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黑白世界的人性挣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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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黑白世界的人性挣扎
《南京！
南京！
》：
黑白世界的人性挣扎
70年过去了，30万人当中任何一张脸我们都不记得了，任何一个名字我们都不记得了， 人们只知道30万人在这场屠杀中死了。
我们做这个电影是想让这些脸留在历史上，为30万死难者的每一张脸做传，这是我们朴素的想法。
陆川：
我希望拍一部有尊严的电影
我希望拍一部有尊严的电影。
“死磕”这两个字从头到尾一直跟随我们。
电影《南京！
南京！
》上映在即，陆川在中影集团怀柔基地的混录棚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
访问期间，陆川不得不一次一次回到录音棚里解决各种问题，字幕中一个小小的修改都要打无数个电话请示各级领导。
与此同时，陆川还在不断邀请各路人马来怀柔看片，跟每一个主创打电话协调宣传事宜。
陆川这样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会以“死磕”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细节，直到上映的最后一刻。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1995年吴子牛导演，秦汉、刘若英主演的《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1937》）。
围绕着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的契机，这几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纪录片层出不穷：
加拿大真相纪录制片公司摄制的《张纯如》；美国导演比尔?
古登泰格和丹?
史度曼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罗杰?
斯波第伍德导演，周润发和杨紫琼主演的《黄石的孩子》，美国好莱坞Viridian娱乐公司与江苏文化产业集团合作拍摄的《南京浩劫》。
经过几轮点映，对于《南京！
南京！
》的可看性和口碑，陆川已有了绝对的自信和把握。
目前，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南京大屠杀”如何把习惯轻松的观众拉进影院。
眼下，《南京！
南京！
》面临的最大对手是华谊兄弟投资的《拉贝日记》。
拉贝在《南京！
南京！
》里占的戏份不少，他同时又是《拉贝日记》的主人公。
据有关人士称，《南京！
南京！
》为了比《拉贝日记》提早一周上映，已经考虑放弃在戛纳电影节进行首映。
两部制作规模相当，背景相同，内容互有交叉的电影在同一档期争夺观众，必是一场刺刀见红的厮杀。
南京题材的撞车困局
大众电影：
您对《南京！
南京！
》面临的票房压力和来自《拉贝日记》的票房竞争怎么看？
陆川：
2005年，美国人找我拍南京大屠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合作下去，因为他们剧本是写拉贝的。
剧本很像《辛德勒名单》。
我觉得再做一个《辛德勒名单》没什么意思。
如果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不过拜这次没成功的合作所赐，我接触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我的电脑里有超过200G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从人类战争史上来看，南京大屠杀非常极端。
可是相对于二战犹太人被屠杀的电影，表现南京大屠杀还远远不够。
不过，我对南京大屠杀有一个基本认识，而且南京大屠杀一定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事，而不是美国人或者德国人的事。
大众电影：
在《南京！
南京！
》项目从开始到真正拍的四年时间里，当您每次听到又一个有关南京大屠杀项目启动时，心里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陆川：
其实我不太关注。
其他导演有自由和权利决定他们要拍什么，这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另外我筹备了这么长时间，越准备，我越觉得这事没那么容易。
我心里当时有这种感觉，南京大屠杀的项目不管起多少摊儿，最后能撞线的也就一两个。
其实，从头到尾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事能做成。
开机那天，我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
去年6月15号关机那天晚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了，我痛哭一场。
这个片子弄了这么长时间，虽然很烦，但是我会经常想几年前拍《可可西里》的时候，《可可西里》一共只印了60个拷贝，没有宣传就上映了。
我们拿60个拷贝获得了840万票房，我觉得不丢人。
《南京！
南京！
》有中影集团等六家公司在共同运作，条件比《可可西里》好太多了。
我现在就是拼，拼到上映的那天为止。
至于结果，不管好与不好，我花四年拍了这么一部电影觉得骄傲。
大众电影：
我去年做南京大屠杀题材影片《黄石的孩子》的报道，这部电影拥有顶级导演、制片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演员周润发、杨紫琼加盟。
《黄石的孩子》宣传语是“大爱铸就不朽传奇”。
采访结束以后，《黄石的孩子》制片方的人私下里跟我讲，无论“黄金班底”“南京大屠杀”，还是“大爱”“传奇”，都难于跟现在的电影观众产生共鸣。
这算是个比较近的例子，《南京！
南京！
》也面临同一个问题。
陆川：
我觉得这片子在这个阶段最好不要喊口号，本来这个片子也不是为了喊口号拍的，我只是为中国人的事迹拍的。
中国人不是因为被外国人救了才活着，而是自己抵抗才活到今天。
自己救自己，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拍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
70年过去了，30万人当中任何一张脸我们都不记得了，任何一个名字我们都不记得了，人们只知道30万人在这场屠杀中死了。
我们做这个电影是想让这些脸留在历史上，为30万死难者的每一张脸做传，这是我们朴素的想法。
大众电影：
这次电影中群众演员的肖像令人印象深刻，《南京！
南京！
》用纪录片的拍法完成，这样就造成群众场面很难控制。
陆川：
对。
因为这是我们要的，绝对不允许一个演员一张脸穿帮，我当时六个副导演，就像猎犬一样盯着每一个人的表情。
一个表情不行，立刻下一条换，确实非常较真。
这次在细节上，长达8个半月拍摄过程当中坚持了这个标准。
我希望拍一个有尊严的电影。
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再重新上战场打仗，至少我们这批年轻人第一批做大制作的时候，要拍出这帮年轻人的尊严来。
我会把这事提到这个高度上来说，我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人，老板给你的钱不能瞎花，确实做出来能让大家放心，别人才能再给你机会。
我们有机会了，可能更多的年轻导演就有机会了，更多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就有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要拿出新的标准，不能拿自己当小孩。
“死磕”这两个字从头到尾一直跟随我们。
南京大屠杀是两个民族的灾难
大众电影：
日本屠城庆功那段严整、肃穆和气势非凡的舞蹈引起了很多争议，在中国这么做也许不是一件讨好的事。
陆川：
几十年来，咱们拍有关日本人的电影，都是自说自话的拍，没有真正的睁开眼看看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在想象里面口传心授。
丑化对手并不能证明自己强大。
我拍《南京！
南京！
》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正面、客观的反映70年前的事情。
凡是战争，到最后一定变成两个民族的灾难，任何世界上的战争都是这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参与双方的灾难，而不是哪一方的灾难。
我基于这个想法，我想把电影拍得公正客观，只有这种公正客观的东西才能够走的更远，才能真正有机会影响到日本人，影响到世界各国的人。
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是出不了国门的。
我们老说要“走出去”。
“走出去”并不是强制灌输自己观点，而是要输出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理念，输出更高的一种关注和情怀。
大众电影：
您怎么理解像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
陆川：
拍《南京！
南京！
》确实让我对屠杀和战争有了新的看法。
我是生在这片土地上，受这片土地的教育长大。
一直以来，我们理解中的南京大屠杀，是由成千上万个惨不忍睹的个案组成的。
南京大屠杀凝结了两个国家的血海深仇。
造成这场违背人性的大屠杀的核心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痛恨，或者说日本人骨子里面对中国文化的仇恨。
刚一开始看资料的时候，我会特别激动和愤怒。
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视野的开阔，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整个前因后果的梳理，我突然发现南京大屠杀有着更大的普适价值。
大众电影：
与南京大屠杀惨烈程度相近的灾难并不多见。
陆川：
错了，这种级别的灾难其实挺多的。
我举一个例子，德国有一个城市叫德雷斯顿。
二战尾声，德国已经穷途末路。
一天晚上，英国先后出动了两个批次战斗机。
第一批是250多架，第二批是530多架，前后加起来800多架战斗机对城市进行轰炸。
德雷斯顿城里面有许多艺术宫殿，住的大部分是平民。
英国飞机轰炸的时候全部用的燃油弹。
英国炸完一遍，美国又出动了500多飞机继续炸。
几拨轰炸过后，全城一片火海，几乎被夷为平地。
战斗机的驾驶员对着向河对岸逃跑的平民扫射，一晚上有16万人被烧死或者被打死。
像这样的事情，我能跟你说出很多。
人们为什么觉得南京大屠杀最特别呢？
是因为人们记住了很多像刺刀挑孕妇肚子的血腥细节。
但从总量上来说，百分之多少的人是以这种方式杀的？
真正的屠杀是成批的，工业化的，像电影那种处理方式杀掉的。
这种冰冷刺骨的，成批的灭绝性的，才真是符合战争规律的屠杀。
大众电影：
成批的俘虏坐成一片，日本人用竹竿在人群中隔出一条线，竹竿前面的人站起来，走到30米以外被枪决，然后再划线，再枪决一批。
陆川：
后来没有人敢站起来了。
残忍的细节观众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拍了，拍了就又成喊口号了。
拍着拍着，我就发现，如果像陆剑雄（刘烨饰演）这么醒目的人还能从城里逃掉，要么是我对观众智力的侮辱，要么是我对自己的侮辱。
当时，日本人像过筛子一样抓青壮年，见面就是一枪，根本不可能逃走。
大众电影：
刘烨是一个明星。
陆剑雄死得这么早，对影片的商业价值会有一定影响。
陆川：
现场确实给了我太多的东西。
一开始，我想先按照剧本拍，其它的先不动。
后来，等我们先把现场和人物做到了逼真的程度，场景就开始反过来拷问剧本了。
有时候现场会让人有灵魂附体的感觉。
两千多群众演员向我冲来的时候，我不寒而栗。
原来指挥官也是可以跑掉的，这个当场我就拍板的，指挥官不可能跑，历史上就是很多指挥官被踩死在挹江门。
我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的软弱，影响整个戏的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片不是写出来的，是现场干出来的。
一件棉袍的三十个标准
大众电影：
现场的逼真感给了《南京！
南京！
》许多意想不到的灵感，那么您如何呈现、坚持这种逼真感的？
陆川：
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神奇般地遇到了一个大哥，他的名字叫樊建川。
樊建川是抗战文物收藏家，在四川安仁，他自筹资金建了一个博物馆镇。
一个镇子里，全是各种各样的抗战文物博物馆。
我打电话给他。
他一接我的电话，第一句话说的是：
“陆川，我也在找你。
”后来，樊建川把他的仓库打开了，让我像虫子一样随便啃他的资料。
仓库里有日本人的日记，一本一本放在那儿，上面有他们的作战图。
因为他们的日记里有很多汉字，你会读懂一些。
樊建川收藏的许多文物，给了我们许多枪械真实、最基础的样子，有了它们，我们才能一比一的仿制。
电影中甚至用了一些像水瓶、水壶等不易磨损的文物。
大众电影：
黑白片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吗？
陆川：
这种差别，观众看不出来，但演员能看出来。
演员有感觉，观众就有感觉。
我最终要的不是衣服真不真，而是观众看这个演员真不真。
我这一切都给做到最真。
我不能说一切都弄得不真，让演员凭感觉“裸奔”着演戏，这对演员要求太高了。
我要在八千多万的预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给演员一个绝对真实的环境。
除此以外，皮靴、腰带、皮具、子弹盒，全部都是做的，完全按照日本陆军的书、图片，还有一些文物复制的，做旧之后根本看不出来，绝对是“高仿”级别。
其中两千件难民服装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在此之前，我们也从长影、北影租了些服装，但是后来，我们自己还做了两千套。
那些租来的服装在我们做的服装里，像沙子一样碍眼，看着难受。
那些借来的衣服特别薄，省工省料，我们做出来的衣服里的棉花的褶皱是堆着的。
那时候人穿的衣服跟现在人不一样。
我要我的服装师和美术师做出那个时代的陌生感。
一开始做得都不像，我就要求美术部门重新读图，重新分析图到底怎么回事。
一件棉袍，至少有三四十个特别细致的参数：
肩膀溜到什么程度，袖子长多少，袖子是瘦的还是宽的，棉花在底下堆成什么形状，下摆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一件棉袍是一个值钱的家当，夏天可以拿出来晒的，冬天没钱了可以当了换钱。
给刘烨做一件棉袍，费老鼻子劲了，前后半年一遍一遍地试。
我们判断是否像就一个标准，是要像旧照片一样。
等刘烨的定装照一出来，真是像极了。
这次群众演员的造型也非常成功。
那两千件衣服没白做，所有穿上衣服造完型的群众演员，像极了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造型一点也不比明星差。
大众电影：
您为什么执著于这些普通观众很难看出来的细节？
陆川：
我觉得抠细节的时候心里踏实，其实我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觉得一个细节照顾不到，整个电影就完了。
实际情况肯定不至于这样，但我心里一直很焦虑，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病态的，但是确实很焦虑。
我在当兵之初就开始看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做一个中国电影的爱好者，后来变成一个电影的创作者。
我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打动你我的东西。
有机会做的时候，我会逼自己想出无穷无尽的招数去逼近真实。
可能对观众来说，多一点少一点不是那么重要，可是这些真实对我来说极度重要。
我好像在跟自己较劲，就要这一瞬间的真实。
范伟：
我为影片提供了父亲和丈夫的经验
在《南京！
南京!
》里，唐先生是“冰冷的电影里的一抹亮色和一抹暖色”。
范伟在电影《南京！
南京！
》中扮演拉贝的翻译唐先生。
这个角色前半段是个汉奸，后半段是个英雄。
唐先生这个角色让看惯范伟喜剧表演的观众有些意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忐忑不安。
唐先生懂两门外语，算是范伟演过的角色中学问最大的。
可是唐先生虽然书读得多，在为人处世上却极其天真。
在日本军队屠城的当口，唐先生竟然把自己的全家都接回南京，认为家人只有跟着自己才安全，只要跟着拉贝，这场战争就与自己无关。
唐先生为了保护小家的安全，对日军抱有幻想，出卖了拉贝保护区内藏有国民党伤兵的秘密，换来一纸协议。
结果在经历太太被抓、女儿被扔到楼下、小姨做了慰安妇等一系列打击之后，终于醒悟，把活下来的机会让给了太太和同事。
唐先生被枪决之前，对不懂中文的日本兵说了两次：
“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
成为唐先生
2007年初，陆川找到范伟演《南京！
南京！
》里的营长。
范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陆川会找自己演一个军人。
陆川说范伟看着像那个年代的军人。
范伟笑着说，自己演农民还差不多。
陆川说：
“您别忘了，那个时候当兵的都是农民。
”后来，两个人聊起范伟的腰伤。
范伟一弯腰：
“只能弯成这样，趴不下来。
”得知这个营长要跟着刘烨上蹿下跳，与日本兵进行巷战，范伟说自己肯定不行。
后来，随着剧本的修改，营长这个人物就慢慢消失了。
放弃了营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范伟又接到了陆川的电话。
陆川说上次和他见面之后，他意外地发现，生活中的范伟跟屏幕上的他，性格反差很大。
范伟生活中的性格，跟剧本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唐先生很像。
起初，范伟以为陆川在说客气话。
出于礼貌，他还是让陆川把唐先生的人物小传传过来。
看完唐先生的人物小传之后，范伟就不由的感慨，陆川看得真挺准的：
“他看到我内心很柔弱、很细致的那一面。
”
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抉择
在《南京！
南京!
》里，唐先生是“冰冷的电影里的一抹亮色和一抹暖色”。
在范伟看来，演好唐先生的关键，是把唐先生从一个知识分子，还原成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
从父亲和丈夫的身份出发来演绎角色，唐先生才会有生命力。
后来，陆川就加进了唐先生和孩子疯玩那场戏，还有讨好老婆的细腻感觉。
当时南京全城都沉浸在恐怖之中，老婆急得摔摔打打起来，唐先生还能贴在老婆身边说出“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哪张床”之类的玩笑话。
这些情节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的环境，特别能表达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的温情。
范伟这样分析，唐先生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的责任很多。
他认为只有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他们才能安全。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唐先生家的条件还比较优越。
别人都露宿街头，他们还可以在阁楼上打麻将。
唐先生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着想，作为一个翻译，他深知沟通的重要性，将来家人出去见日本人，不能因为不会日语而被“误杀”，所以学日语，先要学问好。
家人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唐先生背着孩子，拿着小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大家日语“朋友”的发音。
尽管这个场景很滑稽，但这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最正常的逻辑。
日本人把唐先生的孩子扔出窗外那场戏，这个情节原本是把孩子踢死，但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不能真的踢孩子。
为了追求节奏的突然改变，范伟和大家设计了这样一个细节：
唐先生的孩子不知道日本人可怕，日本兵来了，她竟然用小手去打了日本兵。
日本兵一把抓过唐先生的女儿扔出窗户，把唐先生的协议扔在一旁。
陆川跟范伟说：
“这时候唐先生没有别的角色，就是个父亲。
咱就想想，要是咱孩子被扔下去会怎么样呢？
”实拍的时候，范伟眼前并没有真的小孩。
不过，他所表现出来的爆发力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
范伟对着镜头哭得撕心裂肺，顾不得窗户上的金属门插，拼命拍着窗户。
一条拍下来，范伟的手已经拍得血肉模糊。
那场戏让范伟记忆犹新：
“我一想我闺女要是被扔下楼去，我就得这样！
”
同样是生离死别，丈夫与父亲的处理方式又截然不同。
范伟与秦岚告别那场戏，秦岚哭得一塌糊涂，而他自己却一滴眼泪没掉，还许诺把下个月的薪水像往常一样交给妻子。
这是属于一个丈夫的告别。
与妻子告别之后，便是唐先生被枪决的镜头。
那场戏其实只有两个镜头。
第一天环境不好，陆川先不拍了，让范伟先沉淀一下，自己要把环境再布置一下。
一开始，范伟还有点着急，后来，他却庆幸这个选择。
因为第一天要拍，就不会有后边那么好的效果。
许多丰富的细节，全靠当时现场的激发。
第二天范伟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场面跟第一天完全不一样了。
在唐先生被枪决的地方，已经被种满了蒿草，显得格外凄凉。
唐先生的台词还是跟第一天一样：
我的太太怀孕了。
然后走开了。
走戏的时候，范伟突然觉得一句不够。
他跟陆川说，要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
一种方法是照原来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范伟跟日本兵说：
我的太太怀孕了。
走开之后掉头回来，再说一次：
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思路被打开以后，范伟还为唐先生想出了许多丰富的细节，比如唐先生不吸烟，后来日本人给了他烟之后，他狂吸了两口，显示出中国文人的硬气。
一般枪决的时候把黑布蒙上，唐先生却说不要蒙，而且把眼镜给戴上。
回忆起这个细节，范伟显得十分兴奋：
“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枪毙我，然后我还跟你说一句，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我把中国人的种带出去了，我让我媳妇把中国人的希望带出去了！
”
拍唐先生被枪毙的时候，范伟需要一个中枪后倒地的镜头。
范伟本来就有腰伤，拍这个镜头时，陆川十分担心。
可是，范伟自有一套自己的表演绝招，开拍之际，他没有排练。
拍戏的时候，范伟身上埋着炸点。
炸点一响，范伟“咣”地一声倒在地上。
开拍之前他还在担心他的腰会被震伤，可是一开机，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后来，副导演告诉范伟，在拍摄之前，他们已经做过很多试验。
这个动作很难，需要人在中枪后人直直的倒地，别说普通演员，就算是武行出身的演员，在倒地的一瞬间，总会下意识地较一下劲。
范伟能够这么顺利地演完，让他们十分意外。
唐先生被枪毙以后，范伟和陆川为了突出凄凉的感觉，还设计了唐先生的鼻涕流出来的细节。
从《南京！
南京！
》建立的信心
演出《南京！
南京!
》对范伟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
他几乎从来没有在一个剧组呆过这么长时间。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剧组的生活就是黑白颠倒地赶戏。
他很少有时间，能把角色塑造得如此极致。
范伟在《南京！
南京！
》的亲身经历，让他建立了一种信心，在当今的剧组环境中，只要肯花时间和功夫，一样能能塑造出优秀的角色。
范伟第一次在怀柔看片的时候，陆川正在外面忙着招呼其他客人。
看片期间，范伟不知道，陆川其实早就进来了，悄悄地坐在后面看自己。
范伟看片子以后，被深深震撼，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后来，陆川对范伟说：
这个戏从原来六个小时剪到两个多小时，每个主角的戏都剪了许多，你的戏份剪成这样，你没当着我的面，还在鼓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范伟在大银幕的形象很正，在《看车人的七月》中，他是拿板砖拍流氓脑袋的看车人老黑，在《芳香之旅》中，他是毛主席接见过的工人劳模。
但是在小荧屏上，范伟形象又很诙谐，他与赵本山的多次合作强化了这一印象。
观众们见面就喊范伟“药匣子”和“谢谢啊”。
对于范伟这次在《南京！
南京！
》里扮演唐先生这个角色，范伟认为，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什么“转型”。
喜剧人物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耍宝，一定是别人看着他可乐。
正剧人物也一定有他的弱点。
无论正剧还是喜剧，范伟都会为人物找到合理的入口，让观众看起来自然、舒服，不生硬。
彩色胶片的黑白冒险
因为没有批量的影片去养这个行业，使得每部战争片都要自己做试验，很多现成的经验没有传承下来。
决定把《南京！
南京！
》拍成黑白片，是陆川和摄影师曹郁去四川建川抗战博物馆的抗日战俘馆后决定的。
一进抗俘馆大门，两个人立刻被里面的巨幅照片震撼。
那些照片多是战俘被执行死刑以前的样子。
那些人的脸，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
有些人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国民党军服，但透着一股洋派。
战俘们脸上所呈现的精神感和文化感，让陆川和曹郁觉得，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一定是属于黑白，不需要彩色元素的干扰。
技术进步带来的复古难题
在陆川和曹郁定下《南京！
南京！
》用黑白胶片拍摄的一瞬间，各种“不可能”和“第一次”接踵而来。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彩色胶片上拍出黑白的效果。
这种困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黑白照片比彩色照片更贵的道理。
同黑白胶卷一样，由于现在针对黑白胶片的工艺已经很少用到，很多设备根本不支持黑白胶片。
如果强行拍摄，在洗印时，会遇到各种偏色问题。
在拍摄的过程中，许多特技需要演员站在一块大蓝布或者绿布前表演，之后再把演员从背景中“抠”出来。
这就决定许多镜头不能直接用黑白胶片拍摄。
一个黑白拷贝要比一个彩色拷贝贵两万元，如果发行700个拷贝，制片方就要多花1400万元。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南京！
南京！
》变成了一部用彩色胶片拍摄的黑白电影。
除了工艺上的难度，陆川和曹郁还面临意识上的考验。
如何处理黑白影像效果，对第一次接触黑白片摄影的曹郁来说，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在刚开始的技术实验中，曹郁先拍了很多次试片。
光是把彩色转换成黑白的试验，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彩色的胶片转换黑白的时候会出现偏色，而且偏出来的颜色不仅不规律，还没法预测，按工艺的原理，这种偏色几乎是不能避免的。
曹郁解释，出现这种效果的原因不是没做好，而是“人家工艺系统没这个设计”。
他举例，比如用彩色胶片拍完以后，进入电脑，把它变为黑白的，再输回去。
在进电脑、出电脑的过程中，也能产生一个黑白的影像，但跟胶片本身又不匹配了。
为此曹郁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还找到了设计这套系统的工程师本人。
工程师来了一看，直接告诉他们不可能。
这使陆川和曹郁一度绝望。
但是，心中拍出一部最好电影的欲望和决心，让他们决定一定要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查了很多资料，还获得过柯达公司的帮助，最后用电子加化学的土办法，“非正规的”调整出彩色转黑白的效果。
如果说技术上的难度一度令人绝望，黑白影像对人磨炼则更加漫长。
从2007年2月开始，电影开拍前8个月，曹郁和他的摄影团队就开始做大规模的测试。
在《南京！
南京！
》的拍摄过程中，曹郁完全使用纪录片的方法拍摄。
这种“纪录”的手法，也是在试验人物造型时找到的感觉。
在给日本演员定装的时候，摄影机是放在三角架上的。
曹郁感觉不好，后来安了一个肩扛的架子。
摄影机逼近了人脸拍，感觉就全对了。
纪录的拍法对现场的要求很高，他之所以敢用这种拍法，完全在于，拍摄之前，镜头里的所有影像都是经过多次精确试验。
《南京！
南京！
》是一部“内紧外松”的电影。
《南京！
南京！
》里所有的大场面是没办法打灯光的，必须用自然光。
日本人庆功的舞蹈，人皮肤上闪亮的高光，全是自然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曹郁说如果拍戏那天，恰巧不是晴天，全组人都要等着，一天就要消耗好几万元。
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导演的支持，摄影是很难实现的。
比如拍教堂那场戏，每天只有早上10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光是合适的。
于是，那几天每天真的只拍三个小时。
最终，那场戏里的每一个镜头里的光束都是最漂亮的。
在每场戏拍摄之前，曹郁会在美术的配合下，先把每一个场景用的色调，在电脑上都模拟出来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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