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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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2011-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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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谈谈私立大学这个话题。
卓达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座的同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
今天到会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可见同学们关心这个话题。
我本人也参与过创办私立高校，也曾在卓达大学工作过，对私立大学是有感情的。
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大学？
什么是私立大学？
第二，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
第三，目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
大学是干什么的？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
大学就是让人接受知识的地方。
这个回答固然不错。
但学习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就业？
也对，也不对。
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贫困地区，家长含辛茹苦供同学们来读书，当然希望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
但仅仅这样想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从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
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呢？
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
《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21世纪：
视野与行动》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
这两个文件关于“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的界定是这样的：
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乃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具体来说，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
大会还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
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
…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当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
”为了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要充分体现对社会的全面负责。
”应当“通过其智慧才能和道德威望，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教科文章程中所载录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观念。
”“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从而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
简单地说，大学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
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
公民不同于臣民。
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
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
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
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
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
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
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从结构上讲，现代文明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
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诉诸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结构，体现公民社会原则的社会整合结构。
我把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过程称为制度的现代化。
大学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但标题被改为“大学的深层温度”。
文章从结构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
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
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封建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
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
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
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
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
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正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
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
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
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
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
这就是公民社会。
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
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
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如果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就会懂得，我们上大学并不是仅仅为了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也不能只教给学生谋生的本领。
对同学们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成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远大志向，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而谋天下”的宽广胸怀与气魄。
这样，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他（她）都不会忘记作为人、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他（她）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
“大学”如是，那么什么是“私立大学”？
所谓“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它们的区分根据只是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拨款，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或公民、社会组织的捐助、支持，比如卓达大学就是由卓达集团出资办的学校。
在功能和大学对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有些私立大学在成为“公民社会重镇”、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中坚力量方面，干得极为出色。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被并称为日本私学的“双雄”。
早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专门学校。
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叫大隈重信，前一年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大藏大臣的职位。
为了积蓄力量，实现自由民权的政治理想，大隈和自己的追随者决心创办一所“学问独立的学校”。
办学开始时的艰难可以想象。
东京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0个人。
在开学典礼上，学校创办人说：
国家的独立基于其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基于其精神的独立；而精神的独立则有赖于学问的独立。
欲使其国独立者必先使学问独立。
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早稻田大学有意识地把专门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努力培养日本社会中官僚以外的各界领导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政治、舆论、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早大培养的人才灿若星河，忠实地实践了建校初期的思想。
今天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美国前20位最优秀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大概只有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不多的几所是公立。
这充分说明私立大学在创造人类文明、领时代风气之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
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的起点很高。
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
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就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除南开大学外，还有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
张伯苓办南开、陈嘉庚创夏大，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那段并不寻常的年代，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家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年轻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弘扬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方面，中国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让我们来看这样几组反映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
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
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这样一个局面是给人以鼓舞的、令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经历了一段从被迫停办、到恢复、到再发展的曲折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2年下半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史称“院系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私立大学全部被改成了公办。
其中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保留原校名，但经过合并、扩充被改为综合大学。
而原南开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
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作了调整。
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则被撤消校名，各系科并入同地区其它学校。
至此，存在已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私立大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私立大学确实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52年算起，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民间办大学，其间整整空了30年！
这几乎与中国现代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一样长！
我们需要检讨的是：
对于新中国的执政者而言，不能允许私立大学继续存在的根据究竟何在？
院系调整的需要显然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因为，假如执政者认为私立大学的存在仍有必要，则完全可以拿出基于此种认识的、不同的院校调整方案。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应该从新政权的整体建国战略、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需要等多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之。
比如，从整体建国战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尽管从今天的眼光观之，那一代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似乎过于天真，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早期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真诚。
《共同纲领》中鼓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战略的第一步。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讲过，新民主主义只是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
果然，从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私有制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铺天盖地般袭来，私营企业不存在了，变成了“公私合营”，后来则干脆成了“国营”。
能判断私人老板身份的只剩下那可怜巴巴的“定息”。
个体农民不存在了，经过土改刚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被告之集体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几亿农民终于被引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城乡小手工业者不存在了，他们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员。
还有城市商人、小摊贩…统统不存在了。
那么，惟独私人办学能够存在？
！
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正可谓：
国内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不可逆转的真理，大学自然也要归于这个真理的大旗之下。
再如，还要考虑50年代的国际背景。
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冷战局面，确曾给新中国执政者的选择以十分强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平心而论，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美国则代表着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但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却远谈不上愉快。
毛泽东建国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失败，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宿怨与现实利益考量对双方都是一个远较意识形态重要的砝码。
然而，恰在此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形势，美国开始奉行对华“遏制”战略，迫使中国人更紧密地向苏联人靠拢。
越来越多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对各行各业的工作、建设进行指导，从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打上了浓重的苏联烙印。
教育也不例外。
事实上，“院系调整”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仿效苏联的产物。
其结果，不但中国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优良传统，如大学自治（虽然是有限的）、通识教育等也被拦腰斩断，代之以高度计划的、专业划分与人才培养高度专门化了的苏式高等教育体制。
总之，对中国私立大学的胜利围剿，完成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最终垄断。
两次院系调整结束之后，根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分为综合大学、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医药卫生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语言院校、体育院校和少数民族院校等11类，分属高等教育部、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管理。
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上虽几经变动，但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本质从未改变。
这种情形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兴起，才有了变化。
大家知道，1977年起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1977、1978、1979连续三年各大城市、各地考场人满为患，盛况空前。
文革中被撤消、拆散的高等学校逐渐恢复（如中国人民大学），又新建了一批高等学校。
到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704所，在校生总数127.9万人，比1976年翻了一番有余，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70%。
如果使用更严格的历史哲学语言，我则要说：
1978年开始的改革乃是被延误了太长时间的中国现代化的制度重整。
这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一次由于积累了足够的能量而势必产生相当震撼的革命，它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改革设计者最初的预测。
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一例。
曾几何时，人们还在争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私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外国跨国公司的抢占滩头，转瞬之间就把那些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诡辩无情地抛在了一边。
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
全国人代会的表决，出现了反对票，出现了不同声音；区县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已经进入操作程序；党政官员的腐败、权钱交易之风的蔓延迫使执政者自己都开始承认“权力监督”的必要。
传媒也比过去大胆了，活泼了，不再是那么一副冷冰冰、木然呆滞的面孔…。
总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百年来少有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中国制度现代化重组的时代。
这个时代正在呼唤自己的公民社会，正在呼唤与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塑，正在呼唤知识与法制的权威，也正在呼唤中国人曾经拥有、后来又被我们抛弃了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
这就是开放年代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需求。
然而，开放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恰恰表现在这里。
我们看到，除了现存政治与意识形态框架对中国高等学校的制约之外，高等教育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体制严重束缚着中国大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和开放年代高等教育巨大的市场需求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刚才我们谈到，198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接近128万人，这已是截止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国高校在校生的最大规模。
同年中国总人口数是10亿零72万人，我们就打10亿。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把18～22岁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再假设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这样，1981年处于18～22岁这个年龄组的青年人就达7100万（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要多，因为青年人口的比例高于中老年人口比例，而我们算的只是平均值，即该年龄组人口为全部人口的1/14）。
128万比7100万，其结果，198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8%
，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1%，其中，发达国家高达30.3%，发展中国家为5.1%，最不发达的国家则是1.9%。
平心而论，文革后从1978年开始，国家还是下大力气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入，但僧多粥少、缺米下锅的局面仍然无法根本改观。
结果是苦了我们的同学们：
年复一年，一拨又一拨的高中毕业生加入到高考残酷的竞争行列中，以争夺那有限的大学入门证，此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另一方面，国办高等教育又因其国家垄断的本性使然，势必存在机制呆板、臃肿、有效资源潜力挖掘不够甚至资源闲置、造成实际办学成本上升、效益下降的问题。
与所有的垄断行业、垄断部门一样，国办大学一旦缺乏来自同行的挑战，缺乏环境刺激与制度激励，其寻求自身变革的动力就会大幅度衰减。
对中国的国办大学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与开放时代迅速变革中的社会一对照，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加突出，越加不协调，从而越加凸显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与需要。
其实，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包大揽，从国际经验来看，本身就是愚蠢之举。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要使资源配置（这里，我们自然是讲教育资源）合理化，使总剩余（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最大化，从而使配置产生效率，则产品就应由最低成本的生产者提供，而由对产品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消费。
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讲效率的经济。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也是一种不讲合理资源配置、不讲效率的教育。
这对于一个大而且穷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滑稽。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中国青年都有大学上？
除了重整、挖掘公立大学的已有资源外，恢复、重建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传统显然是重要出路。
还应该看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不仅具有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这样的操作意义，而且有重大的价值和战略意义。
从中国改革的全局看，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与箭在弦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召唤中国公民社会的重新启动；而重建中国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再度高扬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这面大旗。
中国私立大学的重新崛起，应该有助于现代大学理念的弘扬。
这听起来虽然显得有些理想化，但联想到中国私立高等教育曾经拥有的光荣传统，作出这样的期望并不过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取得很大成绩。
从数量上看，截止到1999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40所，在校生118万4千人。
同期普通高等学校（也就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1071所，在校生408万5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立高校。
实施“学历教育”的私立大学1999年有37家，如今这个数字大概已经有100多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从生长模式和办学规模看，80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大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从零起步，艰难成长”。
如今很多赫赫有名的民办高校，比如河南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北京中华社会大学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
当年创办这些学校的开创者是一批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他们当中有老教师、退休的学校行政工作者、也有老干部。
没有场地，没有教室，没有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
《中国青年报》曾记载过黄河科技大学创办人胡大白的故事：
1981年冬天，时任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胡大白和其他老师应学校安排外出讲学，晚上住在一间简陋的客房里。
半夜，胡大白突然从胸闷气短中惊醒，她意识到是煤气中毒，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不巧碰翻了一壶在炉子上烧的开水，这使她成立一个重度烧伤面积达30％以上的病人。
胡大白不得不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
三年过去后，民政部门给她送来了残疾证。
几年的病榻生涯没有使胡大白心灰意冷。
她看到，大量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因无人辅导而在考场上败下阵来，所以决定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
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买教具，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
她的女儿和儿子还清楚地记得，那时跟着母亲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每门课才收10元钱。
1985年4月，当河南省自学考试开考的7门课程公布成绩的时候，惊人的结果展示在人们面前：
7门课程前3名共21人，胡大白的学生占了16人；她辅导的217名学生，合格率达90％。
胡大白第一次成了新闻人物。
没有几年的功夫，胡大白就将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办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黄河科技大学。
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如今已改名叫北京城市学院）。
我与“海大”的创始人之一、“海大”常务副校长陈宝瑜教授有过一番长谈，据陈校长讲：
当时开始筹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在公办大学呆了20年，它的弊端看得太清楚了，统得过死，没有活力。
所以才想自己办个民间学校，种块“试验田”，没料到搞起这么个学校如此之难！
首先，为取得合法身份，我们过了三关：
第一关是市委与市政府关，当时北京已有85所公立高校，凭什么还要办新校？
我们就做了个调查，证明这些公办校的毕业生都往“上”走了，而海淀区乡镇企业、集体中小企业的在职职工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全体职工的0.4％！
这样，社会需要填补毕业生“流向”的空白，成为我们说服市政府的理由。
第二关就是钱，没有钱办什么大学？
我们就讲：
钱不用政府操心，我们能想办法。
市府说：
好，只要不向国家要钱，我们就同意你办。
第三关是教育部，办学申请1983年2月份就递上去了，半年多没有音信，原来“上边”的担心是：
民间办学还要有“学历”，根本没有相关的政策条文，更没有先例！
没办法，我们与当时的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商量，决定走“区办校助”的路子，就是以海淀区政府出面，三家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帮助，这样教育部长何东昌才同意“试一试”，于1984年批准搞个“试验性的专科学院”，给了600名专科生指标。
这就是迄今为止“海大”仍是“民办公助”办学格局的由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彻底的民间办学是根本走不通的。
但说是“民办公助”，国家并未给“海大”投一分钱。
第一笔办学经费是从清华一个科研机构借的，5万块钱，因为它有独立账号。
靠这笔钱，我们租了成府小学的几间房子，算是把学校架子撑了起来，那时，每个学生学费每学期50元钱，老师的讲课报酬每节课才2块钱。
由于老师都是从清华、北大、人大请的，讲课质量很高，学校渐渐有了声誉。
除学历教育外，我们也开始搞自考辅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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