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安全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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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安全政策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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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安全政策
2007年01月09日22:
49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2006：
中国外交与和谐世界
时间：
2007年1月7日上午
地点：
明德法学楼0201
主题：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安全政策
主持人：
金灿荣教授
主讲人：
秦亚青教授
金灿荣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今天上午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秦亚青教授是国内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家之一。
作为学者，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非常的谦和。
我和亚青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平常我们总是笑言“亚青教授是当前学者当中少有的贵族，学养深厚而且非常谦和和低调。
亚青教授的学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在世界上也是一流，既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的基础，也有理论的系统总结。
下面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亚青教授，大家欢迎！
秦亚青教授：
金灿荣教授刚才给了我很高的赞誉，大家姑且听之。
中国的国关学界现在成长的非常快。
高校、研究所和各种研究机构在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力量的不断增强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中国的国关学界大有希望。
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安全政策。
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题目。
我把今天的演讲内容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谈理论，主要集中在安全方面。
第二部分，我会将这些理论放在东亚方面，看看能够折射出什么东西来。
之所以选择东亚作为个案，一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近两年我参加了很多中国涉及到东亚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活动，比如东亚十三国思想库活动等等，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经验理解。
在时间安排上，我先针对上述几个问题集中给大家讲解一下，剩下的时间大家可性以与我做一些交流和互动。
首先，我先谈理论方面。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则是考虑冲突与合作问题。
无论涉及到哪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会重视安全问题的地位。
那么，现有的几个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阐释安全问题的呢？
在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这几个理论对于安全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所涉及或依据的历史经验基本上都反映了西方几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实践经验。
一、国际关系理论
对于安全问题，我今天所要涉及到的理论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现实主义是如何阐释安全问题的。
现实主义首先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
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基本上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在国际体
系出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中成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它们的生存问题。
2、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主导行为体，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了才不过300多年。
但是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
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不一样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最终是要在历史中走向消亡的。
尽管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是起根本性作用的仍然是主权国家。
3、国家的第一关切是生存关切。
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自然丛林，在丛林中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所以在无政府的，无强制性的权威存在的国际体系当中，对于每一个个体国家而言，最高的利益就是生存。
4、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是军事实力。
根据前面的几个假定，很自然而然就可以引出这第四个假定。
既然国家要在无政府体
系当中生存下来，军事实力则必然成为唯一的最有效、最可靠的维持国家生存的手段。
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那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尽管在学理上不是主流，在学理上处于低潮，但是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在具体的国家战略上的思考，还是在国家的安全政策制定上仍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的放弃现实主义的实力思维。
那么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自由主义也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
1、国际体系当然呈现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没有秩序。
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有没有政府不是有无秩序的必要条件。
2、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其他行为体日趋重要。
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之外，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3、国家关注生存，但国家不仅仅关注生存，甚至首先不是生存。
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这时候对他来说最大的关键就是生命，就是继续活下去。
而我们的很多人来说呢，难道我们每天想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恐怕不是，而是如何活得更好的问题。
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4、国际规范、机制、制度维护国际秩序。
如果没有政府，那要靠什么来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呢？
靠的就是国际规范、机制和制度。
就以国际法为例。
最近，国内出现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交汇的趋势。
国际法要证明自己的生存，首先要力图证明的就是，国际法是法律。
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只是强者的一种工具或是无用的摆设。
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法是一种法律。
在比较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之后，我们再来考察兴起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了人的能动性，他将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以前有一个老先生曾经专门写过文章，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运动。
这说得很对，因为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思想很多来自启蒙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之前的文艺复兴就不可能有启蒙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文艺复兴将人提升到了万物之灵这样一个很高的地位之后才有启蒙的可能。
建构主义就是强调人的作用、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建构主义也有一系列的假设：
1、国际体系是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是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逻辑都是由人创造的。
人可以创造丛林原则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创造友善主导的康德文化。
在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文化中，国家关系之间既可以相互打斗，也可以签订合约进行合作。
2、国家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于互动之中。
比如现在有的学者就提出来，当今全球格局出现了所谓的对抗的新两极。
一极当然是美国，而另一极就是遍布于全球的伊斯兰反美势力。
这后一极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体，而是非政府组织。
3、国家关注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
比如去年大家都知道全球安全出现了两大危机，即，朝鲜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
朝鲜的核试验真的能够威胁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吗？
恐怕还为时过早。
但是为什么朝鲜核试验所发出的符号意义那么强烈呢？
因为朝鲜与美国现在相互抱有敌意，这样一种安全观念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
4、国际体系文化界定国家安全的意义。
应该说，在当今的世界当中，大国之间还没有产生强烈冲突的意愿。
现在，美国的霸权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如果缺失了中国，可以吗？
肯定不行。
美国现在已经逐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抗衡美国，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也不要去抗衡。
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强化了这种抗衡的思想，那么这种抗衡思想慢慢的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二、安全与安全利益
对于安全与安全利益的界定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各种中层的理论也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
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维度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谁的安全”和“什么安全”。
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指的是国家的安全。
什么安全？
指的是领土的安全。
这种安全观念与现实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有关。
我们知道，在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版图或占有领土，这种战争目的一直延续到二战。
现实主义兴起于国联失败之后，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变得更加强盛。
所以现实主义认为，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权力的均势状态的话，相对的安全就有可能。
这种均势安全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和含义。
在自由主义那里，安全的主体扩展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有一次我到韩国去参加一次会议。
韩国和日本的朋友就向我抱怨了，说中国的沙尘暴给日本和韩国的生活环境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对于安全，国际社会非常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humansecurity”，有人翻译成“人的安全”，也有人翻译成“人类的安全”。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这说明，作为个体人的安全、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越来越受重视。
就个人安全来说，我所经历的最不安全的时刻就是发生在2003年的北京，在SARS肆虐的时候，人人恐慌，国家的安全又怎么保证呢？
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恢复人们的安全。
至于“什么安全”的问题，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包括领土安全和非领土安全。
领土安全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世界上的领土安全问题只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地区，非领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建构主义同样认为，安全的主体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
但在回答“什么安全”的问题上，则认为除了自由主义说的领土安全和非领土安全外，还涉及物质性安全和非物质性安全。
非物质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比如人们是否感到自己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等等，但在有时候却难以估量和计算。
总而言之，在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演变。
这种演变主要发生在两个方向上。
第一个是自由主义演变，也就是横向的扩展，由传统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政治与军事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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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
第二个是建构主义的演变，它更多地属于纵向上的扩展，安全由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扩展到个人、组织、社会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多棱角的立体型的安全概念。
安全观念的演变让人看到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很难只用一种单一的理论，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来描述。
如果把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看作是一个核心点或是一个很窄的面的话，现在的安全概念则可以被视为一个球状的立体。
但是一旦我们将安全观做成了一个球状的立体，就很难在某一点上找到核心。
我个人反对将它做成球状，因为我认为还有核心在。
但这个核心确实在扩大，在向球状发展。
而在后现代的很多思想家看来，安全就是一个球，没有核心。
三、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问题也可以从这几个理论着手进行阐释。
它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安全合作有没有可能，国家之间如何就安全进行合作。
现实主义对安全合作问题的认识，我将它简单地总结为三条：
1、安全利益的冲突性。
安全利益在现实主义看来，本质上就是冲突的。
在一个丛林中有老虎的安全就没有羚羊的安全。
这样就可以得出第二条，即：
2、安全合作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实主义并没有否认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安全合作是必须有条件的。
如果国际社会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那么大家也就不得不听话了。
出现了美国，大家也就只好在安全上合作，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美国就成为了一个变相的利维坦。
有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争论，认为如果美国的霸权没了，国际上的安全合作就会面临着全面的崩溃，这个世界就要乱了。
这种变相的利维坦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什么机制能够保证国家在安全上进行合作？
3、安全合作的机制一是均势，二是霸权。
均势使得国家之间为体系稳定和自身安全不断变换结盟亦即安全合作的对象，霸权强制国家进行霸权下安全合作，总之是在力量的强制和干预下进行合作。
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解释也可以总结成三条：
1、安全利益的可协调性。
如果说现实主义继承了霍布斯的传统，将自然状态看成是丛林，那么自由主义就继承了洛克的传统，将自然状态看成是桃花源，其间，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完全能够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因为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安全利益是可协调的。
2、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既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和可协调的，合作就是安全的重要手段，就是实现共同安全利益的最佳选择。
3、安全合作的机制是国际制度、规范和国际价值观。
在无政府状态下，制度、规范等可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防止搭便车和欺诈行为。
建构主义对安全问题的解释同样可以归纳为三条：
1、安全利益的可塑性。
建构主义认为合作或冲突是由行为者的互动来建构的。
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导向安全合作，也可以导向安全冲突。
所以，合作和冲突都是可以调整的，也是可以塑造的。
2、安全合作的建构性。
安全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
这要取决于国家如何去建构安全对象和安全环境。
为什么建构主义现在在中国，尤其在很多的年轻的研究者当中谈得很多？
因为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的关系，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占有一部分地位。
3、安全合作的机制：
文化与认同。
在建构主义看来，安全是一种感觉。
行为体的互动既可以形成安全困境，也可以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
由于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增多。
我们知道，西方思想的很大一个传统就是寻求确定性，而现在则发现不确定性才是真实的，关键的一步就是看这种不确定性通过人们实践活动的建构导向何处。
现在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研究当中最前沿的就是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
不妨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或条件问题。
对于“囚徒困境”的条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和偏向。
在现实主义看来，安全合作博弈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以冷战时的美苏军事合作为例，美苏两国都知道双方的军备竞赛不利于各自的国民经济发展，都知道开展军事合作、降低军费好，但是就是不敢合作。
因为双方没有军事互信关系，都害怕被欺骗。
所以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程度上是很有限的。
到了自由主义这里，就变了。
什么变了？
囚徒困境的条件变了。
因为必须要考虑到重复博弈的存在，如果两个囚徒都觉得将来有继续合作的可能，他们就极可能采取不与警察合作而相互合作的态度。
囚徒困境的条件变了，纳什均衡解也就变了。
在国家的安全博弈上也如此，多层面、多回合博弈的存在，国际制度为国家间信息交流提供的可能都会使得安全博弈上“囚徒困境”的条件发生改变，就会出现多个博弈解。
而建构主义对安全博弈中的囚徒困境的修正主要体现为博弈双方身份的变化，增加了“囚徒身份”这一因素。
试想如果两个囚徒是父子关系，他们的合作可能就很高。
两个具有不同关系身份的囚徒会做出不同的抉择，也会使得最终的博弈出现多个纳什均衡解。
四、中国的安全政策
理论的部分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一下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该采取的安全政策。
我认为，可以坚持以下几点。
1、维持和发展足够的威胁实力，但不全力扩张军事实力。
2、参与国际制度并遵守国际规则，但不盲从。
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参与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会进一步深化下去。
但是在积极主动维护和创建国际机制方面我们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盲从或拘泥于既有的国际规则。
前些时间有记者问我，2007年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什么的问题。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国际社会会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全球环保等方面要求我们做出更负责、更积极的姿态，要求可能会超出我们实际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
3、参与战略对话以加强互信，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
现在中国与美国开展的战略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说在佐立克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中美战略会谈会受到影响，这也可能，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佐立克政策。
中日战略对话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对话，去年安倍的顺利访华可能也实现不了。
战略对话对于保证中国自身安全，扩大利益是很重要的一种措施。
此外，关于中国的安全政策，有两种考虑或变化尤其值得重视。
一个是安全思维方式的变化，主要指的是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上积极倡导新安全观。
另一个是安全行为方式的变化，就是中国积极主张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加强安全合作，以合作求安全。
五、个案分析：
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近两年来，我参加了一些涉及到东亚的外交政策决策咨询与外交实践活动，比如东亚十三国思想库活动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势头很猛，别的国家很难相比。
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解释或预测，中国如果想要在东亚达到最大的安全的话，中国就应该在这一地区称霸。
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思想。
如果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东亚机制建设后，如果中国能够主导整个制度安排才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也没有这样做。
进而，在东亚，也没有成熟的观念结构，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地区。
那么，实际上中国在周边这个最重要的地区究竟要如何做呢？
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目标应包括：
首先，实现与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争取实现睦邻友好，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争取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再次，维护地区稳定。
东北亚现在仍有麻烦，东南亚现在比较缓和，这些问题对中国外交都是一个考验。
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手段应包括军事实力、地区制度、相互依存、地区安全合作、参与建立安全共同体等几个方面。
在军事实力上，无论其他国家现在对中国的军费、军力发展有什么说法，中国的军事实力都需要发展，对台的可信威慑也依赖于军事实力的增长。
但中国主要的安全政策并不是扩军备战，二是通过参与制度、加强相互依存、参与共同体建设等实现安全目标。
在地区制度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参与或参与建设了这一地区很多的组织和机制，比如“10+3”、“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等等。
当然，这一地区的机制构建也有缺陷，在东亚地区多边传统安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相互依存方面，中国与整个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贸易上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亚洲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已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58%。
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中国正在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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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会谈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经加入到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中国积极参与这一地区合作，可以起到良好的增信释疑的作用。
在参与建立安全共同体方面，目前中国围绕东盟地区的安全机制建设，基本上朝着积极的方向进行。
另一方面中国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展现了中国安全观的极大转变，对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非常重要。
所以，通过国际制度、相互依存、多边安全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进程实现安全利益和目标是中国的主要安全政策。
安全理念也是中国东亚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理念的转变体现在身份和观念两个方面。
在这一地区与他国关系的身份上，经历了从竞争、敌对到伙伴与合作关系的转变。
在处理与东亚、东盟关系问题的观念上，经历了从斗争安全到合作安全，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从自我安全到相互安全的极大转变。
我认为中国的新安全观有三个实质内含，几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相互安全。
反之，如果完全的追求自己的安全，最终的结果必将会导致安全困境。
六、小结：
中国安全战略的理论解释
总之，中国的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安全战略行为的变化上，体现了弱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
在行为变化的原因上，体现了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结合。
在具体行为方式方面，还有一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不断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我们认为，所有的身份改变都是相互的，我们一旦进入了一种互动的进程，就会受到这一进程对我们的改造，也会看到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影响。
这个进程本身在塑造规范和相互的认识之间所发挥的强大的力量。
今天我就为大家演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
国际关系学科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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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峰 张…
点亮网D消息：
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开班。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宇燕与参加学习班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围绕"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
这之后,在北京举行了对世界政治格局有重要意义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在这一国际事件中扮演了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斡旋角色，开始从对应性外交走向积极性外交。
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秦亚青在学习班上谈了自己的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从"两极"向"多极"转化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标志是"一超多强"，除了美国
之外，其他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第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建立"冷战"后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真正做一个负责的大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应该采取接受、参与、改进的方式，对于国际上有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制度应该接受和遵守，不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应该积极地进行改进和改良，但参与制定规则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中国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表现出大国的气度，尤其应该认真积极地推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并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安全软环境和软实力，以实际行动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寻求和平的国家。
秦亚青回顾说：
"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与我们进行了讨论，他们对国际情况都很熟悉，见解十分深刻。
领导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抓住机遇和平发展，更多地为中国老百姓创造实惠和好处，这种情怀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
"显学"里的"隐学"
国际关系学在当今中国无疑是一门"显学"，因其成名者不乏其人，但研究领域以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为主的人却并不多，而秦亚青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个"显学"背后的"隐学"之中。
1994年，刚刚从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的秦亚青，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国际关系理论全面而深刻的把握，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缺少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当时还不能算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尚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
当时所发表的论文涉及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寥寥无几，国外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
虽然这话比较伤人，但也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前实证阶段，不但原创性理论没有，就是对世界上已经产生的理论也缺乏完整的了解。
"为突破这两大学科的发展阻碍，雄心勃勃的秦亚青决心先把国际上已经成型的理论和方法论介绍过来。
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始了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进行理论及方法论铺垫的十年历程。
1995年和1996年，秦亚青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如《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比较规范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如《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
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等。
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一位在读的国际关系学博士看到秦亚青的论文，顿觉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不知研读了多少遍，甚至还发现了秦亚青文中某个数据小数点后两位的错误。
为了满足读者对用统计学模式研究国际关系学的需要，当1999年秦亚青出版其博士毕业论文《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时，特意在书后列出了全部的数据选择模式，完整体现了一种国际通行的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
"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一种标示性的东西来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数学方法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有着严格的学科界定和学科方法的。
"秦亚青走的学术发展道路稳重而扎实。
从那以后，秦亚青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以介绍、研究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和方法论为己任，接连发表了一批高屋建瓴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流派和思想。
《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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