，我的课堂，学生从不打瞌睡，只要我一进课堂，学生兴趣盎然。
而其他老师呢，我也听过他们的语文课，听得自己都要打瞌睡，还别说学生要打瞌睡，他们讲着讲着，就把我们的瞌睡意识唤醒了，接着学生就呼呼大睡，作为评课的我也睡着了。
我上的课就不是这样了，我会把一篇篇文章中美的地方挑出来讲，其他的让学生自己自学。
当然，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统考，很多人认为我这么教学可能会拖学校的后腿，“不知道要拖好大一截”，而最后统考的时候，我们学校在重庆市排名第三。
排名第一的是自己出题的学校，排名第二的是印刷卷子的学校。
而我教的那个班就是该校的第一名，平均分比第二名要高出六、七分。
学校排名前十名的学生，其中前六名都是我班的，其他几个班一共才四名。
后来，大量的时间已经不在课堂上了。
我在搞儿童文学，组织儿童文学活动。
很少跟学生在课堂上交流，我的课都是让学生自学，他们自己读书。
很多学生毕业后在党政部门工作，成就也不小，他们的文笔都很好。
有做作家的，现在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国内的知名度也不小。
我执教有两个思路：
一是“大丈夫不为格格所拘”的教育思想；二是数学中求真务实的思想。
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教育风格。
我的国学知识，很多都是靠自学来的。
这种自学深受张寿康先生的影响，是他的智慧和心血教化了我。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书中圣贤的威神之力的加持，才使得我学习国学时越学越感兴趣，越学越有味道，越学觉得前面的路越宽广且没有障碍。
这些确实跟张寿康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我从数学中所获得的思维有关。
这个主要体现在我的编辑工作上,我和我的团队所编辑出来的期刊,显示出理论性、逻辑性、创新性，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她有灵魂和思想融贯在里面，所以读者经常称赞我们编辑的教育杂志是很有思想的期刊,之所以今天能成就品牌期刊的地位,就是因为其中有思想、有灵魂、有生命力。
这就跟我所学习的国学有关系。
记者：
国学经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数量之大，可谓是汗牛充栋，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学习，很多人也认为学习国学经典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似乎不是很有用处，地音先生学习了这么多国学经典，您觉得国学经典对您有什么帮助呢？
地音先生：
我学国学，简单说，开始就是学儒家，系统地学诗书，背诵得比较多，比如说以前背诵《唐诗别裁集》，背了一千九百多首唐诗，这算是基础。
还有《古文观止》和大量的原著。
我曾遇到一位校长，《红楼梦》都能倒背如流。
我那个时候拼命背书，也不知道书背来有什么用，这都是老师启发的。
张老师说，苏老泉（苏洵）二十七岁始发奋，发奋过后，就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特别是苏轼，更算是中国的一个大才子。
苏东坡的散文、诗词，还有他的画、书法，造诣都很深厚。
苏东坡的书法是很放荡不羁的，他的文笔也是放荡不羁的。
我的老师——张寿康先生就喜欢三李二杜、苏东坡、辛弃疾这些大家。
杜甫的诗他也喜欢，但是杜甫的诗太沉重了一点。
杜甫的诗讲功夫，功夫很深厚。
讲功夫的诗，在讲灵感和天才这些方面是要弱一点。
背古诗文、学习国学，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思考问题上起的作用特别明显。
我既有数学的严密逻辑，又有文学的放浪形骸。
所以，我很感激张寿康先生，准备好好报师恩。
但是当我被调来编杂志的时候，我的老师——张寿康先生却在那年春节突然离世，一位好老师呀，就这么走了，师恩未报他就离开了。
在张寿康先生那里学习的十年时间,我在文史哲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熏陶。
一位老师的思想以及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想和数学的严密逻辑结合起来，使我后来思考问题既放得开，又有逻辑性。
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说，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不要孤立地去学习，不要认为物理就是物理，数学就是数学，这个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另外我在数学中学到了低调，在张寿康先生那里学到了谦虚。
所以，后来我把所有的名和利都看得很淡，基本过得去就行了。
名利这些东西都是浮云，你把它看重了，就不得解脱。
学习要讲究经世致用，不要高谈阔论，要实实在在。
记者：
您学习了这么多国学经典，儒释道等各家您都有所涉及，您觉得哪一派的智慧最深邃，对您的启示最大？
地音先生：
首先谈谈我的学习吧！
儒家经典《论语》，我自己已经学过了，后来又学了《大学》、《中庸》，特别是《礼记》。
这些经典非常重要。
我对经典相见恨晚，总怨为什么不早点读这些东西？
那么好的东西放在那里没有学？
我现在更感到遗憾的是，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现代人不学？
你看现在那些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大体翻翻就知道大概内容，很浅俗、浅薄。
现在人们都追求浅俗，我感觉这是很大的遗憾。
现在的文化也很浅俗，做人也浅俗、轻浮，道德也不讲。
国学让你凝重，让你思考，让你去想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有没有价值。
国学还教会了我对生命的尊重。
其实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力，而我们却在无限地剥夺其他的生命。
后来我就下定决心，不杀生了，吃锅边菜。
特别是读了六祖慧能《坛经》过后，它对我的影响很大。
毛主席说，《坛经》是中国人自己的经典。
《坛经》里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观点是：
是我转经，还是经在转我！
换句话说，是我在转困难与障碍，还是困难与障碍在转我！
我转困难，困难就被我转。
这句话能给人无穷无尽的力量。
历史书一翻，看到了很多历史现象。
知道这些历史，却不知道是什么会造成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因果，值得去思索、探究。
在1990年的时候，我携家人上峨眉山，遇到高人指点，后来又到乐山的乌尤寺和凌云寺，看了乐山大佛，从那里请了些佛学经典回来。
这些佛学经典，一读就感觉自己受到的震撼不一般。
后来才发现自己先前学的那点学问算什么。
有很多垃圾，能丢的尽量丢了。
后来就潜心佛学。
我以前也看过宗教的经典，看了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西方的经典，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不完备，理论上有遗漏，让人读了不满足。
不满足怎么办呢？
我不把它作为包袱，学了了解了就丢在一边。
接触佛学后，我先后自学了《楞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
这些经典读了之后，对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越学越有帮助，特别是佛学里面的智慧。
我们要撩开佛学的宗教外衣，来看看释迦摩尼佛作为导师是怎么启发弟子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位好老师、大导师。
他引领我们从庸俗一步一步地走向智慧和完善，从没有道德走向大德。
这样的引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他在经里面提到的因果，我发现所有的历史书其实就是一部因果书，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因果现象，没有这个因，哪里还有这个果呢？
你今天有这个恶果，是因为你有恶因。
人和圣贤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老百姓畏惧果，杀了人要偿命，怕的不是杀了人，而是害怕要偿命。
圣贤呢？
圣贤畏因。
他知道一造这个因，就有这个果，所以他不起因，不造业，这就是高妙境界。
我看了《金刚经》后，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甚理解，就在罗汉寺请了一部经，叫《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500多万字。
应该说《大般若经》是哲学里面深不可测的一部经典，我们不说它是最高渺的经，但可以说它是甚深境界的一部经。
佛学三藏十二部经典抓紧读，这么好的经典放在那儿，没有人读很遗憾。
读了这些经典，再回头看《周易》，才发现《周易》其实很简单。
《周易》就是两个体系，一个是象征性符号体系，即卦象，即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这是象征性符号学系统的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意旨性符号体系，经里那些文字都是对它的符号进行解读的，其实他的卦象一阳一阴，很多卦爻在一起就生成了很多关系。
人们一般关注的六爻之间的关系，对卦与卦、一卦与多卦的复杂关系，几乎很少涉猎。
我看了佛学经典特别是般若经典之后，回头来读《周易》，无论是对象形符号的理解，还是对意指符号的理解，可以说达到了“无师自通”的境界。
这里建议读者多读《象辞》、《彖辞》、《文言辞》等，里面传递了很多正面信息。
要指出的是，一些阐释《周易》的书是错误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包括现代人发表的一些《周易》的论文，都是以错解错。
在我看来，《周易》是一部还没有跳出三界、还在五行中的著作，但已经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了，其中的丰赡的哲学思想应该好好学习借鉴、运用，比如说，《周易·乾卦》里谈的人的发展的“六龙”观。
般若智慧告诉你，无所有不可得，哪里还有一个“三界”与“五行”的域界桎梏你？
因为你不在当中，你就会觉得很解放，很超脱。
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坏三界法，不离五行中；不在三界五行中获取任何利益，也不离三界五行获得任何利益，因为无任何利益是你能带来或者带走的，将来随你而去的不是富贵和财产，而是你今身今世所造的业！
世间万象不因你而增多，也不因你而减少；关键在于因无所住而生大悲之心，因无所得而无所挂碍，所以就得真正的解放。
不在五行中，就是人生活在五行中，却不求得五行通利，不证五行，五行于我不可得无所有。
要培养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在哪儿培养呢？
首先是进入这种境界。
记者：
地音先生讲得很全面，也很详细。
现在很多人，包括我，都是看似上了个大学，却没有学到多少扎实的东西，在国学方面，更是根底浅薄。
您觉得像我们这样根底浅薄的人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学好国学呢？
有什么好的建议？
地音先生：
万丈高楼平地起，读经典要从最基础的学起，一步一步地来，首先是把基础搭建起来。
基础从哪儿起呢？
最好是根据年轻人自己的爱好来建立各自阅读的体系。
比如说你喜欢读诗歌，那就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跟别人一起分享。
有些人喜欢散文，就从散文开始；有些人喜欢元曲，就从元曲开始；有些人喜欢小说，就从小说开始，先把兴趣建立起来，再慢慢地在经中圣贤的引导下走向甚深境界，比如说《大般若经》中的般若智慧。
我也是在圣贤的引导下一点一滴地积淀国学智慧的。
学习儒家经典，孔孟用他们的思想哺育了我；学习道家的经典，老庄用他们的思想浇灌了我；学习佛学，诸佛菩萨用他们的威神力量和般若智慧加持了我。
正是有了他们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