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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此次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及其在各种层次上的具体表现：
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
广大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说，作为社会化的生产，应该首先考虑和满足社会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实际需求，在品种和数量上使生产和需求相一致；
但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资本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的增值与获利，满足社会的需求只是服从于这个前提之下的考虑。
由于获利动机的驱使和竞争的压力，各个单个资本都会尽快地和尽可能地在可以获利的行业或产品上迅速扩大生产和投资，形成某些行业或产品生产超过社会需求的过热和过度扩张，造成生产相对过剩。
同时，金融信用方面的发展，则加剧和掩盖了实际上的生产过剩。
恩格斯在涉及生产过剩和金融业活动的关系时指出：
“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
他考察了19世纪中期英国以广泛开具空头期票为特点的、当时的“金融创新”活动。
在信贷扩大的刺激下，“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活动过度扩大。
可是，虽然营业活动过度扩大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
危机发生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此类似，在“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活动中，房地产投资大大扩张，早已在实际上超出了市场的购买力，形成了相对过剩。
另外，资本的获利不仅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也要取决于成本的大小。
而压缩成本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压低工人和雇员的工资报酬。
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日起，将工人和雇员的工资报酬尽可能地压低到最低限度，就是资本盈利的必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
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这个条件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情况的基本性质依然如此，当然具体表现形式也许有所变化。
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代表的美国经济，依然如此。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收人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形成广大群众消费力的不足，形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
一方面，在生产领域要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和雇员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在销售领域又要尽可能地要求工人和雇员有最大的消费能力。
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反映。
所以，本次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造成的。
二、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几乎总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消费有限和生产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
但它只是根本原因的表现层次之一，而不是根本原因本身。
本次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是美联储提高利率，使得多数以次级贷款购房者无力继续承受增大的还款负担。
对此，一些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把形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看作是收入分配不均等。
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原意。
“因为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切阶级社会、剥削社会的共同现象，为什么危机没有发生在其他社会条件下，而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呢?
这是用收入分配不均等无法说明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等应该是由其更基本的矛盾决定的。
“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派生的现象。
只有抓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能抓住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估价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等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在于，它必须以广大工人群众的贫困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即剩余价值产生和扩大的条件；
但这种条件又反过来限制了它的生存和发展，即动态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条件之间与过程之间的矛盾。
具体说来，资本家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买者，要求尽可能地对工人加强和扩大剥削，使工人的所得越少越好；
另一方面，他作为商品的出售者，又要求工人尽可能有更多的购买力，以便能够实现其剥削的全部剩余价值。
这种基本矛盾还反映在，资本家既要千方百计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扩大资本积累，可是，提高生产力的各种手段的运用，又反过来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提高造成了约束和限制”。
所以，本次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但表现为住房投资和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低收入者支付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从金融领域来说，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问题。
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和理解美国当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仍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由于货币介入经济所造成的交易与支付时空错位而导致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已经包含着买卖脱节的危机的可能性。
他说：
“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
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
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
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
从商品交换角度来说，“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
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
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
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
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
马克思说：
“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
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
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
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但是，到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使商品流通达到了最为发达和最为广泛的程度，在货币这个最早打破交易内在同一性的媒介已经发展为极其壮观的遍布全球的庞大货币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就使马克思所说的使商品经济的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的那一系列关系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具有了太多的造成现实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
比如，跨期交易、异地买卖、网上交易事后付货、国际间订货生产事后付款、分散交易集中付款等等。
金融链条的日益延长，使得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愈益普遍，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无法直接面对危机的预兆，无法意识到危机的迫近和来临。
而危机的现实条件却在逐步积累着。
危机的可能性日益向现实性靠近，最终，危机的爆发在现实条件具备时，便只欠点燃的导火索了。
四、美国金融危机的相对独立性
随着货币信用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时空同一性进一步被分割，交易的时间大大拉长，空间极大扩展，中间环节日益增多，简单商品交换条件下的抽象的危机可能性向着现实性极大地接近。
现代金融创新的发展尽管一方面大大延伸了债务和支付的链条，在时空上延缓、转移和分散了风险，但是却没有根本消除风险和危机，只是将危机积累起来，酝酿着更大、更广泛、更深刻、更猛烈的危机爆发；
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和金融创新工具（分期付款、信用卡预支）人为地造成商品和货币需求在时间结构上的错位，将未来的需求提前兑现，并将风险分散到更广泛的范围，转移到未来的某一时间，使人们无法直观了解风险，从而积累了更大的风险和危机。
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传递过程，正是表明了上述规律。
恩格斯认为，“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
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
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运动的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
他还接着说，“金融市场也是如此。
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
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
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
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
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恩格斯的论述表明，金融领域既有与实际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的性质，又有其相对独立的性质，而这两种性质的方面又是互相作用和影响的。
结合美国此番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这次以、“次贷危机”形式出现的危机，首先是与实际经济密切相关的，是受生产领域所决定和支配的。
“次贷危机”正是以实际经济中的住宅生产相对过剩与多数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不足（收入或购买力较低）的基本矛盾为条件的。
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次贷危机”一爆发便很快演变为以金融债务链条为现实条件的货币金融界的普遍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
最后，金融危机又反作用于实际经济，演变为一场普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实际经济和生产运动对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整个危机的传递也表现出“实际经济（住宅产业）——金融领域（‘次贷危机’）——更普遍的金融危机（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危机）——实际经济（普遍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过程。
一些人将美国此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仅仅看作独立的金融危机，这种看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恩格斯早在100多年以前就说过：
“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
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
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症候而已”。
即便是纯粹的金融危机，恩格斯也主张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确定一些东西。
他说，“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
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而当时在马克思看来：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是将信用和投机活动只是作为危机的催化剂来看的。
尽管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它们不能避免与实质经济危机的联系，在这方面，它们对实质性经济危机能够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五、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特定原因和条件
此番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但是，基本矛盾的爆发必定要借助于一些具体条件和因素，以及一些具体原因反映和表现出来。
对此，这里简单归纳一下。
1.经济自由主义对参与金融活动的经济当事人风险行为的放任自流、不加约束，以及经济当事人在逐利活动中不加自律和严格监管，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外在条件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造成通货膨胀恶果的旗号下，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支配美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的主流观念。
在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下，美国政府极力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包括减少对金融风险行为监管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界的投机活动在金融创新的形式下日趋活跃，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组合的交易十分频繁，房地产次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展起来的。
2.过份迷信金融创新、技术（计量模型、公式）和机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金融活动参与者和投机者无视金融风险，疏于自律的原因之一，其结果促成了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它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活动异常活跃，投资银行纷纷借以大量获利。
由于金融创新借助于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计量模型来对不同的“资产组合包”进行定价，一般金融投资者很难判断其准确与否，只能相信计算技术的可靠性；
由于金融创新机制（高杠杆率、风险分散和转移、评级）大大地延长了金融联系的链条，使金融风险得以分散，使得金融投资者相信金融创新机制的可靠性，误认为风险几乎消失，即便有风险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于是，整个金融界陷入始终可以良好运转，始终可以获利的盲目乐观气氛中。
投资者在这种氛围里不仅完全无视各种风险，而且肆意对金融泡沫推波助澜。
这种情况显然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3.错误的（低息）货币政策是引发此番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立在传统产业转移和新技术基础上的美国经济的阶段性繁荣期逐渐归于结束。
这时，为了推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联储持续采取了低利息率的货币政策，企求维持20世纪90年代将近lO年的经济繁荣势头。
在这种情况下，低利率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增长。
许多低收人者本来是买不起住房的，但是，低利率和次级房贷给他们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能性，导致了住宅买卖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繁荣”景象的刺激下，购房需求被创造出来，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热，房价越来越高，投机者更是纷纷借贷进入，进行投机。
借助于金融创新（房地产借贷的资产证券化、资产重新组合打包、第三方保险和信用升级等手段），发债银行迅速套现，反复快速进行房地产房贷；
投机者不断买进和卖出打包的资产组合，借以迅速获利……。
一级级的投资者和投机者都将其获利最终落在实际的借贷购房者身上。
只要经济继续繁荣，只要购房者仍然保持其原有收入，甚至增加收入，上述过程就会继续下去。
“房地产和经济繁荣”的循环也会继续。
于是，危机的出现与否完全维系于经济的顺利发展和购房者的收入继续维持。
遗憾的是，经济中本来没有那么多的实际购房需求，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有效需求，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次级房贷的出现，以及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创造出来的’’需求。
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方面的、不可靠的“时间游戏”，即将未来的、尚未实现的收入当作现实的、已经实现的收入来加以支出。
这就掩饰了现实中房屋供给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了供求平衡的假象，甚至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
另一方面，压低的利率和虚假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则继续推动相应投资的持续扩张。
于是，在繁荣的假象之下，蕴藏的危机的风险却不断积累，危机爆发的危险越来越大。
马克思在1856年9月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对当时欧洲大陆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发表意见时说到：
“贴现率的提高，不论其原因如何，总是在加速巨额投机活动的崩溃，特别是巴黎的大pawnningshop的崩溃”。
马克思的说法在此番因美国房地产投机浪潮崩溃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再次验证。
难道美联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通过刻意压低利率来创造虚假的房地产需求和投机泡沫后，又在2006年提高利率的举动，不正是导致房地产投机浪潮崩溃并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和导火索吗?
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还嘲讽了当时英国那些因为觉得自己国家和自己的投机资本会在欧洲大陆金融投机浪潮崩溃时幸免于难的人（特别是英国那些银行家）。
马克思以极其鄙视而嘲讽的语气说：
“不列颠的蠢驴们以为，这一次他们那里会跟大陆不同，一切都将是‘健康的’。
针线街的老太太和巴黎的康采恩之间的亲密关系姑且不谈，这些蠢驴忘记了，英国大部分资本贷给了大陆各国，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的‘健康的’过度的发展（今年输出可能达到一亿一千万英镑）是建筑在大陆的‘不健康的’投机上面的……”。
马克思这段话也说明，在资本国际联系密切的条件下，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就会传递到与之相联系的各个方面，谁也无法幸免。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向各国的传递，中国因之而遭受的损失，都证明了马克思深邃洞察力在今天是仍然能够得到验证的。
4.盲目的乐观预期推动了金融泡沫的扩大和风险的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加薪助燃。
上述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离不开盲目乐观情绪的推动。
危机爆发之前，人们过份盲目乐观地看待美国经济的顺利发展，盲目乐观地预期经济会繁荣下去、个人和企业收入会继续增长。
这既导致了对危机发生危险的忽视，也加剧了危机爆发时影响的深刻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此番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其直接原因和条件是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对风险的分散与掩饰，人们心理预期的推波助澜，导火索是美联储从低利率政策向高利率政策的转变。
实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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