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发展路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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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融媒体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
基层是县级融媒体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同心圆，要加快推进县级融媒体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近40年，县级媒体历经辉煌又陷入衰落，关键在于与本地群众和基层政府失去连接。
新时代县级融媒体的发展进路，在于重建本地用户连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不仅要从“喉舌”变成“喉舌”+“耳目”+“参谋”+“尖兵”，更要从摇旗呐喊的“啦啦队”变成上场奔跑的“运动员”。
基于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增强社会认同是基础、重塑服务体系是出路、提升社会参与是关键。
媒体融合正在走向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阶段，对传媒格局和社会治理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乃至变革。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创新扩散与融合发展，不仅改写了传媒行业的传播生态与产业格局，也重构了人类世界的生活形态与社会结构。
媒体融合一方面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使其在传受关系、流程管理、体制机制、人力资源等方面都面临新技术带来的诸多挑战；另一方面也在优化新闻生产流程、创新商业赢利模式和协同多元主体角色等各方面为传统媒体带来革新机遇。
同时，不断深度发展的融合媒体，又将为社会治理创新赋予更强动能。
在某种意义上，融合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架构和运行平台。
在顶层设计方面，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实施的国家重大战略。
从“推动媒体融合”到“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再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表明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媒体融合有序推进、不断深入。
现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又被明确纳入“十四五”规划。
在媒体转型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均开展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中央媒体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打造智能化生产的全国性媒体平台，坚守主流舆论阵地，领跑媒体融合传播；各大省级媒体则结合自身定位和优势资源，在提供优质内容、聚合多元服务等方面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融合发展模式。
在县级媒体方面，也涌现一批较为成熟的县级融媒代表模式，主要包括省级技术平台主导模式、自主搭建融媒体中心模式和民营技术企业合作模式。
尽管这些模式特色各异，但县级融媒体的根本目标和共同使命是一致的。
尽管近年来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量”和“质”上取得亮眼成绩，且逐步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并重转变，但2000多个县级融媒体要真正实现融合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尤其是县级融媒体在自身变强的同时如何深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基层政府在探索基层治理转型、提升治理能力过程中，应深刻思考如何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十四五”规划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应善于利用媒体深度融合的技术优势，在强化基层思想引领、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媒体的社会效应。
一、县级融媒体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媒体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创新互相影响、互为动能。
新时代社会治理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融合媒体理应参与社会治理、融入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都离不开融合媒体的参与。
一方面，作为治理主体、工具、场景，融合媒体能够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增进社会共识、搭建共治平台等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对信息资源整合、信息传播技术与渠道、政社沟通平台、舆论引导等多方面的迫切需求，为加速媒体深度融合进程提出了要求。
因此，社会治理主体应该把握媒体深度融合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其融入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推动媒体融合的制度优势向社会治理创新效能转化。
要探索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对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影响，就需要将媒体深度融合嵌入具体社会治理场景。
深度融合发展时期，媒体能够利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智能化场景。
面对社会治理的多样化需求，媒体深度融合能够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定动能。
然而媒体深度融合在不同场景下所能发挥的作用并非相同，达到的效果也有所差异。
因此，需要在具体场景下研究媒体深度融合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基于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常态与非常态两个维度，可划分为三大社会治理场景。
从常态场景来看，基层社会和网络社会分别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心和场域；从非常态场景来看，社会危机是制约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风险因素。
只有将媒体深度融合嵌入上述场景，才能使治理策略与措施落地现实，最终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场景也在基层。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由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象与县级融媒体的受众天然相似，二者相互赋能便可以生成推动各自发展的新动能。
县级融媒体不仅是地方新闻发布平台、基层舆论引导平台，还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便民服务平台、综合信息平台，更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升级平台。
这使得县级融媒体不只是媒体深度融合在基层的下沉实践，更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因此，县级融媒体既不能成为“万金油”，对基层事务“大包大揽”，这是没有必要也做不好的，但也不能对基层事务视而不见，什么都不做，这是另一种“懒政”思维的体现。
2020年底，我国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覆盖，平台搭建和组织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的工作重点和实践问题，基于深度融合发展的县级媒体可以在用户连接、内容创新、资源整合、治理协同等方面更好发挥自身功能，实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根本目标。
二、县级融媒体重建本地用户连接的逻辑与路径
（一）县级媒体与本地用户连接关系的转化
1.“四级办”带来县级媒体的黄金时代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县级媒体从内容和传播层面构建起与基层受众的强连接，实现了“有人播、有人看，播看对等”的目标，甚至一度出现收听收看县级广电媒体“万人空巷”的局面。
会议还确立了全国广播电视覆盖“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三五年内广播覆盖每个县、乡、队（村），大部分县都能收看电视；第二步，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现广播卫星上天，广播电视信号基本覆盖全国；第三步，20世纪90年代逐步实现每户每人都能看到电视。
”“四级办”政策实施后，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自办意愿和机动财力，全国广播电视网络大幅扩张。
针对改革初期农村广播滑坡现象，“整顿、提高和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加强县广播电视局建设”等系列规定也得到认真贯彻。
县级广播台站除了转播中央台、省台节目，积极兴办符合农村实际、密切联系农民的广播节目，获得基层群众广泛收听和好评。
这一时期的农村有线广播，成为党和政府对农民宣传教育、指导工作和组织生产的有效工具，县级媒体也迈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2.媒介转换导致县级媒体与用户连接弱化
一是县级广播的逐步边缘化。
随着电视媒介逐渐替代广播媒介，县级媒体迎来第一次转换。
“四级办”体制下，全国各地各级电视台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类电视节目精彩纷呈。
采用卫星通信技术后，电视节目覆盖范围扩大、时效性增强、制作质量日益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电视工业高速发展，国产电视全面降价。
随着电视机在农村家庭中的普及，基层受众逐渐转向更具有直观性、感染力和参与感的电视。
传统的农村有线广播业务需求大大削减，县级广播逐渐失去基层听众。
二是媒介内部竞争加剧，县级媒体发展压力增大。
2003年全国报业整顿，绝大部分县级报纸被取消，县级电视台成为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随着有线电视建设不断从城市扩展到乡镇，央视多个频道、各大省级卫视的强势扩张、收视争夺，对市、县台的生存空间造成严重挤压。
同时，多媒体广告因覆盖广、成本低、更新快等多种优势，不断蚕食商业市场。
在收视率和广告市场的双重竞争下，县级媒体的受众群体和广告营收空间都大范围缩减。
三是新媒体兴起，县级电视台发展进一步受阻。
新媒体的发展不断冲击传统媒体，县级媒体被动进行第二次转换，用户和资源双向流失，出现“有人播、没人看”的局面，对电视收视情况造成了巨大的波及。
除了传统媒体普遍遇到的情况，对于县级媒体而言，还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形势。
例如，基层大部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都还保留着收看电视的习惯，但这些基层用户收看县级电视台的比率也在继续下降。
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县级媒体面临着新媒体冲击和忠实用户流失双重压力。
3.县级媒体向全媒体化发展谋求转型
在全国县级媒体的转型实践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模式：
一是自主建设模式，包括独立自主开发型和民营企业共建型；二是借船出海模式，包括入驻互联网商业平台和借助省级技术平台。
两种模式都各有利弊，自建模式注重县级主导、地域创新，但对行政力量和资金供给依赖较大；借船出海模式则强调规模效应、缩减成本，却容易陷入机械式融合和同质化竞争。
实际上，自建新媒体平台成本高、技术难，绝大多数县级宣传部门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各地县级媒体借势而谋，纷纷入驻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社会化媒体平台，连同原有门户网站构成本县全媒体传播矩阵。
还有不少县级媒体在省级宣传部门统一部署下，直接接入省级融媒体云平台，通过共享技术后台，一键复制融媒产品，以很小的造价就能快速搭建融媒体中心。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各地县级融媒体都取得了较大的建设进展。
但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隐忧。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入驻新媒体平台的县级融媒体账号无论是粉丝数、阅读数、点赞量等都维持在较高规模，看似具有较大传播力，实则来自本地的阅读不多，本地粉丝占比不高，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本地传播力虚弱的局面。
事实上，县级媒体距离本地受众最近，因而在本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理应优于全国和省市媒体。
但多数县级新媒体的账号运营偏离“群众路线”，也缺乏“用户思维”：
内容发布缺乏接近性、服务性；内容创作缺乏趣味性、原创性；内容运营缺乏互动性、即时性等等。
在中央、省级新媒体和地方自媒体的两面夹击下，县级新媒体的本地粉丝增长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县级新媒体“全面开花”的繁荣背后，更像是一位普通的“数字劳工”在跟风作业。
这既是由于县级新媒体的运营管理者理念落后、反应迟钝，也是“懒政”思维在基层新闻宣传事业领域的蔓延。
4.县级媒体地方政治资源的流失
由于与地方政治资源的脱钩，县级媒体与基层政府逐渐失去连接。
新媒体发展的影响不止于传统媒体，也延伸至各级政府部门、各个政务领域。
首先，“两微一端”、政务短视频等政务新媒体兴起后，基层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发布有了很大变化：
地方政策的发布、解读等不再依赖县级媒体完成，基层党政信息的发布不再第一时间通过县级媒体发布，一些本地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和危机事件也是直接通过互联网公布等；其次，新媒体带来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为基层党政干部群体带来诸多便利：
不需要定时收看县级媒体的地方新闻节目就能获悉县域要闻，原本需要县级媒体宣传动员的工作安排在微信群就能直接下达，利用网络APP就能进行政治学习等；最后，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催生了大量电子政务需求，但作为信息枢纽的县级媒体，未能协助打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系统、业务等多种“信息孤岛”，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一体化，服务基层政府的能力不足。
因而，县级媒体不仅失去了地方政治资源，也未能优化基层政务流程，最终削弱了与地方政府和基层党政干部的价值联结。
因此，县级媒体之所以衰落，就在于与本地人民群众失去连接、与本地政府失去连接。
与本地人民群众失去连接，本质上是因为县级媒体缺乏本地意识和本地思维：
内容缺乏本土元素，失去本地特色；推广没有面向本地用户，忽视本地位置；信息服务缺乏本地关怀，脱离本地受众。
而与本地政府失去连接，主要是因为地方政治资源的流失，以及未能服务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政务新媒体兴起，县级媒体失去对外信息发布的首发优势；基层党政干部的工作方式转变，县级媒体在政府内部的使用需求降低；面临数字化挑战，县级媒体改革对基层政务服务转型的溢出作用微弱。
（二）新时代县级融媒体重建用户连接的出路
在宏观意识层面，新时代的县级融媒体要从“啦啦队”变成“运动员”，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过去一段时间，县级媒体扮演摇旗呐喊的“啦啦队”角色。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阶段，县级融媒体更需要作为“运动员”亲自上场，主动发挥更大作用为社会治理创新赋能。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这启示我们，县级融媒体要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记录者和旁观者，转变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县级融媒体应该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新时代的县级融媒体要从“喉舌”，变成“喉舌”+“耳目”+“参谋”+“尖兵”，在融入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各种角色的实际功能。
其一，要坚守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将宣传思想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做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传声筒、扩音器。
其二，要发挥党和政府“耳目”的功能：
要做舆论监督员，成为基层群众问政、建言的新渠道；更要做舆情分析师，成为社会治理动态监测的新平台。
其三，还要自觉作为党和政府的“参谋”，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需所盼、理顺政府所急所迷，撰写具有前瞻性、启示性的新闻报道，成为基层公共政策的灵感池和素材库。
其四，更要勇于成为媒体融合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尖兵”：
要做社会矛盾的解压阀，成为基层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新力量；更要做乡村振兴的推动器，成为农民脱贫致富、数字乡村建设的新载体。
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县级媒体的发展关键也就在于重建本地用户连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一方面，县级媒体应重新审视“本地传播”的发展战略，树立基层用户意识，探索“网络群众路线”，将互联网用户思维深度嵌入自身的转型实践，重新实现与本地用户的深度连接。
另一方面，县级媒体还应主动对接基层政务转型、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求，激活主体身份、转变发展思维，积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再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协作双赢。
三、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一）增强基层社会认同
1.基层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形势和多元语境，县级融媒体应该将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作为首要任务。
做好基层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要求面向群众、内容生动、形式灵活。
首先，新闻宣传不能脱离基层群众。
县级融媒体要面向本地民众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在传达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以发布地方重要新闻为主，与县域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其次，舆论引导也不能在内容上空洞乏味。
县级融媒体在进行重大主题宣传时，要充分利用当地原有信息，挖掘当地新闻素材，将地域特色与舆论引导有机结合。
最后，提升新闻舆论的引导力更不能急于求进、揠苗助长。
县级融媒体要正视城乡数字鸿沟的客观现实，结合基层民众的新媒体使用习惯，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包括微信群消息、乡村喇叭、村部黑板报、快板顺口溜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达到凝聚基层思想共识的良好效果。
2.基层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基层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关键场域，县级融媒体应该着力建构基层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建构基层政治认同，县级融媒体要从理性和感性两个维度双向发力：
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为总揽，面向基层群众，创新传播方式，推动高层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要以强化政民鱼水关系和情感连接为导向，通过开展典型报道、组织专题活动，摆事实、讲成就，引导群众爱国、爱党、爱政府。
例如新冠疫情期间，重庆綦江融媒体中心推出“最美逆行者”系列作品，传播抗疫一线的公安干警、卡口工作人员的模范事迹，加深了基层民众对基层干部、基层工作的理解和认知，也增强了基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感和凝聚力。
而建构基层文化认同，主要是通过全域立体化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地优秀乡土文化，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3.社会舆情和社会问题
社会舆情是比网络舆情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的舆情，县级融媒体获取社会舆情有天然优势和责任义务。
而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步，是发现社会问题并且正确建构政策问题，这是出台科学政策、防止决策失误的基础。
此外，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也都需要反馈。
对此，县级融媒体一方面要强化舆情监测和舆情服务，协助政府“环形”监测基层社会治理状态：
建立县级舆情监测系统和服务系统，组建舆情分析和管理的专业团队，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反馈、应急、引导、追踪能力；提升基层政府的舆情意识和基层党政干部的舆情素养，在信息发布、事件应对等方面进行专业指导，改变舆情发酵后基层政府被动应对的局面。
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舆情监测过程中，还要善于识别、建构与预测基层社会问题：
利用大数据建立社会问题的智能识别模型，通过本地用户关注度发现显性社会问题，及时组织协商、引导沟通，推动社会问题高效解决；挖掘有关群众负面情绪表达的初始信源，通过监测民意倾向性预测隐性社会问题，从源头防范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
例如，江西分宜融媒体中心在“中央厨房”平台上架构舆情监控系统，能够实时采集互联网上涉分宜信息，包括紧急突发性事件、热点话题和社会敏感问题等。
因此，县级融媒体作为社会舆情的监视器和公共政策的议题设置者，不仅能参与和影响基层公共政策过程，还能有效提升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能力。
（二）重塑基层服务体系
1.基层新闻和信息服务体系
本地是传播的“根”，新闻是基础的“立”，信息是关键的“兴”。
第一，县级融媒体只有树立本地意识、建立本地思维、提供本地内容、服务本地受众，才能真正成为“有人看”：
的地方融媒体：
以本地内容为主导，融入本土元素、本土文化等；面向本地民众和本地位置推广，采用智能推荐、精准投放等；连接和服务本地受众、本地基层政府，嵌入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市场服务等。
对此，县级融媒体可以向本地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学习经验，集中力量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融媒品牌。
第二，县级融媒体要坚持提供优质的新闻产品和新闻服务，在转载中央、省市媒体重点新闻的同时，致力于挖掘和生产具有吸引力、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的地方新闻，巧用地域资源禀赋更好地满足基层民众对本地新闻的阅读需求。
第三，县级融媒体不应局限于单一的新闻生产，还应思考如何实现“新闻+信息”的跨界融合。
信息是比新闻更大的范畴，也是基层受众日常生活生产中更需要的。
对此，县级融媒体可以打造集新闻推送、政务信息、市场情报、生活资讯等为一体的信息聚合平台，实现人、事、物、地理位置多种信息的融合。
2.基层政务服务体系
以整合政务资源为基点，以参与公共政策为举措，以推动县域中心工作为突破。
首先，构建基层政务信息和政务服务的聚合式一体化平台，集党建、行政、司法等多种政务服务于一体；打造政务直播、媒体问政、政企云服务等多种平台，积极服务政务新媒体的非活跃单位。
实际上，县级融媒体加载上线的政务服务类目越完善、操作越简单，县域用户特别是县域党政干部的黏附性就越强。
其次，与西方媒体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主要扮演竞争性“议程设置”的角色不同，我国媒体在三者互动关系中主要扮演合作型“议程协商”的角色。
因而，县级融媒体应当深度嵌入基层公共政策全过程，成为政策问题的耳目、政策互动的平台、政策解读的窗口、政策反馈的通道、政策执行的鼓号，助力基层实现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
最后，还要融入不同领域的县域中心工作，包括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增强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催生“媒体+政务”的巨大潜能。
3.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打造智慧公共服务平台是核心所在，建立文创产业推动机制是重要手段。
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应该深度嵌入农村信息化工程和智慧社区建设：
构建公共服务大数据基础支撑平台，嵌入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物流等基层重点公共服务；采用“整县推进、村建平台、服务到户、市场运作”模式，让群众享受精准智能、开放共享、公平高效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打造文旅创意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乡村传统工艺品牌；推介文化产业特色村落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带动乡村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组织与新媒体相关的技能和职业培训，例如开展“一村一主播”公益帮扶培训，探索“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方式等，帮扶农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
因此，通过各类便利化的综合服务、分众化的专业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用户的有效连接和高度黏着，从而不断拓展协助基层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治理空间。
4.基层市场服务体系
市场信息要充分，供需关系要匹配，服务对象要落地。
首先，建设融汇产品、市场、技术、资金、人力等多种资源的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媒-政-企-农”多元市场主体的有效连接。
其次，打通基层特色产业与消费者供需关系链，实现基层市场资源匹配，构建基层社区全产业链电子商务云平台，培育基层经济的新增长点。
最后，还可以结合扶贫云和供需大数据画像手段，通过报道-传导、引导-激发、嵌入-搭建、行动-重构四大针对性路径，构建“媒-政-企-农”协同的智能扶贫机制，实现高效精准扶贫。
在新时期，依托县级融媒体搭建的“大平台”，帮助乡镇产业对接“大市场”，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大品牌”，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大山”、让更多农民体验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参与
1.基层社会群众自治
促进基层群众参与社会自治，引导群众参与是基础，融入基层自治是目标。
县级融媒体既要增强群众的“正向公众参与能力”，又要提升党政部门的“逆向公众参与能力”。
“逆向公众参与”指的是党和政府主动去接触群众，并做好、做通群众思想工作。
一方面，县级融媒体要依靠宣传和赋能带动民众参与：
创新传播手段、加大宣传力度，激活基层民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架设基层治理主体间跨越时空边界的智能连接平台，为基层民众提供有序、有效、规范参与的便利渠道，主动对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难题。
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要将自身建设融入基层自治：
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网格内人、事、物的深度连接；建立基层一站式综合自治管理服务平台和基层社会自治实时动态监督反馈平台，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2.基层社会协同治理
实现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基点是连接，核心是协商，支撑是平台。
县级融媒体一是要发挥媒体的勾连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均衡可持续的异质复杂网络协同治理体系，实现群众、党委、政府、社会组织间的强连接。
二是要发挥议程协商的功能，构建多元主体的合理协商机制，引导不同治理主体和谐联动，实现协同治理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是基于媒体深度融合的开放特性，要作为协同治理的开放性平台，持续发挥智能化、信息化的工具作用，不断创新县域社会治理的公共讨论空间，实现基层社会协同共治的可持续推进。
3.基层社会风险防范化解
推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县级融媒体要推动乡村德治，助力矛盾调解。
首先，县级融媒体要承担宣传和引导的功能，从“源头预防”社会矛盾：
嵌入乡村道德奖惩机制和体系，建立“道德银行”“红黑榜”等平台，激发基层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德治的积极性；挖掘乡村真实的好人好事，组织开展最美村医、好儿女、感动人物等评选表彰活动，传播身边的道德模范事迹。
其次，县级融媒体要发挥媒介调节和教化的作用，在“前端化解”民众利益纠纷，创新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推动更多调解力量向前端发力；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教育，实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应，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
再次，县级融媒体要密切关注和协助处置基层社会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做“治未病”的把脉人。
结语
“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如何转化为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强大效能，备受关注。
郡县治，天下安；乡村兴，国家强。
新时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要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现阶段，县级融媒体要重建本地用户连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增强基层社会认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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