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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成功人士的声音三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
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
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
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
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
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
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
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
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
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
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
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
谢谢。
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
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
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
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
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
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
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
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
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
国论二分。
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
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
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
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
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
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
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
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
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
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
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
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
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
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
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
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
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
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
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
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
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
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
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
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
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
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
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
为什么？
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
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
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
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
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
他们的回答是：
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
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
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
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
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
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
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
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
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
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
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
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
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
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
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
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
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
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
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
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
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
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
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
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
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
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
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
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
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
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
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
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
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
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
什么原因呢？
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
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
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
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
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
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
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
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
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
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
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
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
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
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好，有请温教授上场。
请坐。
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
北京。
主持人：
就出生在北京。
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
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
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
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
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
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
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
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
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
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
1968年。
主持人：
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
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
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
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
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
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
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
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
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
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
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
粮食，你还等于要亏。
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
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
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
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
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
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
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
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
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
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
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
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
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
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
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
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
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
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
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
16年。
主持人：
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
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
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
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
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
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
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
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
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
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
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
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
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
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
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
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
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
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
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
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
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
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
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
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
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
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
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
一亿多嘛。
粗算有一亿五吧。
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
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
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
你把他替代到哪去？
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
是不可能的。
就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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