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村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复调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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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村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复调结构

论北村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复调结构”

　　摘要　北村的宗教小说跟传统小说不同，其小说多使用内视角叙述，且具有由叙述者和叙述角度的多种变化及关系而构成小说的“复调结构”特点。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两者小说同具有“复调结构”的特点，且这种复调结构都集中反映作家、作品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和精神危机。

不同的是，北村多采用内视角第一人称叙述；陀恩妥耶夫斯基多运用外视角第三人称叙述；北村笔下人物的思想交锋没有陀氏的尖锐。

　　关键词　北村陀思妥耶夫斯基　宗教小说　叙述角度　复调结构

　　一、引言

　　北村干1992年皈依基督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如《施洗的河》、《水土不服》、《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愤怒》和《发烧》、《公路上的灵魂》等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宗教写作成为小说界一个独特的现象。

细读北村小说，发现其跟传统小说不同。

其小说多使用内视角叙述，具有由叙述者和叙述角度的多种变化及关系而构成小说的“多音部”――“复调结构”的特点。

　　小说的叙述视角主要是指小说叙述者的立足点和叙述角度，“是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

并通过这种方式和角度向读者描绘人物、讲述事件、介绍背景等等”。

一部小说一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叙述：

作者、作品主人公、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这就构成了小说不同的叙述人称。

当作者充当叙事者时，他是创作主体，他掌握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他置身于情节之外，从外部把小说的情节内容描述给读者看的，这就构成了非（外）视角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作者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多运用于传统的小说中，须用第三人称：

当作者不出面，而由作品的主人公或其他人物来叙事时，叙述者是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置身于情节故事之中而成了小说情节的构成因素，作家用他们的眼光来观察生活和评判生活，透视世界，这就是内视角的叙述方式，多运用于现代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

　　叙述学上叙述人称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3种类型，但在小说创作中，绝大多数作品采用第一和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的叙述可以使“叙述者与人物合一，就使读者如听当事人侃侃而谈，内容均为叙述者的亲见、亲闻、亲感，故鲜明生动，真切感人。

”但这种叙述由于叙述者受其身份、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其叙述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因此，这种内视角的叙述是一种主观性叙述和有限度的叙述，常常需要多种视角交叉互补灵活变换。

因此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使用更多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第三人称的叙述较为客观，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全视角叙述，但这种叙述使得“叙述者、叙述对象与读者之间总保持最大的距离；相应地，相互间的感应力降到最低值。

”此外，有些作品偶尔也插入第二人称，但这并不代表着叙述者的改变，它往往是为了缩小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表达某种强烈的感情需要而已。

　　二、独特的叙述视角

　　北村是一位能灵活运用两种叙述，且特别擅长使用内视角叙述的作家。

他并没有完全抛的身份来叙述。

他的作品喜欢运用内视角的第一人称。

以“我”的口吻来叙述，又根据需要变换使用第三人称。

这样的叙述视角，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亲切自然。

但由于这种叙述角度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不能无所不在，因而北村常常在一部作品中变换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又换为作品中另一个人物，借他的叙述来补充因“我”的“缺席”而无法叙述的另一部分故事。

如《鸟》、《老木的琴》等无不是如此。

《鸟》中的叙述人是根据故事与人物的亲疏关系而灵活变换的，有时是“我”（主人公康生及其妻子的大学同学），如讲到康生在大学时的公众形象和人际关系及其死后的其他人的“现状”：

有时是张敏（康生的妻子），如叙述康生的死因和经过：

有时是苏林，如叙述他与张敏、康生、小芳等人的故事和感受。

《老木的琴》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听“瞎子”讲老木、小木与琴的故事的。

小说开头：

“那年夏天，我去一个叫江流的小城催一批化肥订单，遇上了一个瞎子。

……他记得那个大人叫老木，小的叫小木……”。

看起来好像是“瞎子”在讲故事，其实“我”是叙述人。

由于小说的最后还是以“我”的角度来交代：

“老瞎子在经理办的一家老人院度过了晚年，他活得很老很老，快一百岁了。

”但在叙述整个“老木与琴”的故事中，叙述人“我”的叙述都是寄寓于“瞎子”之中，借他的感觉和意识来观察感知。

“我”所知道的与“瞎子”一样多。

　　北村的小说大多使用内视角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主线，但并非只单纯地使用这种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称，而是根据情节和表达的需要时常变化。

因此，他的小说既让读者感到真切自然，容易融入小说的情节中与人物情感共哀乐，又能更客观、多角度地丰富叙述对象，扩展小说的信息容量，使小说更具艺术感染力。

　　三、“复调结构”――兼与陀氏比较

　　在叙述视角上，北村小说跟传统小说的叙述不同，他多采用内视角叙述，其叙述者往往不只是作者，还包括作品中的多个人物，并且作品人物的意识不为作家的框架所限和作家具有平等对话的地位和权利。

作品中的人物，既代表了不同的性格个体，也是某种思想和意识的载体和象征。

人物的自我意识之间、人物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展开了广泛、平等的对话和激烈的思想交锋，呈现出多音部合奏的效果，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多音部”结构。

《玛卓的爱情》、《施洗的河》、《鸟》、《老木的琴》、《张生的婚姻》、《伤逝》、《孙权的故事》、《愤怒》等等无不如此。

　　《公路上的灵魂》的题材涉及三次战争、三个国家和三代人，其中的故事由三条公路串联而成。

小说主要通过阿尔伯特、铁山、大卫、约翰和马克等人的故事和论争，从利益动机、意识形态动机和信仰动机的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现代战争的本质、爱情、人性等问题：

大卫、约翰和马克又在基督教的领域上进行一系列的形而上的论争和探讨。

如“灵”与“魂”、“良心”、“信心”等问题，人物之间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形成叙述人、人物、作者之间的多重价值评判关系，出现多重的对话态势和声音。

《发烧》中，“矮子”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是作为旁观者隐藏于文本之外，作者寄寓在“矮子”身上，借他的感觉和意识来观察感知，并展开故事。

小说开头是这样的：

“张草来了。

他在门口使劲儿擂门……矮子只好起床。

”接着的故事叙述都是以“矮子×××”的句式展开的。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一场“SARS”的非常时期，作品中以“矮子”为中心的众多人物，如矮子父母、张草、罗文、陈新衣、董老师、李森、松山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性格个体，具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哲学观、宗教观，有着高低不同的道德操守和人伦评判标准。

北村让他们与“矮子”发生不同的关系，取得与“矮子”平等对话的权利，在小说中形成相对独立又互不相融的多重“声奏”，使读者通过他们的声音倾听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存在”，同时也透露出北村本人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时的矛盾心态和价值评判，增强了小说内在的思想张力。

　　北村笔下的人物，由于处于难以解脱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之中，一般都走向极端的两种结局：

自杀、堕落或信仰、获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多声合奏”之中，北村的小说毕竟有着一种主音，代表着作家的某种评判，如《发烧》中，“矮子”，《施洗的河》中的“传道人”《愤怒》中的李百义等，因此可以说，北村笔下的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没有十分尖锐，多种人物之间的“较量”中终究有人“胜出”。

　　北村小说中的这种由叙事人和叙述角度的多种变化及其关系构成的“多音部”叙事，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称之为：

“复调结构”。

那么，巴赫金用这术语评价的对象：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北村的“复调结构”又有什么异同?

　　俄国文学史上最富有天才、最有个性，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人类灵魂的伟大拷问者”――陀斯妥耶夫斯基。

他一生中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

贫穷\监禁、砍头、流放、负债、疾病等，他对生活抱着几乎绝望的态度，对人世罪恶和人性的黑暗有着深入的洞察和犀利的解剖，他企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又无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理想的虚妄性，体现在作品中，就是这种反映出浓厚的宗教思想和剧烈的矛盾交锋的“复调结构”。

他著名的小说《罪与罚》、《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与北村多采用内视角叙述相比，陀氏则多采用全（外）视角的叙述方式，用第三人称来叙述，这种叙述作者具有“全知全能”特点，跟传统的叙述相比，他特别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

在小说中，作家为人物提供了平等对话和论争的平台，让作品的人物之间、人物的自我意识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展开了广泛、平等的对话和激烈的思想交锋。

他们的多种意识和多种对话、论辩，居于一定的角度来看又都有非常合理的成分，他们每个人、每种思想似乎都代表作家在发表不同的讲话，让读者感觉不到哪一个代表着作家正确的评判，这就使小说呈现出多音部合奏的效果，跟一般作家至少要有一种明确的观点来叙述故事的“单调”样式不同，巴赫金称之为“复调结构”。

如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一父四子，他们性格不同，信仰各异，各代表着不同的人性善恶。

其中阿辽沙和伊凡是亲兄弟。

阿辽沙是笃信宗教的信徒，仁爱精神的化身，是人性善的代表。

他所指引人类的出路是忍耐、顺从。

他幻想在互爱的基础上消除人类苦难，实现人类的团结和谐，获得人类的幸福。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几乎是徒劳的。

伊凡是现实人性的代表，是善与恶的交织体，他身上具有分裂的双重人格。

他集高尚正直与无耻卑鄙，博爱与怨毒于一身。

正是基于对人类的爱和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他从理性上怀疑上帝的存在，拒绝接受上帝创作的世界观，否定灵魂不死的观念，指证宗教的虚弱本质以及尘世痛苦之下天国的虚无缥缈。

从追求完全的人道主义出发，推导出否定上帝，否定一切道德，得出“什么都可以做”的结论。

最后承受不了良心的惩罚而发疯。

小说著名的“宗教大法官”文段，伊凡跟阿辽沙的关于上帝在世间痛苦中的作用的大段辩论，既体现了伊凡的内心分裂和二重人格，又代表着伊凡、阿辽沙等人物和作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激烈的思想交锋。

　　正是因为笔下人物的思想交锋如此尖锐，陀氏独树一帜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分裂和二重人格。

他小说中的人物，如《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梅什金等。

最终都走到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

他始终让人物处于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之中，每个人物自身都充满了各种紧张对立的矛盾冲突，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极强的性格张力。

他运用多种心理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梦境、幻想、直觉等表现人物近于疯狂的复杂心理活动，写出了他的紧张、痛苦、孤独、疲惫，善于通过瞬间心理变化和无意识行为来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

这种复调结构实际集中反映作家的思想矛盾：

一方面，宣扬基督教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无情的事实指证这种理想的虚妄：

一方面尽力控诉现实的丑恶和黑暗。

另一方面又主张阶级调和，劝人放弃斗争，低下头来忍受苦难。

作家通过人物灵魂的搏斗，揭示他眼中的整个人类社会现实的内在本质，并为人类指出了上帝安排的救赎之路。

　　中国学者于鑫在《从（罪与罚）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一文中指出：

“作家想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告诉我们，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是依靠理性和反抗，一切理性都是一种谬误，一切反抗都只会带来更多的罪行，能够给人慰藉和出路的只有宗教。

走向宗教就是走向人民，就是走向精神的复生。

”从这点上看，北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是惊人的相似。

但是，从生死分界点上走过来的陀氏，在把人们引向于基督信仰的同时，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在坚硬的苦难面前而无能为力的尴尬情景之下所做出的精神应对。

这种尴尬于北村而言，更多的是指在中国当代无神语境下书写宗教的种种困境。

　　四、结语

　　在中国当代无神语境下书写宗教，北村需要的不仅仅是像堂吉诃德般的理想和勇气，他还特别需要讲究小说的叙事策略和叙述技巧。

叙述视角方面，北村小说巧妙地运用现代与传统的叙述视角，且多采用内视角第一人称叙述，灵活变换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称。

与北村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多采用全（外）视角第三人称的叙述，但他比传统的叙述更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

两者的作品都带有由叙事人和叙述角度的多种变化及关系而构成的“多音部”――“复调结构”的特点，这种复调结构都集中反映作家、作品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和精神危机。

不同的是，在这种“多声合奏”之中，北村的小说毕竟有着一种主音，代表着作家的某种评判，因此可以说。

北村笔下的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没有陀氏的尖锐，多种人物之间的“较量”中终究有人“胜出”。

其次，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方面，北村没有陀氏那么善于“刻画人的心灵最深处的奥秘”。

　　综上所述，北村的宗教写作，在中国当代无神语境下难免带有“姿态式”之嫌，但也反映出作家难得的严肃和真诚：

他宗教小说的叙述艺术，相对西方艺术大师而言，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稚嫩和缺憾，但都没有影响作家所具有的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