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四杰都唐诗发展的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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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四杰都唐诗发展的贡献
学士学位论文
题目试论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学生
指导教师
年级
专业汉语言文学
系别中文系
学院文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年1月
试论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摘要：
史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独具美学特质的唐诗始肇时期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的诗群；其诗作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座丰碑。
无论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还是诗体的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唐诗发展风貌。
本文将对初唐四杰诗歌的题材内容、诗体的形式和诗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以明确四杰在唐诗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更好地把握初唐诗歌极其整个诗歌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初唐四杰、时代背景、诗歌风格、艺术贡献
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
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
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
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
“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
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他们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在诗歌的题材、风格、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
一、初唐四杰介绍
卢照邻
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
他一生只作过邓王府的书记，九品的新都县尉这类小官，后来久困长安市井，晚年又身患残疾；却心比天高，渴望做一番“名与日月悬”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歌产生了“有时无命”的悲激不平之气。
最著名的作品是《长安古意》。
骆宾王
骆宾王,曾在道王府供职,做过县主薄,升为侍御史后不久得罪上官入狱。
被贬为临海丞,弃官而去。
后来徐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任府属,兵败后不知所终。
他才气纵横,一身傲骨,却长久不得升迁,又遭幽絷,内心的激愤不平可以想见。
他也写过少量五言律诗,其中《在狱咏蝉》最为工致: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王勃
王勃，是王绩的侄孙。
14岁就应举及第，当过沛王府的修撰，因故被高宗逐出王府。
后任虢州参军，犯死罪，遇赦革职，父亲受牵连贬到交趾。
王勃在渡海省亲时溺水而亡，年仅27岁。
他的诗以五言和绝句为多，也有少量七言。
五律已有一部分合乎规则，其中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最为著名：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杨炯
在“四杰”中，杨炯的诗歌数量最少，成就也较低。
但他用乐府旧题写的一些诗篇，表现渴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的意愿，节奏有力，颇有新意。
《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此诗在工整的对偶和铿锵的音韵中写出慷慨激昂、勇往直前的气势，风格雄浑刚健。
二、特定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远离经济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任何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都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
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无一例外是初唐诗坛那一特殊时期的重要诗群。
他们大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中期以后至武则天期间，大唐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唐太宗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不仅在物质文化上创造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在历经数百年的战争分裂、动荡压抑之后，在精神层面上对整个社会的鼓动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这对四杰一类的士人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个个摩拳擦掌，渴望有所作为。
初唐统治者还总结吸取了隋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门阀制度的崩溃。
科举制度逐渐推行，到武后当权后通过科举或直接从没有背景的士人中拔选、录用官员制度的形成，这对士人的心理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仕途充满自信。
然而，在初唐这只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上很快取得了进展，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却不能迅速跟上初唐政治经济的发展，仍承袭浮艳绮靡的诗风。
不但虞世南、李百药等陈隋旧臣继续在写宫体诗，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也喜欢宫体诗，写的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如《采芙蓉》中就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
而当时，替唐太宗修改文稿、为唐太宗所宠信的上官仪，也是秉承陈隋的遗风，更是以写“绮错婉媚”的宫体诗见长。
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诗人称他的诗为“上官体”。
他的代表作《八咏应制》，津津乐道于浮华侈靡的宫廷生活，除了金玉珠翠的堆砌外，还暗示色情，格调极低。
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这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绮错婉媚的风格和“六对”、“八对”的形式，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和束缚、限制的作用，造成了“诗以极衰”的局面。
然而，物极必反，衰颓到了极点，转机也来了。
魏征、王绩的作品，开始透露了初唐诗风轻变的音讯。
魏征的《述怀》，抒发了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
那种“执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英雄气概，一扫唐初的柔靡格调。
王绩的诗多数写田园生活的闲恬情趣，平淡自然，跟专事雕饰、华靡的时风完全不同。
他那首著名的《野望》写他的隐居生活，开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
王绩以他描写田园景色和闲适生活的诗篇，突破了初唐诗歌以描写宫廷诗为中心的狭窄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而进一步开拓诗歌的题材，转变诗歌的风格、发展诗歌的形式，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的是“初唐四杰”。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四杰》中对四杰概括的十分明确：
“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
”四杰的出身、经历、生活道路也不同于时代的其他文人：
他们虽多出身士族，祖上也曾有过显赫的时候，但随着整个社会门阀制度的衰落，到他们祖父、父亲一辈相继转入消沉，故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他们已属庶族地主阶级。
正因为他们这些特定的出身背景以及与社会的磨擦养成他们与世不融的性格。
他们有着他们这一阶层所特有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有着强烈的仕进愿望，渴望建功立业。
可是，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坦途，仕途蹭蹬，这样更加强化了其行为的反常性，与整个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感，对上流社会更具有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
他们的诗歌观念、诗歌活动形式自然与流行的雕章琢句相左，他们反对游戏之文，要求抒发人生意气。
三、唐初四杰的诗歌风格
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艺术个性。
“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①这是长期以来对初唐文学承传新变的普遍看法。
四杰诗创作也常被误为齐梁余风的继续。
古人有所谓“不脱齐梁之体”，“犹沿六朝遗派”的指责。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贞观诗坛虽然有理论和创作的纠偏改良，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发展根本性质上的改变，艺术上那种尚典丽、重骈偶、研声律的风习一直是主要的美学趋势。
随着宫廷诗人对音律偶对的刻意讲求，“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的表现形式正适合宫廷风尚，加之，上官仪地位显赫，“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构成龙朔年间的一时风气。
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锐意进取，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诗美理想。
杨炯曾描述南朝绮靡轻艳诗风在唐的变本加厉的发展趋势，“尝以龙朔初载，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②“上官体”过分讲求烦琐的雕饰，僵死的对仗，铺陈堆砌，以至于满纸金玉龙凤，朱紫青黄一派珠光宝气的色泽，四处句栉字节的浮词，缺乏昂扬劲健的艺术感发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用“绮错婉媚”的语言形式掩饰主体精神的卑弱空虚。
在诗歌创作上，王勃声称大丈夫要“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
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时步。
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情，日月自安于调下。
”（《山亭思友人亭》），推行“气陵云汉，字挟风霜”（《平台密略赞·文艺》）的美学风格，以使廓清绮碎的文风，“反诸宏博”，（杨炯《王勃集序》）无创新的美学境界。
卢照邻主张“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受清虚，不以繁词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③。
骆宾王则更重视诗中情感的抒发：
“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百忧交轸”（《伤祝阿王明府序》），认为“情蓄自衷，事符则感，形潜以内，迹应斯通”（《上吏部裴侍郎启》）。
四杰诗的风格也是变化多样的，有的朴素清新，有的沉雄壮阔，有的铺张扬厉，有的声色华美，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藻厚，宾王坦易。
”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
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
四杰诗也表现青年志士的英雄怀抱为主导内容，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着生龙活虎的力量和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鸣，而非庸人碌碌的颓丧，因而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拉开了志在廓清“上官体”、“颂体诗”等浮华艳诗风，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
王勃自道：
“若夫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
”（《春月孙学士宅宴序》）④这种不平之气，不同与中唐以后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叹老嗟卑，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
诗歌被他们认为是抒发个人情怀最适宜的形式，向上进取精神及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就形成了“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
这与绮艳夺目而淡薄寡情的宫廷诗相比，显得生气勃勃，使长期以来生气萎绝的诗歌恢复了活力，呈现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龙活虎般腾卓的节奏。
”这鲜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杰提出得“风骨”的精神实质所在。
他们又汲取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从而形成了雄放刚健、柔润美丽两相兼济的总体艺术风格。
如果说齐梁诗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下掩盖着江南弱女贫血的面庞，呈现出一种病态美，那么四杰诗风则如燕赵十八女儿，虽丰姿美艳，却秀色天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矫健可爱。
前人谓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借来比喻四杰诗风最为恰当。
许学夷云：
“四子才力概大，风气复还。
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
”（《诗源辨体》卷十二）四杰的意义就在于开盛唐诗的道路。
此后盛唐时期之李、杜、高、岑等人，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也无论其是否进士出身，最初都是以下层士子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壮大劲健诗美的追求，与四杰是一脉相承的，往往呈现为刚健之力和飞动之势。
无可否认，四杰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南朝诗歌的流风余韵。
譬如讲求骈偶，铺陈辞藻，时有堆垛之嫌，略露板滞之弊，谭元春批评骆宾王诗有时“极滞极拙⑤”，正是这个道理。
有些字句雕琢过分，以至于语义难解，如王勃诗“流水抽奇弄，崩云洒芳牒”，“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就是如此。
但是瑕不掩瑜，他们诗歌语言的主导倾向，却是发展了六朝诗歌绮丽而清新、藻绘而自然的长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浏亮精工、美丽和婉的语言风格，这是在承继中新变和创造。
在这总体语言风格统摄下，所以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语言又各具特色。
五言趋向于偶对精切，疏朗工稳，时有刚健之气；七言则骈偶藻绘，秾艳动荡，流利畅达，和婉可歌。
由于四杰遭受挫折后，缺乏拼搏到底的精神，不如盛唐诗人那样经受着生活得磨难而仍不失昂扬进取得胸襟和乐观开朗的情怀，诗境未免局促，清新有余，深厚不足，缺乏渊灏之气；又以文采与时争胜，对六朝诗弊病认识不足；语言上新创不够，未能将华茂词采提炼到纯熟自然，妙造天成的艺术境界。
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抹杀四杰诗歌的光辉，此后陈子昂的成绩正是在四杰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形成，把四杰创建唐诗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四、对唐诗发展的艺术贡献
我们可以通过“四杰”的具体创作来看它们的丰富内容和艺术水平。
首先，值得一谈的是咏怀诗，它可谓是四杰诗中的一大类。
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是诗人生命中的艺术活动，是诗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呈现。
“四杰”生活在李、唐王朝政权获得巩固并向极盛的顶峰发展的时代。
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其“咏怀”诗中集中体现了自我的情志怀抱。
四杰诗中表达自己不得重用，渴望建功立业，不甘碌碌一生的理想作品不在少数。
卢照邻把自己比作“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穷鱼赋》）的东海巨鳞，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笔下的大鹏，又如他“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瞻言怀贻见外知己》），以及“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里荃兮路阳长”（《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无不体现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的忧怨忧而又显梗慨而多气的情怀：
杨炯在《出塞》、《紫骝马》、《从军行》中一再表示：
“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
”（《出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紫骝马》）⑥：
“宁为百丈夫，胜做一书生。
”（《从军行》），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
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的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实情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哀怨佳丽，但是调子都较低沉，其它作品就不用说了。
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
王勃把自己描绘成“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华饰。
”的莲花。
他坚信，“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香藻凤池。
“（《金莲赋》）。
卢照邻还在《咏史》四首中歌颂了汉朝的季布、朱云、郭泰、郑太四位著名人物。
他称赞季布道：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
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
处身孤目直，遭时坦而平。
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他借季布的“孤且直”来嘲笑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唯唯”的群公，对于季布的“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而由于“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的身世十分羡慕，羡慕他“处身孤目直，遭时坦而平”，表示“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同样，他赞颂了“愿得斩马剑，先斩佞臣头”的朱云，“诸侯不得友，天下不得臣”的郭泰，这些诗与左思的咏史诗相似，借历史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较言之卢诗更显得激昂。
胡震亨有云：
“诗人咏史很难，妙在不憎一语，而情感自深。
”（《唐音葵签》）。
我们再将骆宾王的《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咏怀》等咏怀诗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诗人是淋漓尽致的书写了人生情怀为主题的，渴望为时所用的热情与长期坎坷失望的牢骚，投笔从戎博取军工的幻想与辗转边庭不得升迁的苦恨，豪侠放浪的性格与久遭幽挚的愤懑，错综交织，构成了诗人深沉的咏叹调。
他把自己比拟成稀世的宝剑：
“讵怜冲斗气，犹向匣中鸣”（《和李明府》），表示：
“君恩如果报，龙剑有雌雄。
”（《边城落日》）⑦。
在《狱中书情通简知己》一诗中，他认为自己虽然暂时是东汉赵壹那样不得志的“汉阳穷鸟客”，但终究会成为大展经纶的“梁甫卧龙材”——诸葛亮！
在《畴昔篇》中他自述了身世的悲凉，说是“垂钓甘成白首翁，负薪何处逢知己”。
他还写过一首（《浮槎》序），他这样悲伤的吟道：
似舟飘不定，如梗泛何从？
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
陡怀万乘器，谁为一仙客？
他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也说过：
“穷经不沾用，弹铗欲谁中，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
”这些都为个人的各位打算，应予以批评，但从中也多少看到贤才不得重用的封建社会的政治情况。
在当时那个社会里，他也只有大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在狱咏蝉》）⑧“生死交情异，殷忧岁序阑，空余朝夕鸟，相伴夜嘀寒。
”（《宪台出絷寒夜有怀》）。
在这些滚烫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完美的自我形象，刚直清醒的进步志士的社会黑暗腐恶势力的悲剧性冲突，以及和蓬勃向上的时代同步搏动的脉搏。
因此，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会当一举风尘，翠盖朱轩凌上春。
朝升玉署调天纪，夕憩金闺奉帝纶”，坚信“长卿未达终希达，曲逆长贫岂剩贫？
年年送春应未尽，一旦逢春自有人。
”（王勃《春思赋》）字里行间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精神。
诚然，较之盛唐之音，四杰这些诗所反映社会面还不够深和广，还没有把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刻画出来。
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这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开山之力，功不可没。
由于他们的遭遇，通过自身的阅历，不自觉的描写了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抒发了自己愤慨的感情，这些感情代表了众多的较正直的人士的感情，和人民的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他们的思想态度是积极的，不是回避而是敢于去面对现实。
一旦理想落空，他们也绝不会自轻自贱，而是当歌则歌，想哭就哭，写悲写愁，诉怨诉怒，出于天性，不假矫饰。
即使四杰诗中所见不深广，比起前此齐梁诗和当时“上官体”的作者来却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同阮籍《咏怀诗》以隐约曲折的比兴形式倾泻寓藏在内心深处无由发泄的痛苦愤懑相比，四杰咏怀诗不仅改变了艺术表现方式，少用比兴而多直抒胸臆，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闪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
比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感遇》三十八首中那种沉郁苍凉的调子来，四杰诗高远的理想和报负，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浪漫主义的色彩，大开大落的笔法，与盛唐诗人代表李白非常接近，也早已透露出盛唐之音的消息。
咏怀诗如此，写景诗也是一样的。
四杰的写景诗直接晋宋，把所谓山水派的诗提到了新的阶段。
四杰都是苦命才子，他们的一生都是坎坷不平的，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空怀壮志，报国无门。
因此他们的思想成分是复杂的，除了儒家的用世，还有道家的出世，佛家的寂灭，在他们的作品中，求仙之章和山水田园之什也不少。
其次，山川美景，风云奇色不但为四杰提供了新鲜丰富的创作营养和表现对象，而且是他们陶写胸臆的最好工具。
因而他们“抑天汉而郁挫，临江山而慷慨。
”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也勾勒出了社会生活的多种场面，画面要比宫体诗开阔得多，色彩也丰富得多。
一方面，四杰尽力捕捉、摹写其游历生涯中所见所感的各种景观，绚丽如“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
”，“落芯翻风去，流莺满树来。
”；“蒲夏荷香满，田秋麦气清。
”，“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
”；娴静如“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
”，“钓诸青凫没，村田百鹭翔”。
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各种人生感触，如辞亲别友的乡关之思，羁旅行役的劳顿困苦，投闲致散的优游、放达，惜时伤春的人生惆怅，功名难就的失意悲愤，寄寓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
如王勃的著名的《滕王阁》诗就表现了诗人的极端的惆怅：
滕王高阁临江诸，佩玉鸣莺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溥云，
朱帘暮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白流。
此诗情景交融，以昔日的佩玉鸣莺，讨今日的歌沉舞歇，从而抒发万物是人非的感情。
徐进评此诗曰：
“抚今追昔，抒发景不长，年华易逝，江山不改，景色依旧的感慨。
写得气势奔放，格调雄健，没有其它当今之作的那种消极悲观情绪。
”（《滕王阁诗选》）同时，这首诗并不是一般的抚昔时今，而是在江水长流与帝子不存的对比中，寄托了时光悠悠、人生有尽而物质不灭、宇宙永恒的思想。
意境开阔，气势奔放博大。
可是像他著名的《仲春郊外》、《郊外即事》、《春日还郊》等诗对于事物的歌赞，给人又是另一种感觉，使人领受到诗人对大自然的喜悦和热爱。
他的《对酒春园》写道：
投簪下山阁，携酒对河梁，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
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
自然催一醉，非但阅年光。
还有他的《深湾夜宿》、《泥溪》、《长柳》、《田家三首》等诗，写风景如山水画，可是不止于画画山水而已，而是进一步从写景中烘托出和引发出诗人对于世人的感情。
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西陵峡》）既是写景，又是咏诗和抒情。
这些诗展开了雄奇魂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
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
行作相赠言，风涛无极已。
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
江山若有水，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
此外他的《和石侍御山庄》和一些入道观的诗虽然写景细致，但不如三峡诗幽美。
其《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弯夜宿》相类。
卢照邻的《入秦川界》、《山庄休沐》、《山林休日田家》、《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锺阳驿》所写景致都是美好的。
他在成都写过一首《十五夜观灯》，他描写灯光是：
“溽彩遥兮地，繁光远缀天，接天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他又有《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写田园风光，“莺啼非选树，鱼系不惊纶”，这一切的美景使他感到：
“年华已可乐，高兴复留人。
”《唐诗归》卷一选此诗，并说：
“清润可敌子安，此即其高于骆丞处”。
骆宾王的《秋日山行简梁大官》、《晚憩田家》所写景致也是清新的，他在《送吴七游蜀》诗云：
“夏老兰犹茂，秋深柳尚繁，雾销山望迥，风高夜听喧。
”《春晚从李长史游开道林故山》有句道：
“幽寻极幽壑，春望陟春台，……落蕊翻风去，流莺满树来。
”这样的写景都是美丽逼真的。
在四杰的写景诗中，山川风物，尽收笔底，完全冲破了宫体诗殿苑风光的藩篱。
特别是诗人对自我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强烈关注和执着追求，大大增加了感情的浓度。
这对于在隐逸风气中产生并常常流露出超然世外情趣的晋宋山水诗来说，就是一种发展，一种主题的深化。
其意义不但在于改变了初唐宫廷诗的体物方向，让江山景物取代了帝苑风光，而且在于融情入景，借景抒情，扫荡了穷妍极态地模山范水的写景模式，从而将写景诗引向抒情的健康轨道，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开辟了道路。
但是四杰写景比诸陶谢王孟，还缺乏一种淡雅恬静的韵味，待盛唐王、孟一派的绝句诗作出来，进一步发展四杰写景诗精工明洁晓畅的艺术趋势，进一步将感情融化在景象中，诗情物景妙合无垠又兴象玲珑的唐诗境界就臻于成熟了。
四杰的送别诗亦别具一格，成就卓然。
四杰在他们漫游、为官、从军的生活经历中，朋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奔走聚散也就不可避免，而一旦分手，前途莫测，种种人生阴影难免袭上心头。
于是六朝以来那种“离群托诗以怨”的赠别诗便在四杰手中放出来新的时代光彩。
既是送别，抒写离别者双方的深厚感情，就构成了送别诗的基本情调和要求。
六朝优秀的送别诗，正是比较成功地表现了真实的离别情绪，但如果仅就离别情绪本身而吟咏，则很难在意境上翻新。
四杰突破前人的地方就在于：
写离别不作辛酸语，变凄怆为豪放，完全摆脱了过去送别诗中缠绵的儿女之情，从双方惜别的感情扩大到各自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将进步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以身世遭遇的感慨融入惜别的感情中，从而增加了送别诗的感情容量，刷新了送别诗的艺术境界。
此类诗以王勃写得最好。
在其《送杜少府任之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厥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令人感伤，但它非一般表现哀愁悲伤的送别诗不同，全诗笔力矫健，格调高昂，意气风发，在惜别情中容入了激昂慷慨的英雄气概和奋发进取的乐观精神，体现了奋发有为的时代脉搏，异响惊人，已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云：
“丈夫志在四海，万里犹比邻。
恩爱苟不亏，在远兮日亲。
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
忧思成疾疚，无乃儿女仁！
”王勃在这里浓缩成四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姚鼐评曰：
“（海内寸知己，天涯若比邻，用陈思王《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
”（《唐诗三百首注疏》引）。
喻守真曰：
“读了自有一种至友挚情油然而生，亢爽天真，不作悲酸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
”（《唐诗三百首祥析》）可见此诗不愧为送别诗中的极品。
杨炯所写的诗现存者较少，但所写的离别诗却有几首，其《送临津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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