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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

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

本文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为了提高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最为主要的是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投资环境。

本文的最后部分为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

FDIhasbeendevelopinginahighspeedinChinasinceChinasopeningtotheworld.Sofar,inFDIinwardstock,Chinaisthenumberon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onlynexttotheUSAintheworld.ButbecauseofChinasunevenopeningpolicyandotherenvironmentalfactors,FDIinChinaappearsobviouslyregionaldifferences.ThisarticlewillexplainthereasonwhyFDIinChinaisregionallopsided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For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inordertoincreaseitsratioofFDIinflow,themostimportantthingi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illbegivenforcentralandwestregiononhowtoattractFDIinthelastpartofthisarticle.

Keywords:

FDI,RegionImbalance,Location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

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

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

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

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

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

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

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

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

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

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

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

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

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

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

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

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

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

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

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

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

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

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

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

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

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

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

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

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

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

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

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

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

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

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

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

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

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

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

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

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

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

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C+a1LnFTR+a2LnPFDI+a3LnPGDP+a4LnWAGE+a5LnSALE

+a6LnROAD+a7LnLAB+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

模型的结果显示：

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WAGE,SALE,FTR,ROAD,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

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１．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

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

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２．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

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

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３．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４．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FDI就会增长0.4%左右。

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５．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

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1以下。

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

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６．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

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

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

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

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

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

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

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

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

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

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