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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中侠女形象初探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初探
郭颖
摘要在唐传奇中,侠女形象首次作为一个群体绽放，成为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
侠女形象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民族融合，社会动乱，文学的历史传承，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作者的主观意识等。
唐代女侠的类型化特点浓厚，可以分为复仇型、义侠型、刺客型和盗侠型几种。
她们性格上敢爱敢恨，个性张扬，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这些侠女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唐传奇侠女形象兴盛原因形象特征
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侠”这一特殊的群体。
《史记•游侠列传》载：
“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
荀悦曰：
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1]而在这个群体中，侠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小说中侠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形象，如谢小娥、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贾人妻等，她们身怀绝技，情深义重，智勇双全，快意恩仇，一改挣脱了传统女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束缚，展示了唐代女性独有的个性与思想。
一、唐传奇中侠女的形象特征
首先说，侠女形象有类型化特点。
唐传奇中的女侠或武艺高超，或才貌双全，或情深意重，或行侠仗义。
从其行为特征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卧薪尝胆、有仇必报的复仇型女侠。
这一类女侠在亲人遇害之后勇敢担负起男子的复仇任务，为亲人报仇雪恨。
但是她们在复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勇敢、果断、执着、智慧又都是不一般的。
如《贾人妻》、《谢小娥》、《崔慎思妻》。
这三则故事很类似，都是女主人公为报仇卧薪尝胆，最终大仇得报的故事。
而《贾人妻》、《崔慎思妻》两篇故事大同小异，都是女子嫁人以男子做掩护，报仇后远走高飞。
《谢小娥》中的谢小娥在父夫遇害之后，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的寻找仇人,经历父亲托梦,自己更名易姓,女扮男装，查访仇人，最后卧薪尝胆,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最后大仇得报。
《贾人妻》中商人的妻子在复仇之前过的完全是正常生人的生活,改嫁后两年后的一天,她终于大仇得报了，于是她便不惜一切的准备离开,甚至为了抛却一切挂念，走了之后又回家狠心地把亲生儿子给杀了，然后远走高飞。
第二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型女侠。
这类人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
如《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寡居后与进士赵中行相慕,同赴扬州。
赵中行的好友李正郎之弟李三十九有个心爱的美妓，但却被其父母强卖给别人。
荆十三娘知道后,仗义相助，不求回报，果敢地帮李夺回所爱,并杀死了嫌贫爱富的女子父母。
此举充分展示了荆十三娘嫉恶如仇的性格。
她的行为是兼有朋友之义与豪侠之气的义侠。
第三类是行为奇幻、武艺高强的刺客型女侠。
如《聂隐娘》和《红线》。
《聂隐娘》中的女主人公聂隐娘手持“宝剑一口”，一年内能飞檐走壁,两年中可刺猿猱虎豹,三年击鹰隼无不中,第四年便可取人首级而无人觉,第五年为民除害行刺一大官,事成还家。
她不但具备一般刺客所具有的侠肝义胆，而且有勇有谋，有远见,深明大义地投靠了仁义的刘昌裔。
而《红线》的故事则是酬报养育之恩的。
红线为主人效力盗取节度使田成嗣床头的金盒以解战乱，她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这些功夫都不是常人能比的，虽然红线的故事中没有刺杀的情节，但是其行为的诡异，却和刺客如出一辙，因此把她归于刺客类是不无根据的。
第四类是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盗侠型女侠。
这一类型的女侠以偷盗行为行侠仗义，济人危难。
如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写一位女侠盗,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盗取宫中宝物,并为搭救无辜受牵连者只身入虎穴。
此种类型还有康骈《潘将军》中的“三环女子”，她取潘将军玉念珠放置慈恩寺塔上,后因老人王超恳求,上塔取珠,归还潘府。
唐代侠女形象也有着共性特征。
第一，浓厚的传奇色彩，鲜明的女性意识。
唐代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她们道术奇特，性格刚强，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如《聂隐娘》，为突出隐娘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作者付予她莫大的神通：
她藏匕首于脑后，用即抽出，而无损伤；她身轻如风，刺鹰隼无不中；她白日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
如此等等。
唐女侠形象也具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
她们敢爱敢恨，个性张扬，大胆执着，洒脱豪迈。
如聂隐娘突然看见磨镜少年来到她家,便毫不犹豫地说:
“此人可与我为夫。
”再如贾人妻,本与王立为路人,但因其“诚意与言,气甚相得”,就立即与王立结合。
又如车中女子，蔑视权贵,真性率直,既敢于窃取宫中之物,又敢于从狱中劫人。
三鬟女子则春日蹴鞠，戏偷玉珠,是那样天真烂漫；将珠完璧归赵,又是如此仗义洒脱。
第二，突出的女性特质。
唐代侠女形象是男人笔下塑造的产物,她们行事的风格、观念、情感、与男性侠客固然有很多共同点,但女侠因其性别上所带来的文化特色,在客观上是有别于男侠形象的。
作者非常注重从女性气质角度来描写女侠形象。
首先体现在侠女的外貌描写上,如写车中女子“容色甚佳”、贾人妻为“美妇人”以及红线行侠前的装扮等等,虽然是很简单的外貌描写，但简洁的语句中却体现女性的气概。
其次体现在性格上，侠女因其具有女性和侠者的双重身份,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更多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韧性,因此,她们的复仇方式大都为尚智型。
例如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复仇时着重表现的是“忍”的气质——女性特有人格魅力。
再次她们的行侠手段同样体现着侠女特有女性特质,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白练缠身”，车中女子则是用绢带救出大牢中的士子吴群，三鬟女子“疾若飞鸟”的轻功。
无论是绢练还是轻功的描写,这些都和女子体态轻盈、心灵手巧的女性特征相一致。
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产生的原因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唐代以前的各种作品里，侠客的形象很多，但是只限于男性，很少有女性。
直到唐代，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侠女从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
首先，从侠女的发展历史来说，北朝以前的妇女基本上见不到以习武为业者，更谈不上在武艺方面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产生女侠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也有抗御敌军的巾帼英雄妇好，反抗暴政的女领袖吕母，迟昭平，替父从军请愿的孝女花木兰等，虽然她们本身并没有精湛的武艺，只是有着满腔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但是她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了侠女的雏形。
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
吕母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中国古代民族女英雄，忠孝节义，以替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闻名天下。
虽然说她们不能是纯粹的侠女，但是其身上的侠女因素也为侠女文学提供现实依据。
而从历史上侠义文学的传承上来说，早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就有越女试剑“一人挡百，百人当万”的传说，以及之后的《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搜神后记》中的《比丘尼》等，也都塑造了武艺高强的女子形象。
这些作品都是以女子作为主人公，情节离奇，具备了侠女的一些因子。
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侠女小说，但是在侠女性格塑造、故事环境渲染、侠义行为与精神等方面都开启了唐代小说的笔路。
唐传奇中的侠女，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也都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其次，唐代侠女传奇是在民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
唐代侠女传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大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唐代南北统一，多民族的大融合为唐代侠女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侠女形象提供了艺术和生活原型。
魏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少数民族女性秉承了尚武之风，妇女长于骑射，精通武艺，这就为侠女的产生做了必要的准备；唐代沿袭北朝遗风，妇女尚武，这就使得侠女产生的条件更加成熟；有尚武女性就会有侠女生成，有侠女就必然会有表现侠女的文学作品产生。
唐代侠女传奇主要以盛唐和中唐为背景，反映中唐社会生活的作品所占比重更大。
唐代女侠传奇多是讲述发生在北部中国的事情，北朝及唐代的民族融合主要是在北方进行的，唐传奇中的女侠也以北部中国作为主要活动舞台，绝大多数是北侠。
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唐代女侠传奇的出现和民族融汇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她们身上折射出妇女在民族融合期形成的特殊品格。
第三，唐代侠女传奇的产生与唐代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关系。
唐朝处于封建社会繁荣、强盛的时代，统治者有较大的自信和力量，实施较开明、开放的政策，故封建礼教没有发展至禁锢人心的地步；另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渗透到唐代社会各个领域中，胡化下的社会妇女地位较高，拘束较少，是中国妇女中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卑贱，她们所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较后代为少，也有较多的自由，因而形成了唐代妇女开朗、奔放、勇敢、活泼的精神面貌，以及独特的行止风格、思想观念。
而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
而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女人出现在文人的文学作品中也成为了必然，文人们认为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身怀绝技，智勇双全，快意恩仇，为国为民。
唐代统治者有鲜卑贵族的血统，北方少数民族女子尚武、婚恋自由的特点，随着唐王朝的建立而渗透到唐代社会各个阶层。
唐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这显示了唐代婚恋所呈现的一种开放自由的状况，而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唐代侠女小说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自由开放的婚恋观。
罗立群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中说,唐代武侠小说中“女侠没有严格的贞操观念,男侠也不是绝对的不接近女色,这种情形与唐代对妇女采取较开放的政策以及社会风气中不存在严格的禁欲观念有关。
”[2]唐代小说中女侠的婚姻大多由自己决定，而不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那些侠女主动争取自己的爱情。
《聂隐娘》“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
‘此人可与我为夫。
’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3]隐娘自由择夫，初次见面就决定嫁给他。
《贾人妻》中的侠女和王立相遇，当晚就成了夫妻。
唐传奇中的贾人妻、荆十三娘都是夫亡再嫁。
侠女的人际交往、婚姻离合及爱憎表现都能从北朝妇女那里找到生活依据。
这一事实表明，民族大融合带来封建礼教束缚相对松弛和两性关系相对放松，使得女性地位上升，女性意识觉醒，在各方面展现自己的风采，而在文学领域也为唐代侠女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提供了生活和艺术原型。
第四，唐代中叶以后，藩镇格局局面愈演愈烈，而百姓深处乱世之中，备受其苦，格外希望出现武艺高强、慷慨仗义的豪侠为自己雪冤报仇。
同时佛老方术盛行，也使侠客们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就是侠义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聂隐娘》和《红线》即反映出藩镇拥兵跋扈及暗杀之风的盛行。
两位女主角各展神术、报效主恩，然后功成身退，显示豪侠之气因此,唐代侠女传奇的产生兴盛跟动乱的社会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五，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产生与道教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为侠女出现提供了精神和文化保证。
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先，神化自己的统治。
道教在唐朝发展到鼎盛状态。
道教中有着大量的神话故事，给文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代侠女的武功和奇术异能直接的传承于道教中的女仙神怪形象。
因为有仙术道法的辅助,唐代侠女由人间性的现实侠女演变为神秘而又超凡入圣。
唐代侠女和一般的侠并不相同,其活动亦不相涉,且多异能奇术,非常人所能知。
道家的神秘法术,如飞檐走壁术、隐身术、易形术和神奇的内功、轻功等神通,给侠义小说带来了充沛元气与无穷魅力,从而使小说所描写的神奇道术和武技,更富有传奇色彩。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唐代侠女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武侠小说史上。
《聂隐娘》故事中就有许多道教的元素。
她能藏匕首于脑中，能白天隐身，能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还能变纸驴为真驴等，这些都是来源于道教中的神秘法术。
同时，道教思想中，不分男女人人平等的思想对唐女侠形象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记载：
“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发生万物”，“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男女无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为父与母乎?
”道家从阴阳调和的观点出发，阐述了男女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
唐传奇《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就写一位侠盗集团的首领,竟然是一个美艳的少女,她统帅着一群男强盗,完全抛弃了对男子的惟命是从。
作为一个女性可以领导男性，而男性还“毕恭毕敬”，可见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女子的地位是可以和男子相提并论的。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以其广泛的精神寄托和信仰来吸引着芸芸众生，现实中处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除了信仰宗教进行救赎，还可以借助文人笔下的英雄侠客实现人生理想，当宗教与文学接轨就出现了女侠身上浓重的宗教意味，道教救世济民思想与女侠行侠仗义相互融合，一脉相承。
道教精神浓厚的聂隐娘，倒向了正义的主子刘昌裔一边，战胜了邪恶的妖魔——妙手空空儿，拯救了主人性命，后来隐娘还用药丸暂救了昌裔之子一命。
红线、亦是如此，以济世救民为己任去仗义行侠。
最后，女侠隐身遁世的结局与佛道清心寡欲，恬淡无为的理念相互契合。
道教则具有崇尚澹泊，追求逍遥，祈慕出世，终得成仙的文化理念。
从女侠们最后的结局来看，诸多女侠的命运殊途同归，都以不知所终作为最后的归途，她们的淡泊无私、自由洒脱、空灵飘渺不能不说与道教清心寡欲，恬淡无为的理念相互契合。
此外，唐传奇中侠女产生也是由作者主观意志决定的。
唐传奇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晚唐，中晚唐的时候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比较黑暗，文人感觉很难找到出路，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阴性文化，中国文人一旦迷茫首先想到的总是女性，女性的在这样的时候似乎总是比男性更强大。
同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入想象虚幻的成分，让柔弱的女子来完成男子所难以完成的重任。
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往往在作品中塑造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寄予自己的审美观，甚至把自己的一些喜好也加于笔下的人物身上，把男子的特征加于女子身上,同时还有人认为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的产生，与士子心灵深处的恋母情结也有关系。
三、唐代侠女传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唐代传奇为后代小说奠下了基础，可说是古代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从传奇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习俗、生活方式与流行思想，所以如果想研究唐代社会史，必不可忽略了传奇。
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
部分高水平的传奇且成为后代著名小说戏剧的蓝本。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唐以前虽出现过越女与李寄这样的女中豪杰,但她们的形象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构成体系。
唐代小说则第一次成功并大量地描写女侠形象,不仅品位高,,数量也颇为可观艺术也十分成熟。
可见,侠女形象成为唐代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并在唐代文学中绽放异彩，在整个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唐人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比以往任何文学样式，都更能自由方便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
《聂隐娘》和《红线》即反映出晚唐时期藩镇拥兵跋扈及暗杀之风的盛行，以及百姓深处乱世之中，备受其苦，格外希望出现武艺高强、慷慨仗义的豪侠为自己雪冤报仇的美好愿望。
而唐人侠女小说中的道教因素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道教盛行的社会状况。
唐人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也给后世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当代作家王小波有几篇著名作品都取材于唐传奇中的侠女，如《红拂夜奔》《寻找无双》等，凌濛初也在“拍案惊奇”里改编过《谢小娥传》。
其次，唐代侠女的许多精神风貌为后代侠女形象的塑造开了先河。
唐代侠女性格刚烈、处乱不惊、机智果断的精神气质成为后代侠女形象内心情感的主流。
例如贾人妻,崔慎思妾身怀绝技,忍辱负重,报了大仇之后,又杀掉亲生儿子以“绝念”,这类女侠形象为后代侠客重英雄侠气而儿女情薄的性格类型开了先河；红线、聂隐娘剑侠之功的描写,为后代女剑侠立下了楷模。
再次,文人还关注不同身份的侠女形象。
红线为女奴,聂隐娘为大将女,车中女子是盗侠、谢小娥是商人之女。
这些侠女身份各异,个性也各有特色。
这种广阔的创作视野,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多样化的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此外，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对戏曲取材的影响似乎更大。
传统戏曲里，有很多取材唐传奇。
如汤显祖“玉茗堂四梦”里的《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分别取材于《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
总而言之，唐代小说中大量女侠形象的产生，是在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这些女侠形象不仅为文学艺术的殿堂增添了一群奇异的女性形象，更蕴含着封建社会深厚的文化特质，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而这些侠女形象首次作为一个群体在文人笔下出现，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并大放异彩，这在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说，唐代小说中的女侠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注释：
[1《史记•游侠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4页.
[2]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3]（唐）裴铏著,周楞伽辑注《传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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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我们即将走出校园的毕业时刻，面对大千世界，虽然有些彷徨，有些茫然，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勇敢迈步前行。
以下面一句话做结尾并与君共勉：
未来不可知，但却是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从论文选题到搜集资料，从写稿到反复修改，期间经历了喜悦、聒噪、痛苦和彷徨，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心情是如此复杂。
如今，伴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稿，复杂的心情烟消云散，自己还略有一点点成就感。
那种感觉就宛如在一场盛大的颁奖晚会上，我在晚会现场看着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上台领奖，自己却始终未能被念到名字，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终于有位嘉宾高喊我的大名，这时我忘记了先前漫长无聊的等待，欣喜万分地走向舞台，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抒发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感想。
这篇毕业论文就是我的舞台，以下的言语便是在舞台上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与感激：
我最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王文才老师。
他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
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王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细致悉心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
正是王老师的无私帮助、热忱鼓励与严格要求，我的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谢谢王老师。
另外，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也都给予了我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尤其是同教研室的景红录老师,董朝刚老师，在此我也同样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要感谢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最后，我要感谢，非常感谢四年的大学生活，感谢我的家人和那些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朋友，他们的支持与情感，是我永远的财富。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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