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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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将门出将”的现象依旧绵延不绝。
如秦汉时之李氏将门，先后出名者有李信、李广、李蔡、李当户及李陵等数世，号“李氏世将”7；
周勃、周亚夫两代则皆居西汉大将之位。
在汉代，因陇西等六郡“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良家子弟往往从军而产生将门，如赵充国便因此成为西汉中叶名将，其子赵邛亦追随至中郎将。
与此同时，辛武贤与其子辛庆忌以军功分别至破羌将军、左将军，辛庆忌之诸子也继为将领，“皆有将帅之风”8。
两汉之际的耿弇，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为一时名将，以后其子弟也多为将领，史称：
“三世为将。
”9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门世族把持军权的现象更为突出。
如孙吴之陆氏，自陆逊挂帅之后，其子陆抗继拜大司马、荆州牧，领兵镇守荆州重镇。
陆抗死，其子“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其中陆晏和陆景兄弟官至裨将军、偏将军10。
隋唐时期，军队中继世为将的现象同样非常普遍。
如隋朝名将韩擒虎出身将门，其父居北周大将军之位，韩擒虎之弟韩僧寿亦为隋将，其家族统军者多人，故修史者曰：
“韩擒虎累世将家，威声动俗。
”11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后，其子薛讷继为大将，“后突厥扰河北，武后以讷世将，诏摄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使”。
薛仁贵弟薛楚玉及其子薛嵩、其孙薛平、其重孙薛从，则数世为将12。
中唐名将张守珪一门三世为将，名振河西13；
出身将家的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裨将”。
但自李晟立功成名后，家族数代统军为大将，其子李愬又再为名将14。
至于中唐以后、五代之时，藩镇割据下的世代为将、垄断军职的现象，更屡见不鲜。
如典型的河朔三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之类。
这当然又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极端化现象。
二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已得到学界的认同。
然而，包括“将门”现象在内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却延续下来。
北宋时期，“世为将家”依然为当世军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将门也始终在当时武将群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时间上来看，将门大致可分为宋初开国将领、遗臣故将，和之后历朝成长起来的将帅之家三类；
从地位上看，将门又有高低之别。
以下依据前后顺序，对时间上划定的三类将家分别考察，并就一些典型家族进行必要的剖析。
1、开国将领之家
北宋初的开国将领，或因“翊戴之功”加官晋爵，或因深受信任分据要职，或以善战成为军中将官，从而构成了当时武将群体中的核心力量。
虽然宋太祖随之收夺了功臣大将的兵权，但却保留了包括其在内的开国将领诸多方面的特权，特别是子弟荫补武职、优先迁转的待遇，甚至给予其与皇室联姻的礼遇15，而这一做法为后世嗣君所承袭。
因此，便造就出一批将门之家，绵延数代，几世为将。
宋初的功臣大将，主要有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及赵彦徽诸将16，以及李处耘、韩重赟、罗彦瓌及王彦升等人17。
通过查阅《宋史》诸将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代有关碑传等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张光翰、赵彦徽、罗彦瓌及王彦升四人子嗣情况不详外，其余诸家都有继世为将的记录。
宋初功臣大将中继世为将者以张令铎和韩重赟两家为代表。
其中张令铎在初居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的高位，韩重赟在宋太祖朝曾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要职。
张、韩两人之子，有加官西上閤门使、领绵州刺史，出守西部重镇原州者18；
有长期出任镇、定、高阳马步军都钤辖，成为河北前线有名边将者；
还有官至左屯卫大将军、领遥郡团练使者等19。
宋初功臣将门中三世及以上为将者，以石守信、王审琦和李处耘三家为突出。
石守信是宋太祖建国的主要支持者，曾任三衙最高军职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石守信诸子皆以荫补武职，其中长子保兴历延州路副都部署、及知澶州等，拜棣州防御使。
石保兴之子元孙在宋仁宗朝历殿前都虞候及鄜延副都部署等，加观察使衔，跻身高级将领之列。
石守信另一子保吉，以娶延庆公主的缘故，在宋太宗朝已授节镇。
宋真宗朝，石保吉曾出任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
景德初，宋真宗北上亲征，石保吉又承担护驾重任。
其子从武者，也官至武阶中的诸司使20。
王审琦在宋初任殿前都指挥使，其九子皆以父荫补武职。
长子承衍以驸马身份在宋太宗朝授彰国军节度，先后出知天雄军府、贝冀都部署等职，为河北驻军重要将领。
次子承衎，历知延、代、并州等，“皆兼兵马钤辖”。
王审琦其余诸子，则为西上閤门使以下武官。
王氏第三及第四代后裔中，不乏诸司使及领刺史者21。
李处耘是宋初的枢密副使，曾多次参与用兵。
其次女为宋太宗皇后，诸子皆继世为将，而以继隆、继和兄弟最为出名。
李继隆“以父荫补供奉官”。
宋太宗即位后，历河西行营都部署以及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将帅之职。
景德初，宋真宗赴澶州，李继隆又率军护驾。
史称“公二纪宿卫，四换节旄”，“功臣之号，凡三加焉”22。
李继隆死后，与故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庙室，可见被视为一代最重要的武臣。
李继和长期镇守边陲，在宋真宗朝出任殿前都虞侯，领端州防御使。
李继隆另一弟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
李氏第三代仍继续为将，其中李继隆之子昭亮，“四岁，补东头供奉官”。
历北方前线守将，迁步军及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要职，成为又一代禁军大帅。
李昭亮之子惟贤，历知冀州等，领遥郡团练使。
李继隆从子昭逊，至供备库使23。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宋初功臣诸将不仅本人为当时禁军的重要将领，而且其子弟也因家门背景在武职上获得顺利发展，遂出现了几代为将的现象。
宋初功臣大将之外的开国将领，大致包括入宋后获得节钺者及以下将领，由于他们大多原本官爵不算显赫，与前朝关系相对较浅，因而受到赵宋王朝的重用。
如王全斌、郭守文、尹崇珂、刘廷让、崔彦进、张廷翰、张琼、杨信、曹彬、潘美、党进、马全义、何继筠、李进卿、李汉超、李谦溥、荆罕懦、贺惟忠、李汉琼、刘遇、李怀忠、米信、田重进、刘廷翰及崔翰等等将领。
他们虽在地位及特权上不及功臣，但因不断得到拔擢，加之人数更多，也涌现出很多将门世家，其中既有几代为将者，也有一世多人扬名军旅者，从而在总的影响上也超过功臣之家。
其代表主要有杨信、何继筠、李汉超、李谦溥、王全斌、马全义和曹彬诸家。
杨信在入宋后，历殿前都虞候和都指挥使等要职。
其弟杨嗣，是宋真宗时御辽名将，历定州及镇州路副都部署等，拜保州团练使。
杨信另一弟杨赞，“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资朝著至牧守焉”24。
何继筠在宋初长期驻守棣州，后拜建武军节度。
其子何承矩在宋太宗和真宗朝，长期镇守沧州、雄州等要地，又兼河北缘边安抚使，为当时前线重要守臣。
何承矩诸子也多荫补武职25。
宋初名将李汉超长期镇守关南，授观察使。
其子守恩，少随父从军。
“汉超卒，擢为骁猛军校，累官至陇州刺史、知灵州”。
后遇夏军伏击而死，同时死难者还有其子望之、其弟守忠等26。
由此可窥见李氏将门一斑。
李谦溥在宋初镇守隰州，官至团练使。
其长子允则历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知镇州等，终宁州防御使；
其次子允正先后任鄜延及镇定防区将官等，积官客省使、遥郡团练使27。
宋初大将王全斌曾为征讨后蜀之役的主帅。
其诸子多为武职，其中审钧曾任广州兵马钤辖等。
王审钧之孙凯，在宋仁宗朝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等。
王凯之孙诜，娶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28。
马全义为宋初勇将。
宋太宗时，其子知节以荫补供奉官，年仅十八岁便奉命监彭州兵。
在宋真宗朝，先任鄜延地区统军官，后迁枢密副使和知枢密院事等要职，成为参与大政的武将最高代表29。
据王安石记载：
马知节死，其子洵美“终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另一子之美，“终内殿承制、阁门祗候”。
其孙辈十六人，其中“庆宗今为右班殿直，庆崇今为文思使、知恩州”30，皆为武官。
在上述簪缨世家中，最为突出者还是曹彬家族。
对曹氏一门稍加考察，颇能加深对北宋高级将门的了解。
曹彬出身后周外戚、亲信，但因入宋后表现忠谨谦恭，从而赢得三朝的信赖，先后出任征讨南唐的主帅和雍熙北伐的主力大将，两为枢密使，死后封王，与故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室，可谓极武将之荣。
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
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
据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31记载：
曹彬七子：
璨、珝、玮、玹、玘、珣及琮，惟有玘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又以璨、玮及琮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以父任为供奉官，彬为上将，璨常从行”。
在宋太宗时代，长期为前线守边。
宋真宗朝，曹璨历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
曹玮为宋真宗时西北名将，历知渭州、秦州及鄜延路副都部署等。
天禧中任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军事决策。
后因遭宰相丁谓所忌，改定州都部署等，拜节镇32。
曹琮也有与兄长相同的经历，后在宋仁宗朝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再度成为禁军三衙将帅33。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不少，但已不完整，并且事迹也多不详。
现据史料考证可知，他们中为武臣者有：
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
而真正有事迹可述者主要有仪、僖、偀及修几人。
据记载：
曹仪迁军职至步军都虞候。
景祐初，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34；
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为仪州守将；
曹偀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夏战争中；
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等，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35。
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
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36；
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37。
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38。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
曹佾之子评在宋徽宗朝曾任马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39；
另一子诱至安德军节度使，曾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马步军司公事40。
曹诱之孙湜尚公主，继为武职41。
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军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历任马、步军司主官42；
曹琮之孙诗为驸马，担任武职43。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曚仍为禁军大将44。
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又作曹濛，还有记载作曹矇45。
据宋人王明清云：
“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
玉字生人字；
慈圣光献，昆季也。
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
”46可见曹矇当为曹曚之误。
如作曹曚，便意味曹彬一门为将五代，若作曹濛，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
从曹彬到曹曚数代统军，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2、遗臣故将及其后裔
北宋建国初，前朝遗臣故将虽因不属于赵宋勋臣、亲信，无法得到重用，但因一部分人得以留用，加之原本地位颇高，故不仅其本人在短期内扮演枢相、将帅的角色，而且其后裔中也不乏跻身武将者，这样也形成了一批将门。
如魏仁浦、吴廷祚、符彦卿、韩令坤、慕容延钊、王景、郭从义、武行德、侯益、孙行友、赵晁及折德扆等等，其中以吴廷祚、慕容延钊、侯益及折德扆诸家为突出。
后周枢密使吴廷祚在宋初得到留用。
吴氏共有六子，长子官至定州钤辖；
次子历知成都府等，授西上閤门使；
另一子元扆为驸马，授节镇，在出知潞州时，“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事”。
其余子孙亦多为武臣47。
慕容延钊在宋初迁殿前都点检，曾任荆湘之役主帅。
其弟延忠至磁州刺史；
延卿至虎捷军都指挥使。
其子皆为武官，其中次子德丰长期守延州、灵武等要地，加团练使衔；
其从子德琛，“以延钊荫补供奉官”，曾任并代钤辖。
慕容氏第三代后裔虽继续从武，但地位已降至使臣48。
旧藩镇侯益五子，入宋后中除一人为文官外，其余皆居武职。
其孙辈多为武官，其中侯仁矩在宋初历祁、雄二州刺史，“治军有方略”。
侯仁矩子延广，在宋太宗时出任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以对付李继迁势力，后死于任上。
其子孙仍多为武官49。
折德扆家族既是北宋将门的著名代表，也是旧藩镇和蕃将中的特殊世家。
折氏出身党项族，五代时割据府州50。
宋初，折德扆听命，遂继续留用。
折德扆死后，其家门长期承担镇守府州重任，以防御西夏。
其中折德扆长子御勋、次子御卿还获授节钺，五世孙可适为宋神宗和哲宗朝名将，历泾原副都总管等，迁步军都虞候，拜节镇51。
史称：
“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
”52
3、宋太宗朝以后的各代将门之家
宋太宗朝以后，不断产生的将领队伍，其后嗣因同样获得各方面的特权和机会，这就为其从军为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遂不断孕育出新的将门之家。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在宋太宗朝至北宋末的将领家族中，不少都有继世为将的情况，如杨业、王超、高琼、范廷召、葛霸、呼延赞、丁罕、张凝、曹利用、冯守信、张耆、夏守恩、狄青、赵振、姚兕、种世衡、王珪、宋守约、刘仲武、苗授、和斌及刘延庆等等将家。
像张凝在宋真宗朝至殿前都虞候，其子昭远则先后出任鄜延路兵马都钤辖及步军、马军都虞候等53，可谓两世为三衙管军；
事迹不显的丁罕，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步军都虞候。
其子守德虽无明确官爵记载，但据史称“能世其家”54可知，当继续从武为将。
据王安石所书神道碑反映：
冯守信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其子十三人中，虽多为下级武官，但也有至诸司副使者55。
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死后，其子季孙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等56。
而在他们中尤以杨业、王超、高琼、姚兕及种世衡诸家为突出。
抗辽名将杨业出身将门，入宋后任判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加云州观察使。
杨业战死后，其子弟多迁补军职。
其中长子延昭在宋真宗朝又以河北守将闻名，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及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加莫州防御使。
杨延昭子文广，曾追随范仲淹于对夏前线，又“从狄青南征”。
治平中，迁步军都虞候57。
杨业一门为大将三世，是北宋将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超为宋太宗和真宗朝马步军都虞候，曾任河北前线主帅。
其子德用在宋仁宗朝出为大将，入居枢相。
王德用弟德基，官至延州观察使、鄜延经略使；
德恭，官至蕲州刺史。
“鲁公（王超）之孙二十八，皆以材武闻于时，继登显仕，或遥领州郡，或擢在横班。
”58其中王德用子咸融，官至眉州防御使59；
王德用长子咸熙早卒，生二子，“伯讳泽，以强敏习知民政，累典州郡，终皇城使。
仲讳渊，字巨源，结发为右侍禁、閤门祗候，七迁至皇城使、阁门通事舍人，更历烦使，出权陕州兵马钤辖”。
王渊死，其子孙仍有继续为将者。
宋人评价道：
“观国朝以来将相大臣子孙保有其家室迨数世而不坠门法者，不十数家，而建雄军节度使、鲁国武康王公其一也。
”60
同样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三衙大帅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更为突出。
《宋史·
高琼传》记载高氏有七子。
其中继勋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
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
又据王珪于熙宁时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情况为：
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
继和，崇仪副使；
继伦，西头供奉官；
继密，内殿承制、阁门祗候；
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
继元，东上阁门使、嘉州刺史；
继荀，右侍禁；
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
继顒，左侍禁；
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
继敏，内殿承制；
继昌，西头供奉官。
高琼孙辈情况为：
“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
曾孙辈：
“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
四世孙：
“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
“来孙：
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61。
需说明的是，高琼孙辈以下任职情况，仅为王珪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者也不能显现。
如高琼孙辈中的遵裕是西陲重要守将，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及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等，加团练使；
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
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官东上阁门使、华州观察使等62。
姚兕之父姚宝原为普通武将，战死于定川砦之役。
姚兕在宋神宗朝历鄜延路总管等，累迁东上閤门使、通州团练使。
其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
宋徽宗朝，姚麟迁至殿前都指挥使。
姚兕之子雄、古，也是当时有名的边将。
其中姚雄“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后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
“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
姚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
靖康元年，勒兵勤王，为河东制置使。
姚古之子平仲，早年在西北为将，靖康间以领兵夜劫金营失败而被贬63。
从姚宝算起至姚平仲，姚氏将门在北宋中后期凡四世。
种世衡为宋仁宗朝御夏名将，其子古、谔、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
种古历知镇戎军及环庆路钤辖等；
种谔历鄜延副总管等，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种谊历熙河副将、知兰州等，加保州团练使。
在种氏第三代中，种朴历知河州及安抚洮西沿边公事等，后战死；
种师道“以荫补三班奉职”，历泾原都钤辖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
从童贯讨伐燕京，为都统制。
靖康时，历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及河北、河东宣抚使等，一时成为军中柱石；
种师中至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
靖康之难中，任河东路制置副使，战死沙场64。
元人修史时指出：
自种世衡后，种氏一门“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65。
三
北宋时期，将门的情况已如上所述。
如仅以《宋史》中的武臣列传为线索，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将门出身者在武将群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那么探究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的话，不难发现既有承袭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北宋本身制度和政策的关系。
自秦以降，文官在选任上呈现出日益制度化的趋势，如先后出现的征辟、察举、九品官人法及科举等选官制度虽存在许多弊端，但毕竟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渐发展完备。
而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却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汉开国时的军功爵及唐宋短暂的武举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选举制度。
因此，在选拔、任用武将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特别是世袭制残余）的影响更大。
同时，文官队伍的培养有学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学、国子监及各类官私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文官。
而培养武官的专门学校，却几乎不存在。
这就造成军事才能的培养主要依赖军营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
最后，武将的升迁传统上侧重于实效性的军功以及论资排辈，而较少考虑系统的文化素质及道德标准。
正因为如此，武将之家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子弟生长于军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事活动。
此外，传统上练兵习武还具有浓厚的保密性，甚至于传子不传女，这也使将门获得有利的条件。
于是，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遂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
这便形成将门出将的传统，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响。
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将时所承认：
“将门出将，史有言焉。
”66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
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募兵制度，从军遂更加职业化。
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67组成的军人地位低下，以从军为职业并赡养家庭，也只能以军营为家。
北宋军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又少有其他谋生出路，于是举家从军便成为必然的结果。
而宋统治者从稳定军队和兵源的目的出发，也有意培植军人子弟安心军营。
如宋真宗曾表态：
“朕念取农民以实军伍，盖非良策。
惟军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继世从军，但虑父兄各隶一军，则须分别，以此不敢应募，今可晓谕许隶本军。
”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附和道：
“此辈常从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闻见，又免废农亩而夺耕民，真长久之画也。
”68韩琦在熙宁初也指出：
“诸军多是弟侄子孙以父兄尊属在军，遂愿投本营同活；
或无子孙者，即召本营人为舍婿，冀一身有托。
更有堂从疏属有服外亲充军，后有卑幼补为人员。
”69甚至还将战死者后代编入军中，所谓：
“士死国，赙赏其家，涅其孤儿，使继衣廪。
”70因此，军人、武官子弟深受军旅生活影响，自幼熟悉弓马，武将便成为其传统发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构成了孕育将门的一个重要基础。
现举突出的例证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赞，在宋太祖、太宗两朝成为将官，以勇猛敢战著称。
雍熙四年，呼延赞被宋太宗召见，他“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
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
史称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
‘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呼延赞历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职，加团练使衔。
呼延赞卒，其子必显又被擢为军副都军头71。
可见其家满门从军，具有典型的传统将门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对武将上层又进行了拉拢收买，给予其家族诸多方面的优待。
甚至采取了与其联姻的做法，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
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帅不仅获得了安保富贵的待遇，而且数家与皇室建立了婚娅关系，宋人对此大加赞赏72。
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这一手做法沿袭下来。
由此遂形成拉拢上层武将的一种传统，以后北宋诸帝立武臣女为皇后几乎成为定制73。
在此祖宗之法的庇护下，不仅一批批将领及其家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为其子弟从武为将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如前述李处耘、曹彬及高琼等将门之后，还在外戚身份的支撑下，长期把持禁军将帅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
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
所谓：
“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
”74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
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
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
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
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76，影响很小。
如南宋人所说：
“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
”77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
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
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
“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
期亲，借职；
余属，为下班殿侍。
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78。
有学者指出：
“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
”79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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