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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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一、原始农业概况
三、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仍很缓慢。
虽然峡区内各县大多留下了户口和田亩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实际数目出入太大，仍然不宜依此来当时的土地开垦状况。
即以巴东县而论，据明嘉靖《归州志》和清同治《巴东县志》记载（见下表），从成化八年开始，到万历二十年止，该县户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从嘉靖十年（153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五十年间的户数和从嘉靖二十年到万历十年四十年间的口数，竟然几乎完全相同，这显然极为不合情理。
古代的户口、田亩数字，本是完纳赋役的依据，并不能反映人口和土地开垦的真实情况。
就三峡地区而言，嘉靖二十年编纂的《云阳县志》中对此就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户口息耗，互有乘除。
邑自嘉靖戊子（嘉靖七年），旱疫殍亡，不可胜计。
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法。
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人一而名称三四。
凡遇庸调，验丁科差，唯检虚名，不按实迹。
故有一人而承一户之役，以一年而责数年之输者。
是无怪其富者竭产而贫，贫者负欠而逃矣。
”①这是虚报人头，以少充多。
与此相反，还有大量隐漏现象。
如明嘉靖时巴东县境内就有许多不入户籍的土地开垦者②。
事实上，终有明一代，巴东县的“鱼鳞户口之册”竟完全是徒具虚名③。
总之，还是定性的描述要更为有用一些。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初编定户籍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户口凋敝”的现象④。
但这不等于人口减耗或者外流。
从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很可能是因荒歉为躲避赋役脱离原隶户籍而逃入当地深山。
从总体上看，这种行为起码不会峡区农业开发的进程。
大致在明嘉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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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②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③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田地》。
④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前后，三峡地区开始大量迁入外来人口，从而加速了当地的土地垦殖。
如嘉靖三十年编纂的《巴东县志》谓“巴地旷远，深山大泽，居民鲜少。
近年山地垦辟，流徙日聚”①。
又嘉靖《云阳县志》云，云阳地界也是普遍“招集流民，合并以耕”②。
事实上这种移民开发活动由来已久，因为在此之前当地就被称作是“四方杂居”③。
嘉靖中期前后出现的移民活动，只是明显增大了移民数量而已。
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三峡东西两侧的楚蜀两地。
迁入的原因，则主要是年荒岁歉，贫民无以为生，才被迫流移于此④。
外来移民的增加，明显促进了峡区的农业开发，以至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无土不垦的“童山”⑤。
然而相对于峡区广袤的崇山密林来说，土地开垦毕竟还很有限。
特别是许多外来移民，往往“去留无常”⑥，并不稳定，还要有一个土著化的过程。
明代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进步，是��耕在山地垦殖中已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反映这一进步的主要标志有两项：
一是“刀耕火种”已不是峡区山地垦殖的普遍特征；二是山地已成为峡区官方统计的种植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在明代的一些全国总志和地方志中还移录有前代“刀耕火种”的风俗，但这并不能一概视作明代的实况。
如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项下虽然移录了“旧志”中“刀耕火种，女不蚕织”的记述，但紧接着在下文“万县风俗”项下却记云：
“土地沃饶，冬无苦寒，多崇峦大谷，民力农桑。
”两者之间就有着明显的矛盾。
明代峡区各地方志的田亩统计数额中，几乎普遍合计田、地、山几类土地，其中的“山”，显然是山坡地。
如果还是刀耕火种为主，必然弃置无常，根本无法统计田亩数额。
这说明当时有许多山地已垦成熟田，不再普遍畬耕。
当然，也要看到，在深山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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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②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引旧府志。
④嘉靖《归州全志》卷下，明沈继美《新建召化堡记》。
⑤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⑥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如大昌、巴东的许多地区，刀耕火种在山地垦殖中仍旧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①
总的来看，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依旧很低。
恶劣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其情形如明代人所述：
“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田俱依山负壑而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
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名曰舍种。
故终岁勤劳，登场即告饥矣。
”②
明代末年到清代初期长期持续的战乱，严重阻碍了峡区农业的正常发展。
三峡地区在明清之际，遭受战乱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从明崇祯年间的十三家起义，到张献忠、李自成及其余部在此活动，最后在清康熙前期又有吴三桂叛乱。
由于迭遭兵燹，人丁“死亡略尽”，“全境成墟，田地尽为榛莽”③。
由于人口锐减，野兽肆虐，从明崇祯十五年到清顺治九年，短短十年之间，仅巴东一县就有上万人丧身虎口。
至于老虎步人村落街市，“触藩攫牛”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④。
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为此，官方不得不设法多方招徕居民，开垦土地。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在政策上给予便利。
如康熙十年时规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垦者，准其人籍。
”⑤三峡位于四川东部地区，当然适用于这一规定。
而隶属湖广的三峡东部地区，情况相同，朝廷也同样会鼓励移民。
然而，举国大乱之后，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比较稀疏，没有明显的人口压力；加之受农民起义的冲击，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迁移到环境条件较差的三峡地区。
如以巴东县为例，万历三十年时，在籍成丁为6575人，清初赋役全书完全按此编制当地赋役数额，而实际上康熙五年时实有成丁仅74名。
康熙六年，招抚人丁24名；九年，招抚人丁6名；十年，招抚人丁4名。
到康熙二十一年审核户籍时，仅仅增加人丁2名，统计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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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
②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田地》。
④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货币》引清初“旧志”。
⑤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人丁178名，比赋役全书上的数额，空缺达6397人之多，不仅令人感叹“招徕生众，尚难以岁月计也”①。
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政策上的倾斜，并增强有关措施。
康熙二十九年，鉴于四川“民少而荒地多”，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②；又规定“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针对三峡“僻处极边”，人口极度匮乏的特殊情况，康熙四十年，朝廷又特别“免其编审”③，为移民人峡提供了最大优惠。
同时，川陕总督鄂海还在当地设立“招徕馆”，专司招募客民开荒种山④。
后来清圣祖又下诏，凡赋役均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以后编审所增，统名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至雍正六年，朝廷又宣布：
“各省人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四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
……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
其奇零不成丘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⑤乾隆五年，又“以四川所属，地处边徼，山多田少，田赋向分上、中、下三等。
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与上地、中地不足一亩，以及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⑥。
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峡区的人口增长。
大致在乾隆中期前后，峡区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到嘉庆、道光之际，形成高潮⑦。
如据嘉庆元年官方统计，夔州府属奉节、巫山、万县、云阳诸县人口均在两万户以上，其中万县、云阳两县均达三万四千户上下；而雍正六年时整个夔州府也只有两万七千多户⑧。
又如大宁县明末旧有成丁4600多人，乾隆十一年约为2700丁，还没有恢复到明代的水平，道光七年就猛增为将近38000丁⑨。
除自然增长外，这些新增人口应大多是由外地迁入的。
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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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
②道光《夔州府志》卷八，《赋役志》。
③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④严如�郑骸�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⑤道光《夔州府志》卷九，《赋役志》。
⑥道光《夔州府志》卷九，《赋役志》。
⑦《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民国《云阳县志》卷一，《地里》。
⑧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⑨光绪《大宁县志》卷三，《食货・户口》。
�衷诘拦獬跄瓯嘀�的《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述说，当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①。
这些外来居民，往往“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
起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常常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
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
所至之处，仅以简易木棚庇身，因此被统称之为“棚民”②。
这些“棚民”，从迁入峡区耕种，到正式被编入户籍，显然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上面所列举的官方统计数字，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额。
道光初年，有人曾十分形象地描述峡区深山区内的人口增长状况说：
“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今则幅员千里；往时户口仅数千者，今则烟火数万家；各厅县边境距治所六七百里。
”③显而易见，从乾隆中期开始，到嘉道之际，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状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史上，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性的。
其重要意义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租佃土地容易，许多过去人迹罕至的所谓“老林”深山，也已“日渐开垦”④。
由于地广人稀，峡区“老林”内的土地，土著所耕种者仅占十分之一二，类皆招纳外省客民代其承纳课赋，而当地课赋徭粮，均极轻微，所以往往“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离县鸾远者，一纸执照之内，跨山逾岭，常数十里”⑤，不似外间按亩定租。
人们自然乐于到这里来开垦耕种土地。
二是梯田开始在峡区出现。
严如�帧度�省边防备览》谓四川东部许多地区，“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累而上，缘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
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⑥。
三峡地区所谓“楚粤侨居之人”甚多，当然也会带入这一耕作技术。
但梯田本身是人多地少的产物，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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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②《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③《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严如�帧独狭炙怠贰�
④《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卷一七，《艺文下》载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不得已的办法，三峡地区在清代中期还有大量老林荒地，因此绝对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大量修造梯田。
当时人陈明申游历夔州地区，仅在巫山县北的水塘坪一带，见到“沿途山沟两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①。
依据他的记述，这些梯田不仅分布范围有限，而且只局限于山坡底部，在三峡的农田垦殖中，显然只占有很轻的地位。
事实上终有清一代，直到民国时期，三峡地区的梯田都并未普及，大规模修造梯田，则是新建立以后的事。
尽管如此，梯田的出现，毕竟为峡区山地的深入开发，引入了至关重要的耕作技术，是三峡农业开发史上值得重视的事件。
三是玉米、甘薯、马铃薯这三种山地适应性较强的域外引进作物开始在峡区大面积种植，成为峡区山地旱作最主要的农作物品种。
关于这几种农作物的种植情况，下文还要详细叙述。
在此只想说明这些农作物的引入，与峡区移民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两大事件。
没有大量外来移民的涌人，就不可能在峡区迅速推广这些农作物；同时，若没有这几种山地适应性强、产量又高的新作物品种，大量移民也难以在山区生存。
同治、光绪以后，峡区的农业开发继续深入。
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因“户口日蕃”而“田入不足以给”的严重。
为此不得不开垦陡峻的山地，以至“岩罅均满炊烟，寻壑得水，则作梯田，隐石诛茅，以求席地”②。
同治年间，有人路过三峡，见到长江岸边的高山上往往是“荒草乱石，间以禾黍，虽下临千仞之溪，幸稍有坡陀，多种禾黍”③，几乎到了无土不耕的地步。
在便利、开发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万县，往昔虎豹熊罴藏纳的荒山，到同治年间也已“开垦几尽”，“凡深林幽莽，峻岭层岸，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出现了“土沃民稠，唯见烟蓑雨笠，牛羊寝处”的景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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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陈明申《夔行纪程》。
②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③孙毓汶：
《蜀游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
④同治《万县志》卷九，《地理志・田赋》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就总体而言，与发达地区相比，直到清代中后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程度仍然较低，还有许多宜农荒地。
就连开发较早的云阳县，直到光绪初年，还有许多未垦山地，“入山百里，尚富林薮，材木薪樵，不可胜用”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地区才出现土地开垦殆尽，“南北百里，弥望童山，无尺寸不耕之壤”的景象②。
在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甚至终有清一代，还一直存在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③。
至于外来客民初入深山，开垦荒地时更不能不首先采用放火烧荒的形式④。
可以想见，在远离交通要道的深山中，一定还有许多未经开垦的“老林”。
明清时期，峡区内仍然是山下河谷以水田为主、山上以旱作为主的垂直农业景观。
不过水田的面积在不断扩展。
另外，如前所述，山上的旱作也不再以��耕为主要形式。
明代峡区各县不同程度地都种有稻田⑤。
水稻品种丰富，就连“水田甚少”的巴东⑥，稻谷的品种也有将近十种之多⑦。
水稻的种植，与水利事业密切相关。
由有关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水稻播种面积的变化。
如道光《夔州府志》引旧志云，万县境内“水低田高，不能灌溉，虽有沟浍溪涧，雨行则涨，雨止则涸，乡民惟依山凿塘，以资灌溉”⑧。
显然，明代只是开挖池塘蓄水，还没有在河溪上筑堰引水灌溉；而清代后期万县境内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水堰就有十三四处，其中灌溉农田达千亩以上的就有五六处，甘宁坝东麓的芦管口堰灌溉农田更高达数千顷，境内又有源泉冬夏不竭的热水河，灌田甚至达数万顷⑨。
清代水田播种面积扩展的幅度，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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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②民国《云阳县志》卷一，《地里》。
③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职业》；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
④《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⑤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正德《夔州府志・土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
⑥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五，《艺文》。
⑦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
⑧道光《夔州府志》卷七，《水利》。
⑨同治《万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
农田水利技术进步，与湖广等农业水平较高地区移民的大量涌人密切相关。
一方面，外来人口迅猛增加所产生的人口压力，促使人们去开垦更多的水田；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移民都具有很高的耕作技术，包括充分利用水利灌溉。
在浚引河川溪谷的水流方面，除了筑堰，他们还带来了用筒车吸水的技术①，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当地的灌溉面积。
清代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除了在河谷内拓展之外，还向条件适宜的山坡推进。
清代在三峡地区出现的所谓“梯田”，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属于水田。
例如地处三峡腹地的大宁县野鹿窖，有“泉出山巅，周旋盘折，支流旁达。
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
源泉混混，地亦膏腴。
只勤耕耨，不忧歉丰”②。
只是由于水源限制，这样的梯田为数不多。
除了筑堰浚引河水灌溉之外，在山坡下较高地势上也开垦了许多稻田。
这些稻田，主要是利用池塘蓄水进行灌溉，相对于接近河溪的“低田”，被称之为“高田”。
在正常年景，高田大致还可以保证灌溉用水，但稍遇天旱，就无法正常灌溉，难免歉收。
所以高田的价格要比低田低很多③。
除了巴东、兴山等水利和耕种条件特别差的地区，一直到清代后期还只有极少一小部分水田种植稻谷，“稻米多仰给川中”之外④，三峡其他地区在清代中期以后，稻田面积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就连深处三峡腹地的大昌，在清代中期也已种有两千多亩稻田⑤。
当然，水田的发展，也很不平衡。
像万县的自然条件比峡内其他地区要好一些，“各处均有平坝”，所以水田垦种面积大，稻产量居峡区前茅。
另外，如大宁，条件也比较好，“水田膏沃，收稻谷石计当逾十万”。
其他地区则大多“寸趾皆山”，“绝少平原”，所以水田面积相对较少。
如清代中期时奉节水田仅一千多亩，巫山和云阳亦仅数十顷，稻米产量有限，仍旧不敷当地食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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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
②光绪《大宁县志》卷二，《地理志・水利》。
③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④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五，《艺文志》载清张轩鹏《巴东所辖地水田甚少》诗；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⑤《三省边防备览》卷八，《险要下》。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山地旱作粮食作物，明代到清前期还是以粟、麦、豆为主。
其中粟的品种至少有九个，与粟相类似的黍类至少也有六个品种。
麦类则除了小麦之外，还有大麦、荞麦（含甜荞和苦荞两种）、燕麦等。
豆类除了黄豆之外，也有将近十种①。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三峡地区的粮食作物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就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三种域外引进的新作物品种开始取代粟麦，成为峡区山地粮食作物最主要的成分。
对此，历史有明确的记载。
如光绪《奉节县志》记云：
“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
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
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
”③嘉、道间人严如��亦记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
粟利不及包谷。
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
……其利甚大，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小二麦之用相当。
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③玉米已普遍成为各地山地旱作的“正粮”④。
普通乡间百姓，则大多以玉米为常食，其次为甘薯和马铃薯⑤。
食用油料作物，明代峡区各地普遍种植芝麻，也有黑、白、八棱、四棱等许多品种⑥。
清代当然也继续种植，无需一一指述。
此外，油菜也是峡区的重要油料作物。
⑦
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几种山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大大加速了峡区山地开垦的步伐，但也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对此，清人已有清楚认识。
如云：
“陂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
初垦时土甚肥，年久为雨潦洗尽，遂成瘠壤，终岁所获无几。
”⑧由于峡区山地大多“石杂土中，无不可种之山”⑨，使得这种危害变得非常普遍，严重时则将引发泥石流。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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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巫山县志》巫山大昌物产。
按：
此《巫山县志》为中国院历史所藏传抄本，编纂时间不详，审其�热荩�应在清雍、乾之际。
②光绪《奉节县志》卷一五，《物产》。
③《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④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⑤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⑥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⑦明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清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
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⑨《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巫山县城背倚阳台山，由于“民间耕种开垦日繁，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甚至连城门都无法启闭①。
又如巫山县坪垅坝，田地肥美，本有暗河向外泄水，但从乾隆后期开始，由于“四山开垦，山土松滑，大雨时行土随水下洞”，堙塞泄水暗河，雨涝无法排泄，使良田化为巨浸，“人民流离转徙数十年”，造成了巨大危害②。
这一历史教训，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明清时期三峡地区水果种植业的重要变化是荔枝不再见于记载，已经在峡区彻底消失。
其他见于当地方志记载的水果品种很多，主要有桃、李、柿、枣、梅、橙、石榴、枇杷、橘、柚、梨、栗、柑、银杏、核桃、葡萄、樱桃、柰、无花果、木瓜、甘蔗等。
其比较突出的特产是柑、橙、橘，被《大明一统志》列为当地的特产③。
此外，夔州奉节出产的柚也颇负盛名，时人称居四川通省第一④；万县的柚品质亦与之相侔；归州出产的水果也是以橘柚为盛⑤。
由于峡区盛产柑橘类水果，在水陆要津万县还设有进行专门交易的“橘市⑥”。
这说明峡区出产的柑橘类水果，有一部分要向外输出。
西瓜是引人中国较晚的一种水果，自五代始人中国，三峡地区种植更晚。
直到明代中后期，三峡地区还很少种植西瓜，估计刚刚引种不久。
从现有记载来看，峡区引种西瓜，是从云阳和归州一带开始的⑦。
清代，西瓜种植的地域范围大幅度扩展。
除了云阳和归州之外，东湖、大宁、巫山等地也都有种植西瓜的记载，其中尤以峡区东部边缘的东湖种植为多，“近河沙田中多种之”；而在峡区腹地的大宁却只“偶有种者”，并且“结实不大”，说明其种植范围和数量仍待拓展⑧。
此外，甜瓜也从明中期开始在峡区内种植，但范围和数量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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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巫山县志》卷首，“形势说”。
②光绪《巫山县志》卷七，“水利”。
③《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卷七○，“夔州府”。
④道光《夔州府志》卷一四，《物产志》。
⑤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⑥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⑦嘉靖《归州志》卷一，《物产》；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⑧光绪《归州志》卷一，《土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物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巫山县志》（清雍、乾之际成书）巫山大昌物产。
见于记载的种植地点只有云阳①，至清代其种植面积稍有扩展，但也仅在东湖、大宁、巴东等地方志见有记载。
峡区所产甜瓜率多八楞，故又名“八轮金瓜”。
有意思的是东湖还直接从新疆引种了哈密瓜，乃“雍正间出兵西路者拾种”回乡所种。
虽然生长环境远不如新疆，但仍受到当地人赞誉，称其“味颇甘美”，说明品质尚佳②。
蔬菜，明清时见于记载的品种相当繁多，如青菜、白菜、韭菜、苋菜、甜菜、菠菜、生菜、黄瓜、冬瓜、南瓜、苦瓜、茄子、笋、芹菜、薤、葱、姜、蒜、萝卜、胡萝卜、芫荽、莴苣、葫芦、油菜、芥菜、扁豆、莲藕、蔓菁等等，几乎应有尽有。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峡区居民每餐不可或缺的辣椒，虽然明末就已传人中国，但传人峡区却很晚，直到光绪十一年成书的《大宁县志》上，才在蔬菜出产项下见到记载。
不过当时就有许多品种，如红青、金瓜、灯笼、七姊妹、满天星、扣子等③，说明其最初引入的时间还要稍微向前推溯。
另外，万县等地利用堰塘种藕较多，往往加工成藕粉，贩售远近各地。
④
明清时期三峡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种植茶树⑤。
个别地区种植较晚，如兴山，到咸丰年间才开始引种⑥。
其他地区茶的种植量也很不平衡。
如正德《夔州府志》记载，明代夔州各县都种有茶树，可是《大明一统志》把茶列为当地土产的却只有开县和建始两县⑦。
正德《夔州府志》记载本府茶课计54182斤，开县和建始两县合计就将近22000斤，几乎占了全府的一半；另外东乡县的茶课也高达3万斤。
除去这几个县之外，真正在本文所研究的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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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②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物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③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④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⑤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土产；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⑥光堵《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
⑦《大明一统志》卷七○，“荆州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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